中国人的日常意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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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借鉴
昂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 1901-1991），这位和20世纪一同降生的法国哲学思想大师，是举世公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祧之祖；其治学遍涉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城市学、语言学、生态学、身体理论、空间理论、大众文化等众多领域，是西方学界公认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巨擘”、“现代法国辩证法之父”，区域社会学（特别是城市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据R.谢尔兹，这位英语学术界里最好的列斐伏尔传记作者，发现列斐伏尔是从20世纪初的超现实主义那里掌握到日常生活（la vie quotidienne）、日常（le quotidien）这个核心概念的。对于日常生活概念在哲学中的重要性，列斐伏尔本人的见解是：
哲学家总是将日常生活拒之门外：“始终认为生活是非哲学的、平庸的、没有意思的，只有摆脱生活才能更好地思考。我的看法相反，努力将日常生活纳入到哲学对象中去，用一种非平庸的方法研究平庸，我的这种尝试的最初目的是希望从普通的、一般的事物中会突然出现特殊的、非同一般的事物，将哲学运用到实践、人体、游戏、赌博和人类的其他活动方面，从而改变陈旧过时的哲学研究方法”。

我们每个人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是我们肉体存在唯一真实的时间，是我们精神存在唯一感悟着的现实对象，但在传统哲学的视野中却遭到了数千年的轻视：从哲学家到老百姓，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对我们过着的日常生活充满了鄙视。尽管傻里傻气的人民群众平时滋滋不倦地生活着生活着，可有时候也会发一声哲学式的感叹：“真他妈没意思”，“这日子没法儿过”。海德格尔所谓的“烦”，咱老百姓太有感悟了，只不过不知道这词儿还被一个很大的哲学家垄断过。哲学家们对日常生活的鄙夷那就更是有理有据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两个世界”理论告诉我们：我们眼见的现实世界是不真实的，更加真实的是我们眼所不见的理念世界，现实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投影。愚以为：柏拉图的理念论在认识论方面的贡献是：借助感官我们只能经验到个别事物的表面现象，只有依靠人类创设的理念（理性认识形式之统称）才能把握到事物的普遍性和本质；在人生哲学方面的功绩在于：警示我们不要像动物那样对在世的生活充满本能的敬仰，在我们身受其恩的日常生活之外、之后、之上，还可能有一种更好更美更纯的生活。在下始终认为，尽管哲学家书读得多思想复杂（情感不一定丰富！）是不争的事实，但哲学家毕竟与老百姓生活在同一时空（至少肉体生命是如此），因此：哲学家能大彻大悟的道理，老百姓愚钝的知觉也能领略一二，要不然，无论怎样伟大的领袖都没法子唤起工农千百万不周山下红旗乱！中外历史上都曾出现过活得不耐烦的老百姓亡命造反的事儿，其实，所有的暴力革命都源于一个千百万芸芸众生与哲学家共通共识的哲学原理，在下姑且将其称作“终因论”。任何人都是半个、四分之一个或者万分之一个哲学家，寻求事物的终极原因几乎已成为每一个人的思维定势：德漠克利特认为“原子”是事物的终极原因；亚里士多德认为“形式因”是事物的终极原因；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事物的终极原因；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则认为事物的终因是“道”；具体到社会生活，从卢梭到马克思，都把人类数不胜数的罪恶归因于私有制。既然一果多因，那么消灭了那一个原因不就顺理成章地改变了所有的结果。到现在为止，中国报刊杂志上大谈特谈“体制改革”，仍然是“终因论”的再版。但是，历史跟大家开了个玩笑，革命并没有解决革命以前至革命之后仍旧存在的问题，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可我们的日子仍旧平庸乏味，可见：革命是一些没耐性的人对奇迹的向往，革命是对麻木不仁的神经系统的刹间震荡，革命是人民群众盛大的节日但革命之后人民群众仍是从前那般模样的人民群众，为什么？因为史诗般的血腥的革命并没有触动坚如蜗牛壳的日常生活！正如列斐伏尔所说：
革命被曾经认为是对天道和上帝的绝对真理的缺陷的补偿，但它却不能建立新的生活，国家被认为要衰亡，异化被认为要消退。但并非如此，工业化社会的历史正带着我们走向终极的烦冗。
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终极关怀”与哲学形而上学的理性假设、理性设计，都解决不了“第二天”的日常生活问题。列斐伏尔指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日常生活异化、经济政治思想的异化，一点不比资本主义国家少。这些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创造出一种他们自负地宣称的“新文明”、“新文化”、“新人”、“新道德”、“新生活”，也没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生产力。马克思主要揭露批判了那些强制的、对抗的、公开的异化统治形式，而列斐伏尔则着重对自发的、抽象的、阶段的异化支配形式进行了透视分析。可以说，马克思关心阶级压迫的大事情，而列斐伏尔则操心日常生活异化的小事情。大大小小的李自成洪秀全为什么无一例外地都在向往他们对之浴血奋战的剥削者压迫者的生活方式，可见：政权更迭制度改变仍然解决不了更深远的问题：怎样改造我们的日常生活，只有日常生活的革命才会让我们真正脱胎换骨！不过，列斐伏尔为我们设计的改造方案则不一定是最好的：在列斐伏尔看来，人的本质是人的日常生活节奏与自然节奏的和谐一致，列斐伏尔多少陶醉于个人的快乐巅峰和流连于天人合一式的真空妙有之中。鄙人以为，制度革命与日常生活革命应是一种互动互补的关系：经由革命所取得的制度革命成果为日常生活革命创造了客观的外在的可能性，但日常生活革命才能往纵深最终完成革命的理想，另外，列斐伏尔认为人的日常生活与自然节奏和谐一致只是改造方案中的一个方面，鄙人以为：社会中的任何革命最重要的仍然是人与人关系的变革。制度革命论代表卡尔·马克思只看到了客观的、外在的方面，而列斐伏尔则更注重微观的、内在的方面；列斐伏尔解决日常生活与哲学关系问题的方法是：
尝试建立日常生活的清单与分析，以便揭示日常生活的岐义性——它的基础性与丰富性，它的贫乏与丰饶，用这种非正统的方式可以焕发出作为日常生活内在组成部分的创造性。
要么选择为实现“宏图大业”而服务，要么我们支持日常生活的卑微的事业。
正如刘怀玉教授在其《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一著中对列斐伏尔的高度评价：“列斐伏尔的功劳正是开辟了一条日常生活向度的微观的社会批判道路。易言之，这个概念意味着列斐伏尔将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重心，从以生产方式为轴心的宏观历史发展理论转向日常生活微观视野中的人类历史发展序列，从以分析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这个社会基本矛盾为中心，转向技术——消费系统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为中心”。“列斐伏尔认为，我们之所以从日常生活出发，一是因为人们必须生活，或者说必得在日常生活中；第二，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接受日常生活，而必须以批判的观点来看待它”。列斐伏尔宣称：
今天日常生活扮演了（过去经济）的角色。它具有统治地位，它来自一个阶级的全面性策略（同时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需要进攻的便是这个局面。
列斐伏尔认为，正是由于日常生活已经成为现代性压迫最深重的领域，也是现代性无法解决的难题，所以日常生活倒成了总体性解决与解放现代性的革命策源地，现代性的希望在于从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中超脱出来的革命与艺术狂欢节。列斐伏尔认为人的解放之路是“日常生活艺术化”。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是非功过评价并非本文主旨，前言部分对列氏理论的介绍只是一种理论的借鉴，对“借鉴”一词笔者有两点意见需要声明：第一，我国学术界对西方人文理论仍旧停留在译介和阐释的阶段，而较少借鉴西方理论对中国现实进行批判分析，本文试图作一尝试；第二，本文的“借鉴”主要是选取列斐伏尔首创的“日常生活”之批判视域，并非让中国现实到列氏理论中去对号入座，而且在方法论上也不局限于列氏的方法（列氏的主要方法就是异化理论）。

一、大众意识形态：物质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百年的传播和推广，让这一学说已近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意识形态一词，大概连嗷嗷待哺的中学生也能知其皮毛。据各类哲学辞典、哲学教科书的解释，“意识形态”是指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阶级性，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代表先进阶级利益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代表反动阶级利益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着阻碍的作用。马克思本人讲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语录：“每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都是这个时代统治阶级的思想”。可见：社会意识又可划分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和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在阶级社会，也就是统治阶级的社会意识和被统治阶级的社会意识。
从柏拉图伊始，“二分法”的哲学方法论绵延千年，柏拉图将世界分为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马克思的系列二分事物有：物质、精神；存在、意识；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私有制、公有制；工人、资本家；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只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革命、改良……。正如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批评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后继者们已经把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生命力扼杀殆尽，让其变异成了一种结构整齐乏味少智的宗教理论，例如斯大林的哲学代表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适用于自然界的辩证唯物主义简单地照搬到社会历史领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脱胎于黑格尔，“对立统一”是其基本公式。对立统一的重心不在统一而在对立，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组对立的范畴，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相互依存的对立两极惟一的命运就是一极把另一极干掉！然而，历史开了个玩笑：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没有消灭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没有让无产阶级走向绝对贫困，而是让他们变成了享受福利的工人贵族，于是，马尔库塞在《单面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中指出：随着科技的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正在日益调和，无产阶级已经和政治制度“一体化”了，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同化了，不再是现存制度的对立面了，工人阶级不再是革命的主体；而能担当起这一历史任务的革命主力军是流浪汉、无专门知识者、少数民族和有色人种的被剥削者。历史向我们昭示：黑格尔式的辩证法不能简单运用于情况比自然界复杂不知多少辈的人类社会！而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更必须拒绝机械论二分法等简单的方法论！因为：如果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或者推而广之的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平民与官僚的对立还是两种肉体形式的对立，那么，无孔不入用兵如水莫之能胜的精神意识则具有无可比拟的渗透性和穿透力！如果说意识形态分为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那么：仅凭对暴力的垄断而维持官方的统治是无法持久的，因为精神事业的维系毕竟不能单单借助于强权，因此，全球性的官方策略都表现为：推行某种多少渗合着民间意识的意识形态，推至极端而论：官方意识形态的独立性还仅只是表面幻像，真正起作用的倒是大众意识形态这股巨大的潜流，因为：在同一时空之中的官僚与民众也并非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的居民，如果说官僚与民众的社会地位之不同可理解为一种物质性的差异，那他们在精神上的同一性则可能远远超过其差异性。毛主席语录为什么那么深得人心一打就中，因为老人家用最通俗的民间语言道出了千百万老百姓深埋心底想说说不出说也说不好的潜意识，“造反有理！”：革命本身就是革命最充足的理由，这比“替天行道”彻底了千百倍！怪不得这句所有革命口号中最革命的口号即能唤起工农千百万！当然，有时候官方意识形态也会像揭开魔瓶盖子那样再也无法支配自己呼唤出来的魔鬼：“先富起来”的口号速生了一大批靠违法犯罪以权谋私暴富的富人阶层，本届政府现在提出的意识形态总纲领“和谐社会”正在与先富阶层们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也算是对先富口号的反思与修正吧！先富口号为什么至今势不可挡所向披靡，因为这句口号深得人心！因为老子先富他人受穷更加契合人性！这就叫人有人不同花有两样红，一只脚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世界上找不到两瓣相同的树叶！千百年来，作为潜流的大众意识并不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应声虫。另外，官方出于维系统治，维护秩序，维持当下的不平等（均衡往往仰仗这种不平等）需要制作并推广一套意识形态，可是，就连统治阶级成员同样会觉得巨大的国家机器仍然是一个异己之物，那一套又一套枯燥乏味智力低下的意识形态连统治阶级成员也不爱听不相信，他们的真实的意识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愚以为：一个社会真正在起作用的并非浮在表面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是冰山之下的海水——大众意识形态。毛泽东的名言同理可证：“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大众意识形态不仅承载体占人口绝大多数，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已经把这一套意识形态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正如感悟哲学鼻祖、已故哲人万山红在其遗作《哲学笔记》中所言，他对攻击政党领袖没什么兴趣，因为如马克思所言有什么样的普鲁士臣民才有什么样的普鲁士政府。同理：穷途末路山穷水尽的官方意识形态已然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那么，对大众意识形态的分析、批判与重构，才是当代哲学的伟大使命。
大众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物质主义。
种子从天上落下，又在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再发芽。物质主义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情同此理。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但是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家，而且还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毛主席亲手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变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大课堂。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都能冲口而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下以为，唯物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深入人心大行其道决非偶然，那是因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就有“唯物”的基因。儒墨道法诸子百家学说的主流从古到今都是“经世致用”的求实恶虚精神，超凡脱俗作逍遥游者屈指可数，呕心沥血绞尽脑汁力争荣华富贵功名利禄者大有人在，因为：在我们民族精神的最深层一直盘蜛着“物质主义”世界观。鄙人以为，试图用考据式的方法不足以深入剖析物质主义，而用思辨哲学的分析反倒能够入木三分：

物质主义的本体论依据也就是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但物质主义一词并不用来指谓宇宙论意义上的唯物主义，换言之，物质主义是唯物主义在人们的人生观中的体现，之所以物质主义会成为日常意识批判的对象，因为它是几乎人人皆有的社会意识，它是大众意识自发形成、虽无完整理论体系，但其力量强大无比的意识形态。

在中国，“物质”概念的经典定义来自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用来下定义的概念是“客观实在”，客观实在的概念内涵则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也许诸君没有特别注意，从古到今的唯物主义虽其理论范畴属于哲学本体论，但从一开始就隐藏着一种价值评判：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实在的（也就是列宁所指谓的“客观实在”）东西是物质，如果说上帝、佛陀等等是一切唯心主义者尊奉的神，那么“物质”就是所有唯物主义者尊奉的“物神”。我们的感觉，推而广之，我们的一切精神力量在物神的面前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我们这些微如尘末的小物件在物神面前只能自惭形秽。唯物主义哲学原理告诉我们，只有首先承认了世界的物质性，然后才能认识世界，让物质性的世界为人类所利用。但是“物神崇拜”的价值评判从一开始就隐含着一个结论：尽管我们认识了自然界之后可以利用自然界来为我们的生活服务，但是我们的生活本身仍然还是大大小小物品的堆积物。换言之，我们运用精神去认识物质的目的并不是要升华我们的精神，而是为了制造出数量更多更合于物质生活目的性的各种各样的物质。难道人的理性，人的幸福之所在就是为了让物质世界发生形貌特征的改变，也就是战天斗地的改造客观世界？

物质是一切真实中最大的真实，也是我们惟一能够真切感受到的真实。正如雅斯贝斯在其《人生哲学》中所言“事实本身就是证明”，因此，物质还是最强大的逻辑证明。一个淡泊名利崇尚精神的思想斗士，其积累了数十年方始筑成的精神大厦完全可能被行贿者送来的一根金条于瞬间击得粉碎。所以，鄙人在此真诚地提醒诸位志士仁人，千万不要以为更不要对外宣称自己的革命精神已经坚如磐石，我们任何人在强大的物质而前都是脆弱的生物。为什么物质是最强大的逻辑证明，因为：我们唯一真实的感觉就是对物质的感觉，而感觉本身（作为精神范畴之一）却不知为何物；也就是说，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是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息尚存都在感觉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我们从出生到死亡就已经注定了作为物奴的宿命；历史上只有少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思想斗士（包括革命家）对物质进行了艰难的抵抗，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敢起来反抗物质。因为人也是物质嘛，物质反抗物质，荒谬。物质主义是一切主义中最真理的主义，因为物质主义是建立在最真实的感觉以及无坚不摧的“客观实在”之上。与物质相对应，试图与物质相对立，妄图反抗物质的东西是“精神”。哲学教科书告诉我们：“精神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宗教信仰者和唯心主义所讲的精神，是对意识的神化，唯物主义者常把精神当作和意识同一意义的概念来使用，认为它是物质的最高产物”。唯物主义在谈到精神范畴时有点儿犹抱琵琶半遮面：一方面，为了坚持一元论立场，将精神界定为物质的最高产物，但这个“产物”本身为何物并未加以界定，或者说，这个“产物”本身究竟是精神还是物质不得而知。经典唯物主义显然不愿意将精神等同于物质，于是便拿“庸俗唯物主义”开涮，兄弟相残，以示清白：“（庸俗唯物主义）主张无神论并肯定物质是唯一的实在。但否认意识的特殊性，把思维过程简单归结为生理的过程，认为大脑产生思想，‘正象肝脏制造胆汁一样’，‘没有磷就没有思想’，等等。抹煞思想与物质的区别，取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参见《辞海》哲学分册第52-第53页）。可见，庸俗唯物主义是唯物得过了头，而且：由于把思想本身等同于物（最彻底的唯物！），还因此而冒犯天条：取消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经典唯物主义的逻辑是：只有承认思想不是物质，才能坚持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只有承认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才是正统的、经典的、真正的唯物主义。说实话，这样的强盗逻辑连强盗都不好意思把玩。说来说去，精神尽管不同于物质，但终究为何物仍不得而知。可见：这模糊的、无奈的、不确定的精神在明晰的、强大的、确凿无疑的物质面前是多么地渺小脆弱苍白。由此可见：物质主义是建立在坚实的本体论基础之上，或者说，其实物质主义才是最彻底的唯物主义。


经典唯物主义既然承认思想不同于物质，也同样会承认主体与客体的区别。但是，“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只有在认识论范围内才有绝对意义。并指出：客体是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的，但是同客体相对的主体，并不是消极地适应客观世界，而是通过实践地能动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参见《辞海》哲学分册第57页），提请注意的是：经典唯物主义郑重声明只有在认识论范围内才有绝对意义，这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在本体论范围内人仍是物质世界一部分，最多也就是物质世界发展到高级阶段上的产物。通俗地说，人无论有多么精致的精神，到底仍是一物。本体论解决的问题是“存在什么”，认识论解决的是“看见什么”，但是，作为大众意识形态的物质主义则认为：既使在认识论领域，主体与客体之间也不存在什么绝对的对立，所谓主体实践地能动地认识和改造世界从根本上说仍然只是人这种物（会使用工具运用语言的高级动物）的运动；而人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所要达到的目的仍然还是物质性的，例如，人们制造空调的合目的性仍然只是为了皮肤及机体的舒适感，而人对人造凉爽的舒适感也不是什么阳春白雪式的主体或精神，也就是高级动物的一种自感舒适的机体反应罢了。换言之，在物质主义看来，人除了追求物质的生活，除了在物质中感觉到生命的存在，没有任何其他内容，或者说，人这种主体诞生于世的唯一使命就是在不同时间空间中感觉到物质的客观实在性：我早先岂不知我的青春已经逝去了？但以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坠的蝴蝶，暗中的花，猫头鹰的不祥之言，杜鹃的啼血，笑的渺茫，爱的翔舞。……（鲁迅《野草》之<希望>）。


德国哲学家鲁道夫·奥伊肯在其《新人生哲学要义》中有关自然主义的论述可以视为是对物质主义的绝妙注解：“自然被转化为这个世界的最终理论学说就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形上学。从前与自然相比较而认为属于独立领域的人类和精神世界，如今则显现为自然界的延续，即某种完全适合大自然概念的东西。……凡是能让我们感受到精神性的东西，只有借用自然力量赢得血肉，才能完全成为现实。如此理解的生活空空无也，只好从其密不可分的环境关系中吸取一切。思想也未引发新的概念；所有的观念只是感性印象的更为确定的缩写而已。任何努力都无法实现纯然的精神价值观念；所有幸福的本质均是感性愉悦，不管它在某些情况下是多么的完善或精致。”鄙人以为，从古到今贯穿在大众意识形态之中的精神内核一直都是物质主义，而自然主义不过是物质主义的理论化体系化而已。为什么自古以来的思想流派（包括经典唯物主义）都会对物质主义摆出一付愤愤然不共戴天的模样？因为宏扬不知其为何物的精神价值从来都只是少数精神贵族吃饱了饭没事干的时候干的事，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芸芸众生一直身体力行的就只是物质主义，就连精神贵族在大部分时间里也是在被物质主义支配控制；精神对物质一直在进行无力的抵抗，而其主要的抵抗形式就是口诛笔伐。结果呢？一切宏扬精神的主义都在萎缩而物质主义却是分分秒秒都在变得强大。上帝死了，物神犹在，与天地共存与宇宙同岁。


物质的基本属性有广延，形状，质量，温度，软硬，颜色，气味……等等，物与物的不同，正是这些属性的组合方式不一样。在下窃以为，从古到今的愤世嫉俗的思想家们在批判人类不平等现状时都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与人之间身份地位的不同最确切地体现在不同主体占有使用的生活物品的相异之上：富人吃大鱼大肉，穷人咽糙米烂菜；当官的穿绫罗绸缎，当兵的裹布衣褴衫，老板住高楼大厦，建筑工人蜷缩在冬寒夏炎的工棚……现而今，不要钱的福利待遇只有两样：一样是鼻孔里吸进来的空气，另一样是悬挂在大街小巷的小木箱里随意摘取的避孕套。我们得承认：物质的属性不同，给我们的肌体造成的感觉确实不同，真所谓“一分钱一分货”“好的坏不了，坏的好不了”。所谓美好的生活也就是我们支配控制的物品具有更令我们感到舒适满意的属性与特征。问题不在这里，如果是主体对物品的追求是为了满足主体的需要，这还没有本末倒置，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对更佳物品的追求并不是（或并不主要是）为了追求更舒适的生活，而是追求用更多更好的物品来构建，来证明我们的社会地位；人的地位和尊严须由物品来加以证明。为什么你会惨遭白眼，因为你胯下骑的是自行车而不是宝马轿车；人的地位、价值、尊严是一个可由物品属性，当然也可由货币来计量换算的“单位”。也不是别人有意刁难心存恶意，因为精神是无形之物不可捉摸，况且尊崇精神的人本身就得有较大的精神力量，咱老百姓没那些精神贵族的德性，咱只会大睁一双势利眼去看眼前的人和事。确实，人应当占有使用何种档次的生活品才能达到舒适满意真是不好度量，可以这么说：凡超出我们基本满意的生活资料之外的物品都具有“精神追求”的印记，我们是在用更多更好的物品来构建来证明来炫耀我们的“社会地位”。据科学资料显示：昆虫只有六分之一时间觅食，其余六分之五的时间是在大自然里嬉戏；因为昆虫千万年以来从来没有提高过消费标准（物品种类属性数量的改变），于是它们一直过着有闲阶级的生活。可人呢？都快被自己吃不了穿不了用不了的物品压得窒息了，为了把这些多多益善的物品从超市搬回家来累得快要死了，搬回来连看一眼的力气都没了只想倒头就睡！人啊！最忙碌最愚蠢的蚂蚁！

鄙人在前已经论述，物质主义的本体论依据是唯物主义，或者说唯物主义是物质主义的哲学代言人，是精致化的物质主义。但二者之间还是存在差别的：物质主义只是大众意识形态并非精英文化，类似经典唯物主义喋喋不休了近百年的世界观宇宙观非其所乐道，物质主义的视域不超出地球，具体到每一个体则不超过其所思所及的范围；就连自己的本体论老祖，物质主义都会嗤之以鼻“太迂腐”，就像大侦探福尔摩斯对华生说，他只关心谁是凶犯，至于地球围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一点儿也不要紧。
毫无疑问：历史的正当目的自当包括让人们过上越来越好的物质生活，如果仅只从人的肌体内脏对物品的感受性而言“物质”没有原罪，问题在于：物质主义导致了本末倒置的不可逆转的强大无比的恶果：在每一个时代，大众精细的感觉对各类物品进行了精确的甄别挑拣归类最后划分等级，与此相应，本属人类精神价值的各类符号一一配备给一件件物品，林肯宝马奔驰……直到自行车和人腿：最高贵亚高贵次高贵……可耻可鄙直至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我们的人格尊严已经不是由我们的品行来度量，而是由我们占有使用的物品档次来判断，于是，身穿名牌西装的人就是道德君子，住在高尚住宅里的老爷被称为高尚人士，物质主义把精神价值彻彻底底地物化了。物质不复是为我所用为我役使的生活用品，物质已经成为我的灵魂我的人格我的人生的全部意义，用什么来证明我的存在证明我的尊严，就用这些具有三维空间的大大小小的物品来证明，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完成如此直截了当一目了然不证自明的证明，除了物质还是物质！贝克莱说世界是感觉的复合，我的感觉与我的感觉同理可证息息相通，我的感觉所由构成的物质数量越多档次越高，别人对我的感觉就越是高人一等。至于精神么，什么玩意儿？我们只有对物的感觉和对物的追求，其余的一切都只是幻觉幻影自欺欺人的痴人说梦。

二、权力意志现代版：金钱拜物教
“权力意志”为德国哲学家尼采首创。尼采把论证社会的“强者”的权力意志当作他的哲学的根本目标，以致把整个世界都看作权力意志的体现，把他的整个哲学理论叫做“权力意志论”。
尼采说：“生物所追求的首先是释放自己的力量——生命本身就是权力意志”。换言之，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攫取权力，权力是生命意志的最高目标，最高价值和最高体现，是一切存在的基原和动力。
尼采说：“权力意志分化为追求食物的意志，追求财产的意志，追求工具的意志，追求奴仆（听命者）和主子的意志：这是以肉体为例”。“精神的功能就是陶铸的意志，同化的意志等等”。
在尼采眼中，不仅具有心理意识活动的人的本质是权力意志，一切自然物和自然过程的本质也都是权力意志。例如他认为物理学中所讲的引力和斥力的对立，其实就是不同的权力意志的争夺。自然科学家们认为物质由最小的粒子即原子构成，尼采则认为物质是由权力意志构成。每一个原子无非就是一定的权力意志。有机体吸取营养就是它们作为权力意志去“占有”、“吞噬”、“征服”环境。生命过程就是有机体发挥其权力意志去剥削外界环境，驱使环境为其服务的过程。
尼采哲学脱胎于叔本华的唯意志论，但他给叔本华的那种无目的的、无意义的单纯的生命意志以一定的目的和意义。这个目的就是渴望统治、渴望权力。在下以为，尼采学说之所以会经久不衰风靡全球，是因为尼采用最直白的语言道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这要比存在主义哲学那种对自我意识的抽象琐屑的分析更为大众喜闻乐见。然而，一旦人们试图从人生哲学的深层意蕴去解读尼采哲学，却又必须用思辨哲学的方法来对自我意识作出阐释和界说，因为：权力意志并不单纯就是一种物理学意义上的“力”，更是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意念和理论。在下试以二十一世纪初一个中国凡夫俗子的粗鄙感悟，超越时空与疯狂先哲作一意会；愚以为：任何冠以“普遍”“一般”“共性”的精致理论从终极意义上无非是言语者个体对事对人的感悟，倒过来说，在任何殊相之中同样也可以折射出共相，在下不幸成为苦难中国人之普通一分子，其思其情其感，也跟大多数中国人八九不离十，尽管咱的科学文化知识比一般中国人还是多了那么一点点。

尼采宣称原子是由权力意志构成的，生物汲取营养也是权力意志的体现只能算是一种“泛意志论”的夸张描绘；但有一点是可取的：权力意志的基石概念是“力量”：作用力，反作用力；引力、斥力；压迫力；反抗力；……，观察世间事物亦不难发现，力量强大的东西就是强者，力量微弱的东西便是弱者；老虎除了牙齿锋利，再有就是力气大于绵羊，而狮虎又都不敢去招惹体重数千斤的愚笨的大象；我们称谓成人是“大人”，小孩是“小人”，除了意指年龄，另一含义就是体积规模与重量，而这些体征又与力量恰成正比。于是，正如蝼蚁偷生苛活，每一个孩童都是从对“大人”的体高力大的恐惧中走过童年，而大人体现其权威的最有力的方式就是对小人进行肉体上的打击。相映成趣的是：大人与小人每天正以反方向发展，小人一天天茁壮，大人一天天萎缩，直到二十岁比五十岁时，力量对比便倒置过来，现在是五十岁的老小孩日日夜夜对穷兵黩武的壮小子感到恐惧万分了。力量是权力最原始的基础，一切权力的终极精要都是力量。

权力本身就取决于意志的有无。所以尼采所谓原子有权力意志，生物有权力意志是一种十分牵强附会之说。因为没有意志，不论是无机物或有机物所迸发出的“力”都只能是盲目的自然力，而权力则是一人的意志借助于外力（最原始的外力就是意念者自己身体发出的力）对另一人意志的强迫；老子将你打翻在地最重要的并不是体力的胜利而是精神的胜利，狼吃羊是生态平衡的自然秩序，人吃人那就是权力的行使，因为人在吃人之前的意念就是以人果腹的残酷设计。当然，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是精神对精神的蒙骗，是没有得以实现的单纯的精神胜利，而没有外化，物化，对象化的精神胜利都只是一种单纯的精神活动，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革命家政治家和暴徒瞧不起哲学家文学家和书生的原故；为什么只有实践了的精神胜利只有将精神烙在弱者身上的胜利才是胜利？因为：任何无精神半意识（动物，如虎豹）的物体其凭借盲目之力取得的胜利都是有限的、转瞬即逝的，唯有精神对精神的胜利才是无限的，永恒永生的？因为被我的意志强迫的意志本来就是无限的。另外，精神胜利比非精神胜利更加彻底，只有征服了对方的精神才能获得百分之一百而且是一劳永逸的屈从顺从服从，只有奴役了对方的灵魂才能得到发自内心理由充足的被剥削被压迫被玩弄被操！权力本身就是意志的外化，而尼采所谓的“权力意志”不过是在形容权力内在意志的不可逆转无一例外愈演愈烈的冲动！

初民时代，权力意志表现为人的力量对物的占有；在社会组织形态简单低下的原始社会，权力意志主要凭借的是以力服人。狩猎者中的优秀者不但凭借体力与技巧射杀野兽，同时也凭其英武确立其在社会中的尊崇地位。这种原始占有还直接与人的自然力有关；随着生产分配交换等经济需要，分工的出现，社会逐渐形成了金字塔形的等级体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述“在过去各个历史时代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领主和农奴，封建主和陪臣，贵族和平民，行会师傅和帮工，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的内部又有各种不同的等第”。在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历史阶段上，由于社会生活资料相对匮乏，等级制和世袭制即成为对生活资料分配的制度保障，当然，一切等级制都是为了维护不平等的分配，于是，在这些历史阶段上，贵族的身份便成为权力的象征；那时候，只要取得了至尊的身份，便拥有了相应的权力。肉饼只有巴掌大，谁是老大谁就分得多。这一现象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普适的标志，越是看重身份的社会，其生产力就越是低下，也可以说，身份——而且是世袭的身份，相当于原始初民身体力量的变形；所以，我国的哲学教科书批判尼采的“权力意志”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那只是对尼采“权力意志”的误解，因为：纵观历史不难看出，赤裸裸的权力意志正是暴露在奴隶制和封建制，这些时代之所以会充满杀戳与血腥，正是因为必须去夺取一劳永逸的身份——权力，皇权和战乱成为必然，因为皇权是千秋万代的权力，而战乱却可以产生许多以前没有世袭身份的新贵。伟大导师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可以理解为：经济越是不发达的社会中，政治的经济性也就越是突出，做买卖要做大买卖，夺取全国政权就是最大的买卖。三皇五帝一直强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几乎没有一个人想要在有限国土上创造经济腾飞的奇迹，因为：“国民总产值”的增加——这个新鲜词儿咱不知道，咱只想肉饼份额分得越多越好。

但是，到了现当代，权力意志逐渐变形成金钱拜物教。
如笔者前述：物质主义源于宇宙机理，根在人身人性，可以这么说：就连人的权力意志的发展变化也都体现了物对人的绝对控制。在生产力较为低下的社会配置了保障稳定分配制度的等级制，那么，如果人们改造自然的生产能力迅猛发展是否将会改变社会，改造人性？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印证了一条真理：“不是人控制物，而是物控制人，因为人从根本上讲仍是一物，而且是渺小之物，脆弱之物，易变之物”。对于资本主义，绝大多数理论著述都是对资本主义扭曲人性的负面评价，因为所有的理想主义者都在采取一种迂腐的方式坚守人格，也似乎从科学研究者变成了人格尊严的守护神；然鄙人以为，只要理解了人与自然的物物相通，即能理解资本主义促成的历史进步。对物的开发利用也许是人性中最大的需要，这种需要在资本主义时代获得空前的外化，相当于一个人憋了很久的气终于能够扬眉吐气；应该说，对资本主义的反人性本质深恶痛绝的马克思也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由物及人的进步因素，马克思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只不过，伟大导师是从凝固在商品中的必要劳动时间相等则具有交换价值——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理解“平等”，如果用哲学的眼光来看，商品经济发达必然促成平等是因为：物质极大丰富让人们体验到了更加美好的生活，于是对物质的占有用以确立人们的社会地位。奴隶制封建制时代那种不以物的占有为理由的世袭等级制被强大的以物为由摧毁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权力原则是：谁能凭体力和身份占有更多的物，谁就是强者。资本主义的权力原则却是：谁能生产出更多的物谁就是强者。显见：资本主义建构的不平等是以生产总量的增加为动力的。因此，资本主义的胜利和封建主义的灭亡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既然势不可挡的是物的生产，无疑地，物的生产也会导致一系列贬损人性的负面效应：刚开始是商品拜物教，接下来便是货币拜物教。马克思在分析商品拜物教时指出：“商品形式和它借以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89-90页）。马克思又说：“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同上引）。可见，对商品的拜物教尚且可以理解，因为，正如原始拜物教以为石头树木弓箭是有灵性的，并赋以神秘的、超自然的性质，马克思说商品的物与物的关系是虚幻的形式，更为真实的是存在于商品中的社会劳动，鄙人以为，无论拜物教所膜拜的是石头中的神还是商品中的社会劳动，石头和商品毕竟还是本身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这种形式的拜物还没有达到空前的虚幻。“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作商品来保持以来，求金欲就产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增大了”（参见《资本论》第一卷第154页）：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吓！你们这些天神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
嘿，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把健汉头颅底下的垫枕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诅咒的人得福，使盖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
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
“因为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成的，所以，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转化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消灭了”（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55页）。
“但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55页）。

资本主义创造了拜物教的奇迹：不同于原始崇拜的多神教，金钱拜物教是一神教；不同于中世纪的一神教是对天上之神的崇拜，资本主义崇拜的却是人间之神。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人们像现在这样把自己全部的热情投射于某一物，因为，金钱，尤其是本身唯一的使用价值只配用来作冥钞的纸币，已经不复是普通的商品；不同于原始拜物教毕竟是对物的崇拜，现在，人们对金钱的崇拜已经转化为对符号的崇拜，金钱已经成为权力的符号。现当代的权力意志已经转化成为了金钱拜物教。

正如马克思所说“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消灭了”，应当说，金钱作为权力符号是文明的一大进步。过去那种胎生的贵族被消灭了，人们的生活地位从此处在变化不居朝不保夕忽而富忽而穷此时贵彼时贱的状况之中，正是这种变化不居标志着社会的平等；不名一文的乞丐可能因为垃圾堆里拾到一包钞票而暴富，只在一夜之间，从头到足直到灵魂都会焕然一新；而昨日还是千万富翁的光荣企业家却可能法院一纸查封令而成为不名一文的穷光蛋；巴尔扎克小说《欧也妮·葛朗苔》中的老葛朗苔囤积金子而连一根蜡烛都要节省，世人遣责他是吝啬鬼，殊不知，葛朗苔才是深深领悟了时代精神：一块闪光的金子就是一份沉甸甸的权力呀，挣来的钱不用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只要别人知道你有钱就足矣，因为金钱是一种可以随时随地兑现的权力；广东人尊称任何男人叫“老板”，什么是老板？付款人就是老板。而所有的付款行为都是权力的表现，因为你有魄力从口袋里掏出大把大把的权力符号——金钱。

也许，中国历史这一阶段，人们的金钱崇物教的疯狂心理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计划经济体系下，参加革命工作也就将一生托付给了国家；生老病死生养死葬国家全包，那时候衣食住行虽说清贫，可大家伙儿的普遍贫穷让咱没啥怨言：人生在世安全第一，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能体会到啥叫不操心地穷并快乐着，可现在而今眼目下，啥都没保障了；尤其是房改政策，咱工薪阶层辛辛苦苦一辈子就只为供一套房，等到光荣获取完整产权，咱也该进火葬场了。咱老百姓能不爱钱敢不爱钱吗？只有那些多少有俩钱的人才会讨论有钱是不是万能，还有啥金钱腐蚀灵魂，咱又拿什么来腐蚀咱的灵魂？再说了，咱都这样儿了，这样的人还有灵魂么？咱都穷成这样了，金钱只在梦中见，只做一场金钱梦也有错么？金钱崇物教咱可没资格去入教，只有那些贪官污吏黑心老板才有资格呢。


要我说呢，我也不是十分热衷于金钱拜物教。我在当官之前是大学老师的干活，那时候，两口子工资加起来才只两千多，一家三口，日子虽然清苦点儿，紧巴点儿，可我那时候居然还有几分清高呢，也许清高清高，只有清贫才能高尚吧；怪不得革命先烈方志敏要大写《清贫》。大学嘛，也算是小小一方净土吧，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与社会绝缘，眼不见为净，还能独善其身呢。可就在前年，也不知道交了什么狗屎运，组织部突然召我谈话，任命我为分管文教的副市长，那天我差点儿就像范进中举那样乐得昏过去，醒来后才知道，像我这样的副教授、无党派，少数民族（回族）的人选在全市就只一个。我们的党要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政治民主、民族政策，我一个人正好做到了三位一体。本来我想，做几年清官又回来教书，可这做官没有回头箭，你要不贪么，全市干部不答应。我的前任也是一位教授，迂腐透顶，全市干部觉得那家伙假模假式地碍事，大家便说他得了神经病，因为他连人民币都不认识嘛，这年头，不识人民币的人不是疯子才怪哪。结果呢，这家伙在广大干群的舆论压力下还他妈真疯了。当然，我后来的变贪也不只是为了在清醒干群中站稳脚根，我是被官场的世态炎凉吓坏了。好多当官的头天刚离任，第二天就没车坐了。有个局长连一张一年才只花几十元的日报也订不到了，当官的本事就只是当官，离任，连个守门老头都不如。再说了，虽说我在大学评了个副高，可在副市长位子上干上一届，学业荒疏，再要折回来奔正高就难了；现在行政干部低龄化，严格实行离休制度，超出一天都不行，是啊，副市长这个位子有多少人盯得眼红哪；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有钱不拿追悔莫及。慢慢我就琢磨出哲理来了：行政职务是暂时的，可这金钱代表的权力才是永恒的；离位之前捞上几千万，也不枉当过人民的父母官。从第一次接过建筑承包商二十万开始，我便踏上了索贿受贿的漫漫征途，越贪越爱贪越贪越敢贪了，反正，老百姓犯罪枪毙，贪官污吏死缓；留得性命在不怕没福享！要说我崇拜金钱还真有点自己的体会：这年月，你可以粗茶淡饭假扮清高，可你兜里不能没钱，只要没钱，你就会遭到全国人民的白眼。要我说呢，还是老板好，当什么官呀，当官不也为了捞钱么，还不如老板直接搞钱。再说了，老板可以当一辈子，当官只能当那么一阵子。


世人都说老板好，老板心里最明了。现在而今眼目下当个老板可真难哪，农民可在大自然里拔几把青草当菜嚼，工人伸着两只手向你要饭吃，当官的有权把权变成钱，可咱这当老板的就只有一分一厘地自己挣。物价飞涨，成本猛升，可产品的价格你不能涨。难哪！再说了，咱披着老板的皮背着有钱人的名，几十顶大盖帽都来对咱杀富济贫。要撑起这老板的派头真正是打肿脸充胖子赶鸭子上架。咱吃的穿的用的送的都得朝咱自家腰包里掏，连一分钱的便宜也占不了。咱的人格就得靠钱给撑着，要是没了钱，咱立即原形毕露：也就街边一小混混，社会大学毕业，监狱里学会了真善美。听人说这世上有基督教天主教佛教道教还有一个啥金钱拜物教，咱就加入金钱拜物教；什么耶酥基督释迦牟尼孔子老子，统统都他妈穷光蛋，要我崇拜啥，我就崇拜钱，谁是老大？钱才是老大。不过你得替咱打听打听，参加这个劳什子金钱拜物教需交多少规费，教里开不开设点石成金之类的课程，虽说咱迷信，可咱也得核算核算，咱虽说组织上还没入教，可咱在思想上早就入教了，谁不想加入金钱拜物教？就连婊子都想加入金钱拜物教。


一切向钱看，似已成为本时代的最强音。然鄙人以为：发展生产力与一切向钱看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发展生产力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但一切向钱看却是一个伦理学、哲学概念。经济高度发达并不意味着灵魂受金钱腐蚀，但在经济不那么发达的社区，却可见遍地都是金钱拜物教的狂热信徒。贮藏一定数量的货币作为一份最可靠的人生保险，没什么不好，有了钱穿名牌吃海鲜也没什么不对，但这人一旦加入了金钱拜物教可就糟了；什么是拜物教？崇拜虚幻之物就是拜物教，钱嘛，纸嘛，无论怎样地一般等价，其性质仍是纸张，而且是那种擦屁股太硬太滑的纸张，把纸张尊奉为上帝尊奉为神，这不太滑稽了么？可见，金钱拜物教是最愚蠢的宗教：崇拜石头糊涂，但石头还可砌墙；崇拜商品糊涂，商品毕竟也有使用价值；可这金钱拜物顶礼膜拜的偶像可真是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纸张呀。在下心知肚明，在下对金钱的恶毒咒骂和辛辣讽刺一点儿用都没有，金钱拜物教的信徒越来越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而且连一分钱的规费都不收呢；这教，真他妈邪了，一不留神就入了。我在这里攻讦金钱拜物教，没准儿咱的教龄已经有好几十年了。

三、生活意义的零向度：混沌人生观
法国哲学家格雷马斯在《论意义》一著中指出：“要谈论意义并谈出点有意义的东西来简直比登天还难。谈论意义唯一合适的方式就是建构一种不表达任何意义的语言：只有这样我们才拥有一段客观化距离，可以用不带意义的话语来谈论有意义的话语”。格雷马斯又说：

再一次打开字典，查找单词“意义”（sens）的意义，我们见到了一组例句：放在“生命的意义”或“历史的意义”等说法旁边的是“禁止通行的方向”。Sens不单指单词想表达之义，它还是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在哲学家的语言里，它还指一个意向或一个目标。翻译成语言学家的话说，sens是定向的现实化进程，像所有符号学进程一样，该进程既是潜在或实现了的系统或程序的先设，同时也把它们作为自己的先设。

人的生活是一种实然状态，在必须承认人生而平等的前提下，人的实存也就是他存在的理由。这意味着：无论何种样态的人生本身就已具备其存在的理由。而且，人作为自为的存在，其生活样态的确立是经由其有意识的选择，而对不同的选择任何人又都没有评判的权利。更充分的论据是：一个人的生活选择之对与错取决于他自己的感受，做善人或当凶犯并无区分标准，如果杀人对某位好汉来说充满乐趣，那么，这也是他的“有意义”的人生，有意义的生活。由此可见，生活本身具有某种不可评判性，意义似乎是不可追寻的神秘之物，又如赵汀阳先生在其《论可能生活》中说：“我们不可能提问生活是否有意义；假如一个人愿意生活，那么他就已经肯定了生活是有意义的。去问生活是否有意义，这是典型的荒谬问题”。赵先生的意思是：只要没自杀，活着，生活就是有意义的。而赵先生提出的“新目的论伦理学”其精要则是：
（1）生活的意义必定在于生活本身，生活具有自成目的性，因为生活是绝对直接的事实。不可能有高于生活的目的，因为不可能通过生活去超越生活；
（2）生活的意义在于创造性去生活并且创造可能生活。如果一种可能生活满足自成目的性的标准，那么它必定是生活意义的一种显示的方式；
（3）幸福不是来自某种行为的结果或动机，而是来自具有自成目的性的行为本身。幸福生活与有意义生活是同一的；
（4）在伦理学中，ought to be 或to be 如果被当成是分析框架，就不能够解释幸福的生活意义，而且诸如正义和权利等问题如果不以幸福或生活意义问题为前提，则是无意义的，甚至不存在。所以，伦理学的根本观念只能在一种由存在论所引出的目的论形式中来表述，即 to be meant to be 的形式；
（5）伦理学不是去劝告人们应该怎样行为，而是揭示人们本来能够拥有哪些美好的可能生活。或者说，伦理学所必须做的事情是发现关于幸福生活的真理，而不是推荐给人们某种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无论是宗教还是规范体系，都是反道德的。

所有凌驾于生活之上有关生活意义的命令都是一种虚幻的意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为也在生活着，我们就因此而丧失了评判生活样态的权利，或者说社会根本就不存在对生活加以评判的需要。幸福并不来自结果或动机而只来自行为本身？赵先生忽略了：行为本身之所以会自感幸福，正是因为我们在行动之前预设了结果，我们在行动时期待着结果，我们在有效率地行动之后体会到获得预想中的结果所带来的成功的喜悦；如果有人对我说我做什么事情百分之百没有结果，那我做的时候还可能有幸福么。这种西西弗斯不问结果推巨石的坚韧精神糊涂勇气恐怕只有极少数人才能拥有。而赵先生所谓“伦理学不是去劝告人们应该怎样行为，而是揭示人们本来能拥有哪些美好的可能生活”有没有道理呢？排除了赵先生所斥责的意识形态对生活的强行干预，就一般语义而论，赵先生的观点仍是值得商榷的，因为：（1）试图评判哪些生活是“美好”的，本身就有一个哪些生活是不是值得过，是否应该选择这种生活来过的价值问题，而这，正好是在劝告人们应该怎样行为；（2）“美好”的生活如果完全取决于个体的感受性，那我们对哪些生活美好哪些生活不美好同样是无法评判的，由此可见：对感受性的价值评判仍是伦理学的任务，因为：有许多人对其自感幸福的声明是有欺骗性的，而有一些人则是缺乏充分证据的。愚以为：人的感觉是天底下最真实的东西，但人对感觉的表述则可能是虚假或虚幻的。另外，人与动物相比的进化特征在于：人能够有意识地控制和调适自己的感觉，经过对感觉的调整后人能获致更有舒适感幸福感的感觉，可见：感觉并非是一个放任自流的不可改变的既定事实，只要我们体会到了另一种感觉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幸福感，我们就会明智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可见：赵先生所声言的“创造性”生活本身也有一个创造什么才能最大限度自感幸福的问题。显见：感觉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事实，还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事实。例如：贫穷不仅是消费水平低所造成的不舒适的感觉，还是一个其消费水平被大众所贬斥造成的自我否定的感觉。一旦富裕起来，生物学意义上的感觉和社会学意义上的感觉就都同时改变了。赵先生对高高在上向生活发布命令的传统伦理学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伦理学的任务应该是揭示人们本来能够拥有哪些美好的可能生活；需要指出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是美好的是可以评判的，或者说，伦理学的任务应当在对人们描述分析了各种各样的生活样态后再向人们提出建议，而不是从某种既定的意识形态出发来对生活发布命令。
鄙人认为，虽然人们的生活是一个实然状态，但并非一个既定的实然状态；通过对目的的设立、行动方案的改变，我们能够改变这种实然状态；存在主义哲学所标榜的存在先于本质，其精华在于人的本质是通过人的行动来塑造的；而改变后的生活状态会给我们带来预期中的幸福感受。由此可见：生活模式的选择也就是生活的意义，我们对生活的意义评判也就是对生活模式的判断、评价和取舍。“可能生活”的真正含义是：正是因为对生活模式评判才导致了我们对生活模式的选择；出于生命的自律，当我们自以为具有充足理由地选择了某种生活模式，我们就会论证自己这种选择是对的，其他生活模式是错的；流行的看法是：非自然科学的人文判断不能被科学实验所验证，所以任何人文性质的判断都是无法求证的，因为生活的对错因人而异，再加上具有不可替代性不证自明的个体感受性，此类判断就更加无法证立了。鄙人的看法是：空虚无聊不思上进者也可以坚持宣称他们是幸福的，但实际上他们的真实感觉却是不那么幸福或是痛苦的，因为：既得不到社会的肯定也不能得到自我的充分肯定，最多的感受就是自我否定。所以，生活模式的可评判性是立足于人们真实的感受性，而不是他们对感觉的虚假的表述。伦理学最终要回到感觉，但其过程却必须历经理性。
愚以为，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必须要设立某些先验的标准，否则生活就只是一团盲目的混沌之物，并且是一团无目的无方向放任自流自我摧残标榜幸福实质痛苦的混沌之物；先验标准的设立并不是向生活发布强制性命令，而是提供一种分析描述的工具；其次，先验标准本身亦是“感觉的调节器”。一切人生哲学最终要对人的感觉负责，但其工具却是理性。
在下所设先验指向大致有：
（1）目的性；（2）创造性；（3）时间感；（4）内生活；（5）善德观。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提出的第二条道德律令是：“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尚应该永远看作自身就是目的”。
在下以为，如果把康德的箴言限定在“人要把人当作人看待”“人不能把人当作工具来役使”的语义范围，那么康德的道德律令也没什么不对；但如果在肯定了确定了这个前提之后，人们同样可以把自己当作手段来役使。例如，我信奉了共产主义，我自愿地确立了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的人生观，这时候，我的一生便确立了明确的目标；不但如此，我还将自己的人生目标加以细化，让其具有历史感和可操作性，例如：我这一生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具体表现就是写下大约一千万字的揭露批判丑恶现象的文字；这一目的就是我的八十年为计的每一天行动的主题；我的所思所行基本上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付出；刚开始我也历经了一段时间的“强迫式观念”的自虐，后来我成功地变成了受虐狂，于是我完全习惯了把自己的人生当作实现我的人生目的的手段；我这样对待自己一点儿也不感到难受，相反，我每写下一篇战斗檄文也就实现一分人生目标，我从这种把自己当手段来利用的生活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喜悦。我的感悟是：目的性是人的基本优点，没有目的，人的一生注定会平庸无奇，人所设立的目的使人的生活有了主题，目的把人的所有行动统领起来，纳入一个计划之中；否则，人的所有行动就只能是在维持生物性的生存，而这样的人生几乎与动物无异。稍微留心观察不难发现：我们身边那些杰出的、优秀的、能干的，甚至更善良的人，都是一些目的性很强的人；目的性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因为选择了作恶若其目的性越强，其所作之恶将会愈狠愈多。但愚以为，如果从目的性体现了主体自觉性这一视角来看，目的性也可视为“个体精神进化”的显著标志。这样，我们将不难理解“希特勒是个邪恶的人，但他是个天才”。


创造性的基本特征是：①主体的目的性；②新颖独特性；③价值性。在三个标志中，新颖性是创造的主要标志，是区别创造和非创造性的一个标志。正如鲁道夫·奥伊肯所说：“不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界限，而是这界限存在于人类自身的灵魂之内”。创造性即是人类灵魂特征之一。存在主义告诉我们：植物和动物的本质是既定的，无论怎样聪明的猩猩都仍未具备像人那样的创造性。灵魂让人与无限相通，而精神上的无限正是创造性的源泉。创造性是人与上帝共同具有的品格，人是万物之灵，人也是地上的上帝。只有人才能够制造出了人类。需要提示的是：创造性虽然必须先在头脑中“虚践”（参见王晓华《个体哲学》），但创造性并不意味着单纯无指向的完全任意的精神活动，任何创造性都必须取得外化形式。即便像爱因斯坦思考能量守恒那样抽象的科学问题，最后他也得用铅笔在白纸上写下E=MC2，没有外化的实践的冥想只能是一种无指向的意识活动，这种意识活动之是否具有创造性，需要视其外化之结果而定论。人无创造即亦为一物，进行创造才能体会到人之本质；创造性是人的知觉范围的开拓，也是人的精神进化的进展；就此而论，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与某位工人师傅的技术小发明同理可证；创造性同时包含了生活意义的理性自娱和感觉愉悦。


宇宙是一个无限的实存，人的意识却是一个空无（萨特语）；宇宙这个实存是无限的，意识也是无限的，所以，人之所以被视为大自然的奇迹，正是因为意识的本质特征；大自然中不乏瑰丽奇异之物，但唯有人的意识才具有无限性。意识的无限性是就意识的终极属性而论，但就个体而论，人们并非在任何时候都能体验到意识本身的无限性，因而也极难与宇宙的本性相贯通。人们的时间感也同样是生活意义的先验指标。而时间感的不同样态则是我们能否凭此而与宇宙相贯通进而获取“意义”，进而拯救自我的一种重要形式。
客观的物理时间具有单向性不可逆性，人的时间意识却具有选择性和自主性。若人仅只是一个没有目的没有创意亦即“空白意识”的存在物，那么人的时间意识便无法以愉悦性的忘却来与物理时间相对抗。此刻，人的时间意识充满了悲剧性，因为：生命正以不可逆转的趋势一分一秒地“消逝”，同时，时间意识也自感生命的有限和意志的无奈；因此，“生活意义”的先验指向必须依靠“时间感”才可显形。“空白意识”是人向无意识实存的还原，是个体精神的退化；而时间感的构建则取决于生活的目的性和创造性。目的性让人的时间意识不再专注于宇宙之实存状态而是转向于主体的人生目标，而创造性则使意识的无限性得以最大功效的发挥，于是：有目标的趋于无限的意识便凭此而形成对抗时间之不可逆性的力量。在类似马斯洛高峰体验的那一刹（例如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巍然屹立于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的时间意识便由线转变为点，在这一时间点体会到永恒与无限；需要强调的是：人的时间感惟有在人的实践中才能真正富于功效，因为静止的玄想（空白意识的样态之一）无法用时间计量，只有在为人生目标的积极实践的过程之中，时间感才能成为一种有益的计量工具。换言之，无目的无创意的生活状态下，即使也有某种时间感，但这种时间感也只能是消极的、自贬的、不安的。


人首先是一个物理的生物的存在，如果抽去了意识，人就是有体积重量的一群猴子；所以，是否固守着人引以自傲的意识是把人与物区别开来的法宝。但人，似乎对自己的意识充满了恐惧，以致于有许多人竟然惧怕单独“面对”自己的内心意识，却反倒要用景物或他人的形象来填充自己的意识，让自己去“看”外在之物而不敢反观自己的意识。内生活也就是人自己过自己的内心生活，也就是让自己去“看”自己意识中的观念之物。有人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不思考的时代，而只是一个消化系统积极循环运转的时代，我们所以爱上了不思考，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体会到思考之乐，我们的内心生活还没能富裕起来。内生活并不只是对我们想象力的训练，内生活更有利于我们认识自己，让我们能够积极追寻生活意义。假设我们从早到晚出于本能地就像蜜蜂一样忙碌，也就是在用身体过着“外在生活”，那我们其实是在向物还原。对我们的生活就连反思评价判断的时间统统没有了，即使我们的外在生活过得再丰富，大众对其评价也颇高，但对我们本人来说，仍是一种低品味的生活。因为：如果人的生活最后需要人的意识对其进行意识，或者说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对生活的意识，那么，富有内生活的人自当会有在丰富性上远胜于忙碌蜂人的个体生活；此外，内生活能让我们不仅只是“过日子”，也能“思日子”，最后还能够调整我们的人生目标进而改变我们的生活。


人，即使已经做到了有目的、有创意、有时间感，并且过着较为丰富的内生活，也还没有完成生活意义的先验指向，还需要有善德观。詹姆斯著名的“意识流”理论指出：意识犹如一条奔腾之流，我们只能截取其中我们感兴趣的段落。鄙人则认为：目的性、创造性、时间感和内生活虽可让人从“混沌”、“零向度”中挣脱出来，但其精神进化仍只能是在低级阶段，这也就是鲁道夫·奥伊肯所谓“精神力量最终论为自然或社会意义上的自我保存方式”“这种可鄙而又肤浅的混乱状态会使真正的精神生活变成似乎绝无可能的事情”。所以，还需要善德来确定生活意义的方向和性质。现而今，“善”这个词几乎已经沦落为了贬义词，当有人夸奖你“善良”“老实”，其潜台词就是在骂你“懦弱”“无能”。这是一个以恶为荣的猛兽时代，“善”也成为软弱和愚蠢的代名词。但鄙人的体验是：“善”也有善的力量，当然要善良到我们的电视剧上胡编生造出来的善人也大可不必，因为：生活中真正善良的人善已成为他的习惯甚至需要，既然善与本能相关联，那善也就很难从先天具有多元趋向的人性中完全剥离出来；“善”大致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为善而善，也就是康德所谓的善良意志，善本身就是善的目的，而非将善作为其他目的的手段；二是谋利之善，善成为一种不一定与内心意愿相一致的外观表现，例如职业性的微笑服务；为了让客户满意获取更大利润的忍辱负重；当活雷锋为了满足受赞扬的需要，等等。无疑地，为善而善是善的至高境界，但这一境界绝大多数人都难以企及；就连谋利之善也需要素质较高天赋不薄的人才能掌握。可见要做善人也得需要卓绝之奋斗。如果“力量”仅指独善其身带来的健康愉悦之感，那么为善而善能获致最大的力量，如果谋利之善以其所谋之利表征其力量，那么善也并非百无一用。康德对人世发布不许协商不许还价的“绝对命令”只在强调善的必要性，但他严重地忽视了善的操作性：能在现实中显形的善都是与人的真实需要、本能情感多少有关联的，是一种趋于自发的行为，而不是去执行“道德法西斯”的命令。而鄙人认为：即便人能做到谋利之善，也能让前四大先验指向获得一个方向，因为：谋利之善的外观对他者是有利的、令人愉悦的，反观主体也可见：目的性创造性时间感和内生活因方向感的获取而得以确立其性质；需要指出的是，谋利之善之所以还不是善德的至高境是因为：谋利之善仍没有显形出精神的普遍性，善德在此境况下仍具有极大的工具性，他者是被主体当作一个应付的客体，而没有在精神视域中与其发生灵魂之交融贯通，正如鲁道夫·奥伊肯所言“只有精神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超越了彼此孤立的个体生活的普遍生活，并且内部存在着完整的统一体，我们才可假定存在这一统一体。……只要你与别人共享精神生活，你就不仅仅是个体一人；此时，普遍生活就会成为你自己的生活，成为你生命的动力”；我们在行善之时，生活意义的五大指向在刹间同时发挥指示功能，所以，善德观是生活意义五大指向的落脚点，或者说，善德是方向中的方向，是将人从混沌意识中抽取出来的仁爱之力。


鄙人在前列举并分述的“生活意义五大指向”试图对人们的日常意识进行合理调整；当然，本人在《黑白》杂志上所发表的一切言论只为追求表达自由之愉悦，并没有单相思式地去进行什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以，“生活意义五大指向”的提出是在为国人的精神自救提供一个参考方案，如果在客观上帮助了本届政府建立和谐社会那也没什么不好。中国古代君主把对中国人民的管理称作“牧民”（就像放牧牛羊那样放牧人民），可见统治阶级对国人的日常意识混沌污浊也是深感头痛。“生活意义五大指向”在日常意识中的残缺甚至全无，导致了生活意义的零向度，当然，无意义指向并不意味着意识的完全空白（笔者前述的空白意识并非常态），只要是个人，哪怕长了一付猪脑仍会有人的意识；不过，零向度状态下的意识只能是一团混沌，无序污浊失控的混沌；假设人在这样一团混沌意识的支撑下还能像个行尸走肉似地活着，那我们只能把这种人的人生观称做“混沌人生观”。“混沌人生观”的表象随处可见数不胜数，笔者在本文中难以穷尽，只能向读者诸君展示一下本人对混沌人生几种典型表象所作之描述，分析，以期读者也能随时观注并引以为戒。


1、无聊感·集体病

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应该想什么，心烦意乱而又一片茫然，这种情绪状态通常称为无聊感。无聊也是意识的一种“烦”的状态，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意识面对不可知无法掌控的世界时的手足无措感。无聊是一种对客体同时也对主体自身的一种消极的恐惧，或者说，还是一种欲哭无泪的悲剧意识；人在无聊时，甚至觉得自己在茫茫宇宙中比微尘还要渺小，因为人的无聊感让人觉得简直不知道将自己放置于何处，无聊感像一只乱飞乱撞的苍蝇在自己心中盘旋。无聊者没有目的性，他的意识没有任何确定的指向；无聊者没有创造性，因为他的意识疲惫不堪而又不思振作；无聊者没有时间感，因为他的意识已经丧失对时间确定指向的灵敏，时间对他已经丧失了任何计量的作用；无聊者没有内生活，因为他在意识中既没有明白显形专注其上的客体，也没有用来认知对象的井然有序的自我意识，如果说无聊感还有残留的意识，那也只能是意识对意识的意识，也就是意识的纯然空无的状态。
无聊感与集体病时常相伴而生，如影随行。无聊者无所适从，竟至于不敢独自一人内观自我意识外观自己的身体，当他发现了自己的存在还会产生恐慌。于是无聊者通常都会禁不住与他人同在的冲动。他人的存在对无聊者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只要有另一人相伴，即使那人不发一言，只是他的存在就能给无聊者以安慰。无聊者用他人的存在来填充其空白意识，至少，世上还有像我一样无聊的人存在，所以我的无聊没有一个人独处时那么可怕，另一个无聊者是为我的无聊开脱的充足理由。集体病的产生一方面是出于无聊恐惧，另一方面便是无聊者没有过内生活的才能和勇气，因为他一人独处更觉无聊，所以，只要与人共处至少可以减弱一下那种挥之不去的无聊感；过不来内生活导致了无聊者必须要把这具行尸走肉搬运到行尸走肉的群体中去（在假定别的人也是无聊者的情形下）；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意识作出了高度赞扬，但无聊这种生活样态足可见人们往往对意识充满了恐惧，而集体病则是用来抵抗无聊感的最普遍最经济的办法。劳伦斯说，有多伟大就有多孤独，可见：内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并且还是一种更为本真意义上的生活。没有内生活或者内生活贫乏的人，就只能把自己当作客体来安置，大家拥挤在一起一同呼吸着还有点儿人味儿的空气，就用这种方式来偷取一点内生活的气息；可见，那些能够独处而不觉无聊不但不想与人同在而且深恐别人在场的人，是在内生活方面先富起来的少部分人。在这些有能力过内生活的人看来，那些热衷于交友的人一点儿也不值得称道，因为交朋友也是一种集体病，除非两个人都是内生活先富起来的人；上帝也许早就发现了无聊对人的威胁，于是《圣经》里随处可见：主与你同在。也不知道当初上帝造人是不是也因为患上了集体病。
朋友，你试着想一想：逢年过节一家老小热热闹闹欢声笑语你还活着我也没死再敬咱爸咱妈一杯真的很有意思吗？真的就是被肤浅的意识形态讴歌那样这就叫做亲情人情吗？或者：也是无聊感和集体病的具象呢？

2、吹牛皮·自虐狂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论语言学问题》一著中，批驳夸大语言功能的观点时讲过一句十分精彩的话：“如果说语言能够创造财富的话，那么夸夸其谈的人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在下以为，吹牛皮的人就是这样一种自感富有的人。
据在下的观察，吹牛皮的主观动机大概有以下几个：①自卑。因其实际状况不堪入目难以言表，便用语言的变形描述来弥补客观境况之欠缺；②功利。所谓功利是指，吹牛皮者也不一定那么自卑，但因为特定的目的而需要对事物进行变形描述，例如生意场上老板们常常出于这种动机显示实力摆谱摆阔，牛皮越吹越大；③自娱。吹牛皮也可能因非功利的动机而发生，在这种情形下，其性质有点与艺术虚构相类似，区别只在于：A、艺术创作一般都会用文字作记录，但吹牛皮者基本上都不会将牛皮记录在案；这里有一个心理学方面的问题：艺术虚构的创造者从一开始就自觉意识是在“虚构”，并没有把私人的本真角色投入到创作中去，也没有记录方面的顾虑。吹牛皮的人虽在作语言的变形描述，但他的话语中心人物基本上都是“我”，由于吹牛皮的人需要倾听者对其描述予以信服，所以还必须将真情实感投入进去，但吹牛皮的潜意识里多少也明白是在作具有欺骗性的描述，对于语言物化为文字都会产生一种羞惧之感，鲜有勇于作文字记录者。B、艺术创作是要让受众确信作品人物的真实性，而作者却尽力“隐身”在后，但吹牛皮者试图让受众确信话语者本人的真实性，无时无刻都在显形；
比照笔者在前提出的生活意义五大指向，似乎吹牛皮者具备其中的“创造性”和“内生活”，因为喜欢吹牛皮者基本上都是一些想象力描绘力较强的家伙，而虚构、夸大、变形，这些语言技巧也跟“创造性”沾边；而吹牛皮者在开口神侃之前至少也得打个腹稿，对自己捏造的素材也要作一些取信于人的合理安排，这些又似乎与“内生活”相类似。但鄙人以为，吹牛皮者并不具备“创造性”和“内生活”这两大指向，其理由是：①在下言称的创造性是指谓发乎于主观止乎于客观，能使客体产生合目的性变化的创造活动；而吹牛皮就是把牛吹到天上去了，大千世界哪怕是一根头发丝仍旧丝纹不动；吹牛皮也就只是话语者本人永远囿于主观范围的语言活动，但又不能说吹牛皮是一种艺术创作，因为吹牛皮者是在自欺的基础上试图去欺骗他人，于是他便不可逆转地必须尽其所能破坏摧毁他原有的本真；没有毁灭本真的勇气，让自己变得面目皆非，就不能取得吹牛皮的成功；可见，吹牛皮的变形语言描述并非在下意指的创造性；②吹牛皮也不是一种“内生活”，因为：内生活是较之于外生活更为私秘也更为真实的生活，是主体面对本真而进行意识活动；但吹牛皮者在对牛皮素材进行构思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则是破坏本真，让本真变形为一个虚假的身份，这种虚构是在灵魂深处进行自我蒙骗，连当事者本人都不能确信其意识活动的真实身份。可见，吹牛皮的牛皮构思也决非鄙人所称道的“内生活”，至于“目的性”“时间感”“善德观”更与吹牛皮者不沾边儿了，不再赘述。
当人们承认其真实身份和真实状况时，是在认同一种真相，是本真的自我显形，无论其身份再卑微境况再窘迫，不会另生烦恼。吹牛皮者偏偏要对身份进行捏造、状况进行歪曲。但其真实状况却又是一个客观事实，于是，吹牛皮者实际上在进行一种精神上的自虐，由于他对这种自虐已经深深爱恋，故称为自虐狂；吹牛皮者时时刻刻都把自己放置在被审视、被怀疑、被询问、被揭露、被奚落、被嘲讽的境地；即使时时刻刻处在这种惊恐不安的状态，吹牛皮者仍要坚持将本真破坏贻尽而奉献给广大观众，但这种不可逆转的冲动我们实在不能将其称作“勇敢”，而只能叫做自虐的疯狂。


3、性征服·性炫耀

性征服性炫耀在中国，主要是中国男人的社会心理。
按照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之概念内涵，一个男人一辈子只能与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凡有性征服心理并付诸于行动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对一夫一妻性交制度的反抗。未能出生在大革命时代，自感活得不耐烦但又不能改造社会，于是有的男人便把对社会环境的不满迁怒在家庭婚姻方面。鄙人的出生地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级市，有几位老友便亲口告诉鄙人现在而今眼目下只能用离婚的方式来改造社会，创造生活。离婚导致性伴侣的更换，这也姑且算是性征服的一种表现形式，但由于其太合法太安全，不足以成为征服的典型形式。笔者所谓的性征服最典型的倒是维持一夫一妻的外观，但是尽其所能发挥生殖器官的使用价值，提高使用率；当然，性征服的主要意蕴并不是物的使用，而是其意识形态的特殊性质。性征服从哲学上讲，是男人对女人与女人差异性的探究，是要用同一阴茎去体会不同肌体给自己带来的异样新鲜的感觉。鄙人以为，中国男人因为人种方面的原因，其性能并非像自我评价那样地强悍，因此往往又沉酣于利用性征服来证明性能力；另外一个性征服心理便是以此证明其优越之社会地位，因为，女人作为战利品进而以其美貌程度和数量来确证男人的社会地位——这种传统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存在；而在金钱拜物教大行其道的现当代，女人，按其美貌、气质等已对其每一寸肌肤标定了价格，于是，一个男人有本事奸掉一个又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那他的社会地位自然不低。现今社会，最守贞操的男人就是最没用的男人，因为这种男人连他妈嫖资都付不起了。
笔者之所以把性征服性炫耀也列入“混沌人生观”的范畴，是因为性征服虽然不无聊，不吹牛，似乎积极有为并且重在实干，在这种征服过程中当然得有明确的目的，或多或少也得有创意（特别是婚外恋更是如此），但从总体上分析，性征服主要是一种动物本能的宣泄，首先是对身心健康不利（据可靠资料，性交过渡会导致智力下降），其次是不能导致精神升华，因为这一活动的最实质性的部分即是同一男性生殖器对不同女性生殖器的撞击，即使包括征服过程的情色细节，但意识素材的当量也是极为有限的，从女人的肚皮上总是难以悟出救人救世的哲理，最后，性征服的创意不具有“创造性”概念的本来性质，因为创造性的基本性质是从无到有，但性征服的创意只在为擒拿一个女人而生发出的狡智；在前笔者已经论述，时间意识若欲战胜物理时间的一维性，须与宇宙机理相通，但性征服者虽然尝到了征服者的胜利感，但奸来奸去，还不就是一堆人形脂肪，时常会感受到胜利后的空虚，所以其时间意识因其对象的“有限”“更替”，反倒会强化时间意识对一维性的感觉。性征服与性炫耀几乎是相伴相生的，或者说，征服者对其征服的重大意义并无十分的把握，便习惯采用炫耀的方式来强化其意义，意在争取大众的意义认同。将奸淫妇女的战斗经历作为精神财富储存，这是许多性征服者喜欢进行的幸福而自豪的回忆，许多胜利者都会误解自己这种回忆也算一种丰富的内生活；其实不然：笔者意下的内生活，要么是对事物真相的探究，要么是作艺术的创造，即使想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至少也不是对恶行的幸福回忆。性征服者在回忆一个又一个被奸者给自己留下的不同快感之同时，一定已经删掉了任何道德评价的“多余的烦恼”，自然也不具备五大指向中的善德观了。因此，性征服性炫耀仍然不出混沌人生观的范围。


4、酒精：精神退化的兴奋剂

文化恐惧症的表现之一就是泛文化主义，什么都跟文化搭上边儿；其中，就有鄙人十分反感的所谓“酒文化”。醉醺醺疯颠颠左脚打右脚丑态百出的人还有什么文化，武化还差不多。还有一些酒疯子竟然大谈特谈“酒医学”，比如，你感冒了，他就跟你说喝酒能治感冒，你扭伤了，他就跟你说喝酒能加强血液循环，有利活络筋骨；全他妈的胡说八道：喝酒的结果便是感冒更重伤不见好。
其实每一个喝酒的人都心知肚明喝酒不好，除了严重者是由于“酒精依赖症”，另一个更具普适性的原因便是因为“烦”。酒精辛辣的刺激是用针去刺戳自己麻木不仁的魂灵；是对琐屑枯燥生活的厌倦；为了逃避，便到酒精幻生出的虚幻世界里去体验短暂的快愉。
人们喝酒是因为自感日常生活太乏味太压抑，但又苦于没有能力在清晰的自我意识中创生出反抗生活改造生活的勇气，于是便把这种需要寄托在酒精之上。但是，酒精所制造出的自我意识是已经严重受损害、被歪曲、混沌污秽的退化意识；人的真正的勇气和力量只能来自于本真的自我意识，聚众的酗酒者们虽然一个个喝高之后仿佛还了童真，但都清楚，那不过是酒精万花筒旋转出来的一幅幻觉而已。所以酗酒从根本上说首先是一种自我蒙骗。另外，酒文化的最虚伪之处在于其欺诈性：尤其是在社交场合，每一个故作豪爽的酒疯子都清楚酒后误事，于是在装糊涂扮痴愚的同时，一个个又在进行智力竞赛，看谁能在喝了半斤八两后仍像一只狐狸，把醉了的小猎物骗进陷阱。有些酒醉鬼呀，喝了酒比数学家还要精明，让你怀疑他肚皮里是不是安装了特殊过滤器。
酗酒也许有假借酗酒来达到的其他目的（例如乘对方酒醉让其签订合同），但酗酒本身并未具备笔者指谓的目的性，因为酣酒的第一件事就是摧毁常态之下的清晰的自我意识，甚至可能抹杀人的主体意识；酗酒者也不乏妙语连珠，但这种语言宣泄往往也是虚假意识之外泄，并非吾人指谓那种从无到有，由主体过渡到客体的创造性。酗酒者意识中的世界是虚幻的变形的世界，而且在酒精过量的情况下还可能出现时间意识空白的状态；意识不能与客体进程同步，就连三维性的意识都模糊了，甚至忘却了，所以我说酗酒者也没有时间感。酒醉之时，身不由己心也不由己，意识无法控制已经燃烧的意识，在这种情况下，酒醉鬼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胡言乱语不表意的客体，还能有什么“内生活”，就连外生活也已经狗模熊样丑态百出了。至于“太白酒醉诗百篇”，这种夸大酒精作用的神秘主义更是令人喷饭，这些家伙去模仿李白，结果是诗没写出一首，反倒成了醉鬼。尼采讴歌的古希腊酒神精神，也是其疯狂哲学中最糟粕的部分，就连这最糟粕的部分也不是喝醉了以后才写出来的（据说尼采从不饮酒，只以酒精炉制作哲学家规格的简单饭菜）。至于善德观就更与酗酒无缘了，先不说酒醉可能引发违法犯罪破坏社会治安，至少也会破坏家庭生活和谐。最后，理性应为善德中的善德，酒醉却是糊涂混沌的生动表现；所以，酗酒不具备生活意义的五大指向。
酒精在人类历史中的最主要作用便是精神退化的兴奋剂。个体精神退化的一种方式是拒绝文化排斥理性，也就是现今有人指出的“不思考”，但这种退化是以一种无损健康（也许还有利健康）且温和渐进的方式，而酒精制造精神退化则采取了急风骤雨的革命的方式，坚持酗酒，人的精神便可迅速退化，一直退到人类的史前状态，也就是饮酒过度痴呆症的那种状态。如果说生命的标志是健康的精神状态，那么可以说，许多酒友们现在已是虽生犹死。


5、作秀：制造伪生活
   
真实的生活应当是表里如一的生活，其所作所为正是其所思所感之外在表现：谚语常讲的“自然而然”即是说浑然天成内外一致，哪怕是蠢，由于没有故作聪明便也蠢得可爱。另有一点，真实生活的人不会时刻制造出假想中的密切关注者，用存在主义哲学的话来说，就是没有生造对自己的注视者，没有那种在时刻存在的假想注视者眼下情绪的紧张以及肢体的夸张。
作秀似乎与表演相似，其实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表演者尽管也要求进入角色，在舞台上尽量忘掉本我而变成角色，但戏终人散，表演者即刻回复到自身；而且，表演者的演出只提供给观众观察；作秀者并不是在舞台上演出而是在生活中作秀；作秀者永远不会卸装，即使在睡梦中也假想自己是秀中之人。显然，作秀者没有演员的收入，但其表演热情却远远超过了演员。作秀者自己对自己也在隐瞒身份，试图把那个本我深藏起来，但意识是那样的澄明，无论怎样也无法把本我隐匿；于是作秀者时刻生活在恐慌之中，即使旁人毫无察觉，作秀者也会因自感露馅儿而脸红。有时作秀者对自己捏造出来的声音、动作、体姿甚至情感也会感到陌生，惊诧，但他/她不会厌恶，因为以己之身扮演另一个或另几个别人，正是他/她引以为荣之事；作秀者无法抹杀本我本真，但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要去制造出另一个假想人物，并且模仿着这个假想人物的音容笑貌过上一种自以为更幸福更高贵也更臭美的生活，当然，这样的生活也就是“伪生活”。
可以说，作秀者有目的有创意有时间感有内生活甚至可以有善德观，但问题是：生活意义的五大指向并非其本我本真的指向，换言之，作秀者对生活意义的指向并不是出自其内心情愿，而是他/她所捏造出的另一个附身其上的幽灵的“命令”；例如，我明明就是一个脾气暴燥之人而要故作温柔，明明是一个好色之徒而要假装纯情，我的本我对这些表面乔饰自有抵触，但我仍要作秀。因此，生活意义的五大指向对本我并未发生效果，本我也就不可能拥有五大指向中的任何一个。
作秀之所以是伪生活，还因为作秀并没有试图变换为假想人物的诚意，作秀者玩味的正是在本我之外还能生造出另一个就连自己也心存怀疑的非我。当然，如果要想完全彻底变成另一个人，也就是把我的自我意识完全换成另一人的自我意识——这件事，只有发疯才能做到；由此可见，作秀者这种自我分格双重人格的伪生活如果过得太有滋味，那么距离神经病也就不太遥远了。
也许，在当今社会，作秀已经成为一种生存本领，一种混世技艺，我们每一个人无法不多多少少也要做点儿秀；但人生哲学应当告诫人们，作秀是在过一种伪生活，自己每天在其乐融融地过着别人的生活，这本身便具有莫大的悲剧性；有趣的是，沉迷于作秀者往往并不清楚其无偿表演是在作秀，一旦知道何谓作秀，就会对真实生活以前所过的伪生活生出厌恶之情；显见：作秀也许会给作秀者带来不少功利，但这些功利对作秀者来作意义甚微，因为这些功利不能被本我本真所享用，只是伪生活用于表演的道具。


6、龟缩：可耻的忍让

台湾歌曲里有一句唱红大陆的歌词：“沉默不是懦弱，忍耐不是麻木”。鄙人也跟亿万中国人民一样稀里糊涂地唱了许多年，后来发生一件事让鄙人彻底否决了那句台湾歌词。世界上最惧怕噪音的恐怕要数著名记者普利策了，这位仁兄最后买了一艘游艇，这艘游艇没有窗户，四壁都是厚厚的隔音板；游艇长年累月停泊在大海的中央（海里无噪音！），普利策就在这艘游艇里工作和生活。鄙人不才，也患上了普利策同样的毛病（当然在程度上望尘莫及），坚决反对一切噪音。记得是前年春节，已禁鞭炮的广州不知咋回事儿又开始炮声大作，中国人民又开始用刺激大家（包括放鞭炮者本人）耳膜的残酷方式来表达自己迎新的喜悦了；没法子，咱还没有混到不让别人高兴的程度，只好忍耐。直待到凌晨三点半才得安静，迷迷糊糊睡到五点左右，又被一阵鞭炮惊醒了，打开窗，往外看，只见楼下有几个天真可爱的儿童正在放炮；这回我可受不了，怒吼，咆哮，威胁；我的声音没有得到任何一家人的呼应，是那样的孤单、悲凉；第二天，几乎每一个碰到我的邻居都悄悄对我说，我也被惊醒啦，你做得对，做得对。刚开始我还沉浸在受表扬的欣慰之中，过一阵子不觉“思考”起来，越想我就越气，气的不是那几个高兴得太早的小杂种，气的是这些忍耐力统统超过我的好邻居。为什么大家都被惊醒了又都不出面，只让我一人孤军奋战呢？沉默不是懦弱么？放屁！忍耐不是麻木么？放屁！从此以后我的脑子里便不可逆转地形成了“沉默就是懦弱，忍耐就是麻木”！中华民族自诩的传统美德中有一样便是这种“可耻的忍让”。
忍让之可耻并不主要在于忍让本身，而在于自己也感到痛苦不安，可自己并不愿或不敢挺身而出；但也没有放弃制裁不义的想法，只是，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这就是我中华民族祖传的世俗智慧，枪打出头鸟，龟缩最安全！让别人去闹事去起义去革命吧，聪明人应当坐享其成！结果怎样？一直要等好几百年才等得来又一双愚不可及的陈胜吴广！中国人民真是以吃苦忍穷著称于世，树皮草根嚼得津津有味，听说波兰人因为政府不按时供鲜奶上街游行，中国人民简直不可思议：这些个鸟波兰人也太小资情调了，不鲜的奶就不是奶么？真是！
精神只有形成为“类意识”才能显出其力量。个体意识在抵制外敌时永远都是孤立的，但只要许多个体意识相融通，这就会形成一种整体的合力，而且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然而，忍让态度却将一个个个体意识隔绝开来，每个人都在意识，又都封闭自我不让意识外溢而与其他个体意识相融通，这样，在个体意识立足于正当性的景遇之下，其他人让某一个出头鸟去显宝其实就是对出头鸟的出卖；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忍让邪恶亦为恶；如果说忍让在某些情况下才是可以谅解的话，那么，那种让别人献身我只管享福的世俗狡智便是一种“可耻”。
可耻的忍让精神最大的危害还是妨碍了个体的成长和壮大，由于“类意识”的丧失，被狡智所压抑的自我意识便会像石板下的小草；“类意识”没有汇聚成战胜邪恶的强大洪流，一个个自以为聪明的个体意识反倒为自己的“明智”而窃喜。这种不足称道的忍让精神只会导致个体精神的退化。


鄙人在前已作过声明，混沌人生观的个体显形随处可见，几乎是俯首即拾。本文只能挑选几个样本来作思辨分析的示范。但仅只这几个样本也足见混沌人生观有多么强大的阵容，因为，混沌人生观的群众基础便是集体无意识；细究前列六大样态即不难发现，这些样态之间既有贯通于各领域的共性，各领域之间还存在相辅相成的联系。混沌人生观六大样态的共性是“虚幻”和“恐惧”。所谓虚幻是指谓，混沌人生观从根本上不敢面对本我本真，因为“面对自己”是一件需要勇气、勤奋和智慧的事，但庸众的性格都有些在精神方面怕受累，反倒愿意去追求自己骗自己或者让别人来骗自己的精神生活乐趣，总而言之，喜欢在不真实的幻觉中生活。“恐惧”是指谓，由于主体未与本真合一，也不习惯于从自我意识中汲取力量，又把捏造的自我放置在假想注视者的注视之下，于是主体便时刻处在惊恐不安的情绪之中。六大样态的联系亦不难发现，例如无聊导致聚众（集体病）酗酒，酗酒之后多半吹牛，就连酒喝高了也忘不了作秀，可一旦遇事都他妈人人龟缩。活下去，活下去，让我们就像牲口一样活下去，这就是混沌人生观最通俗的口号！
在文章结尾本人郑重声明：本文以《中国人的日常意识批判》为题，其中的中国人也包括笔者本人。本人虽然无资格像蒋介石那样张口便是“我的中国人民”怎样怎样，仿佛自己才是中国人民的代言人，但也十分反感有些崇洋媚外的家伙常常以局外人的语气来数落中国人民；这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的问题，这是一个做人的起码原则，就是说，当你在咒骂中国人民的时候应有一点基本理智：你虽伟大，不幸也是个中国人；只要是中国人，不管受教育程度有多高，也会有中国人身上的一切缺点；而最真诚的批判，首先就是对批判者本人的批判。如果说《黑白》杂志多少具有启蒙的意义，那么这一启蒙首先就是作者通过写作来对自己启蒙，其次，才是向人民群众示范、启迪、共同促进精神进化。
作者简介：唐仲清，男，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副教授，律师，《黑白》杂志主编。

曾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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