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马诗歌中的民族性说起

曾蒙

从沙马诗歌中的民族性说起

文 / 曾蒙

借这个机会，我简要谈谈沙马诗歌的民族性。首先，我认为，沙马诗歌的民族性，只是他写作的一翼，而不是全部。其次，我想谈谈，现在攀枝花写作中出现的某种不良倾向。

其实，有关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半个世纪以前，鲁迅先生就已经谈过。鲁迅先生认为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在于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展现“中国向来的魂灵”。当然，先生当时所说的民族性是对自身身份的主动指认，即民族的劣根性。先生强调的“民族性”与我们当下所谓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民族性”，是很有区别的。我们目前谈到的“民族性”，是在他者——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对自我的被动确认和强调。先生同时说过；“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不管怎么说，当时的中国文学，是以汉语言文学为中心的，先生所说的“地方色彩”绝不是汉民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文学，最多，我以为就是像先生故乡的社戏之于其他地方戏剧一样，他所说的地方色彩就是这样的“地方色彩”。

但是沙马不一样。作为诗人身份的沙马，他是彝族的沙马，是彝族诗人的沙马，是用汉语写作的沙马。对诗人沙马这一身份确认非常重要。我们说沙马诗歌中的民族性，其一，她是彝族的，是少数民族的民族性，同时，沙马生活在以汉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多民族社会中，他的诗歌自然会带有汉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这点，是我们读解沙马诗歌本文必须的前提和语境。至少，在我看来，除了彝族特有的文化符号，如黑色、天菩萨、山神树、火塘、火葬、烈酒、兰花烟等等，这些民风民俗是沙马的历史情结之外，汉民族的书写符号——汉语，也是建构沙马特有的文化记忆。在沙马的诗歌中，彝族文化中的宗教、谣曲和生存状态，凝结成了他诗歌中的光荣和梦想，以及居于其中的独特的风景。表现在沙马的诗歌中的历史情结和文化记忆，就是这些被汉民族和彝民族共同赋予了生命的意象，就是沙马诗意地栖居的家园。承如沙马自己所说：“我活着，我热爱，所以我歌唱。”

我个人认为，沙马诗歌写作的意义在于：坚持本民族文化符号的书写，使之成为纯粹的象征；反过来，这种诗歌学意义上的象征，又会对诗人书写的民族文化符号产生互文效果，使它们相得益彰，多姿多彩。正如沙马在诗中写的：“为何总在眼里   /  浮现故乡瘦弱的影子  /  为何总在远远的天边   /  面向故乡伫立”。我想，这或许就是写作得以长久流传下去的原因。

这里，我想到了攀枝花的文学。有时，我觉得，我们过分强调了地方色彩，忘记了文学的民族性和文学性；有时，我们则反过来，反对文学的地方性。这种非此即彼的习惯，不单单是我们攀枝花才有，这也是鲁迅先生一生都坚持反对和清理的民族的劣根性。在我们具体的写作中，我们不仅要坚持文学的民族性，民族的地方色彩，而且，我们更应该坚持的是文学的文学性。比如，不管你的诗歌是如何坚持了民族性，但你的诗歌没有诗意，连诗歌的味道都没有，那我就要问了，你是怎样表达你的民族性和地方色彩的呢？所以文学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写的东西必须是文学作品，在这以后，你再去寻找作家自己要想表达的通道和接受器，再去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也为时不晚。老是说写写“攀枝花”，写写“钢铁工人”，我想这不是什么地方色彩，攀枝花其他地方也有啊，人家也可以写，也可以叫“木棉树”啊，你写钢铁工人，人家也可以写呀。并不见得有多么新鲜。

所以，我说，我们不强求，自己表达吧。这是作家最大和最有限的权利。

最后，我祝愿沙马能写出更多更好的民族诗歌。谢谢！

2002/10/27

曾蒙

好像是一个研讨会的发言，后发表在《攀枝花晚报》，获得四川省报纸副刊二等奖还是三等奖哦。

蓝色恋歌

此沙马是安徽安庆余怒那个地方的沙马么

在水一方

非也

曾蒙

蓝色恋歌 发表于 2025-3-5 10:20
此沙马是安徽安庆余怒那个地方的沙马么

非也，攀枝花的。不会说彝语的彝族诗人

蓝色恋歌

曾蒙 发表于 2025-3-5 11:29
非也，攀枝花的。不会说彝语的彝族诗人

不会说彝语的彝族诗人

曾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