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6-5-14 14: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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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红色经典”为例<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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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以“红色经典”作为个案对“经典”以及“经典化”的理论命题予以说明的时候，或许，我们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对“红色经典”本身的一系列问题进行阐释，而只是希望在经典话题逐渐成为“热点”的当下，以几番沉浮、评判各异的“红色经典”为例对经典研究作进一步的落实乃至突破。而其隐含或曰预设的前提则是：“经典”以及“经典化”话题成为“显学”主要与当前文学的处境和反思历史情境有关，因而，研讨经典的最终目的是要对文学本身及其优良传统的确立寻找范本与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典的话题必须和文学自身相联系才能凸现其意义与价值。不过，即便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经典” 研讨的范围，关于文学经典的问题仍然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复杂性。即文学经典不但要涉及到具体的确定标准，还在于作为一个历史化的过程，文学经典还必须在生产机制、形成与发展以及后者书写的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不但如此，由于研讨者的预定范围以及思考层面的不同，文学经典在具体言说的过程中还经常面临标准失范、概念泛化的现象，因而，关于经典的话题就常常在抽象的理论研讨与文本落实之间处于一种悬浮的状态，而这，无疑是不利于经典的研讨得以不断深入的。
“红色经典”的说法在中国已经有一段时间。如果不计较文体上的差别和时间上的追溯，“红色经典”从新中国建立的时刻就已经开始了它的萌生过程（当然，如果只是从内容的角度进行思考，那么，其历史还可以追溯得更早），然而，作为一种历史命名，“红色经典”最终得以确立却似乎远远晚于其历史进程。“三红一创”、“青山保林” 即：《红旗谱》(梁斌)、《红日》(吴强)、《红岩》(罗广斌、杨益言)、《创业史》(柳青)、《青春之歌》(杨沫)、《山乡巨变》(周立波)、《保卫延安》(杜鹏程)、《林海雪原》(曲波)等8部长篇小说被学界的简约概括；90年代初期“红太阳歌曲”的供不应求；当年的“样板戏”再受观众青睐；199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红色经典丛书”以及包括互联网媒体的长篇报导，甚至是博士论文选题的转向，等等，都充分显示了“红色经典”即使是在全球化的时代里，依然具有引人瞩目的意义以及“再造”的历史魅力。然而，即使忽视90年代市场化效应以及接受者普遍的“群落年龄”、中年心态、怀旧情结，我们依旧可以在诸多研究者那里听到近乎“异端”的声音，即与“红色经典”再度流行的现象相比，许多研究者的学术论文依旧在强调“红色经典”存有这样那样的缺憾，而这些一旦被还原到其实际历史情境的时候，则更常常被冠以“艺术匮乏”乃至“空白一片”的结论。这种截然相反的事实无疑是值得深入思考的。而关于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及二者之间的概念区分正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进入到视野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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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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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学经典是指那些具有艺术的原创性、独特性，时间的开放性、超越性，阐释上永久性的作品。具体说来，如果可以广义角度来把握文学经典的一般标准，那么，从属于“思、诗、史”标准的文学经典即为“第一，在精神意蕴上，文学经典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它往往既植根于时代，展示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具有历史的现实的品格，又概括、揭示了深远丰厚的文化内涵和人性的意蕴，具有超越的开放的品格；第二，从艺术审美来看，文学经典应该有着‘诗性’的内涵。它是在作家个人独特的世界观渗透下不可重复的艺术世界的创造，能够提供某种前人未曾提供过的审美经验；第三、从民族特色来看，文学经典还往往在民族文学史上翻开了新篇章，具有‘史’的价值”。①而文学史经典则与此不同，由于文学史是记录文学发展的历史流程，所以，只要在历史上产生影响的文学现象势必都要纳入到文学史家的视野当中。因此，诸多文学现象乃至创作文本就常常在文学史家的描述与流传的过程中成为了“文学史经典”。
如果单纯就文学艺术性而言，“文学经典高于文学史经典”应当是符合二者之间的一般规律的。由于文学经典具有艺术上的穿透力和持久的艺术魅力，所以，它不但是文学史写作中值得突出的地方，而且，它也是可以超越文学史本身并被广大读者所喜爱的重要作品。而文学经典从产生到确认，再被后来的史家写入文学史，也正是这种经典传承的必然方式之一。同样地，具有文学经典的文学史写作特别是断代式的文学史写作，不但会使史家在书写过程中感到眉目清晰、架构完整，而更为重要的是，会让文学史本身的稳固性和确认程度得以增加。因而，从文学经典逐步过渡到文学史经典，而且，越是程度化较高的文学经典就会越造成文学史经典的地位稳固、认可面广，则无疑反映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以这种一般的规律，检视“红色经典”，不难发现：萌生于50至70年代的“红色经典”虽然在90年代由于部分读者的怀旧情结而重新升温，但隐含于其中的却更多是市场导向和一种近乎逆向的“阅读期待”。随着90年代文化转型，快餐文化、网络文化、影视艺术、图片艺术、流行歌曲铺天盖地而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里让大众的目光应接不暇。但对于已经具有历史化记忆和一定判别能力的读者群落来说，这种初期新奇，但极易面目雷同、内容相对空疏的文化传播方式自然是无法长期激发其接受上的兴趣的。于是，在未来的事物尚未到达的前提下，将目光重新转向历史便成为了一种惯性行为。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些基本上处于中年的接受群体，其实在潜意识里对待“红色经典”的认识是较为朦胧甚至是盲目的，而怀旧的情结也往往会在有选择的再现昔日的情感与想象的过程中，增加了这种朦胧与盲目。怀旧是一个时代消失之后的普遍社会情绪，它在商业社会往往成为打造新时尚的契机；但怀旧跟历史记忆不同，它往往在巨大的拟想空间中，不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以及沉重的反思。而在这种前提下，“红色经典”大道其行也就在部分接受者那里找到了必然的理由。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红色经典”自身存在的问题。以文学艺术、审美鉴赏的角度评判“红色经典”，不难发现：文学审美意识的不足，“人本之思”的缺失是其最大的缺憾。由于50至70年代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阶级斗争哲学观念指导下的产物，是某种教条化、规范化了的理论概念的解释与书写，所以，无论是文学作品本身所展现出来的人的个性，还是作家本身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个性，都在一定的规范下被制约乃至批判。即使在1957年 “干预生活”的浪潮下，曾经一度出现了所谓“文学是人学”、“论人情”的呼声，不过，这种声音很快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消失了。而将“人”仅仅定位在阶级属性上、将具有无限丰富性的“人”简约为公共的符号，并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划分各自的阶级领属，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公式化、脸谱化、概念化，人物形象不再是“一个”而是“一类”的样本式作法，正是当时文学经典的共同宿命之一。以杨沫的《青春之歌》为例，这部具有“自叙传”色彩的写作无疑可以看到作者当年曾经经历过的生活素材。然而，对于这部关于现代知识分子道路并涉及女性命运的作品，虽然在出版后曾是当时仅次于《林海雪原》的畅销书，不过，随之而来就是主人公林道静“小资产阶级立场”、“从未进行过深刻的思想斗争与思想转变”、“没有很好地与工农结合”以及所谓历次婚姻的“道德性”问题都被以上纲上线的方式严肃的提出。即使当时诸多文艺领导者如何其芳、茅盾等采取了竭尽全力的保护措施，它还是面临着修改大量个性心理描写的命运，至于到了文革时期，则更是被作为“毒草”予以评判。由此可见，阶级本质化、彻底性，非个人化与文学性的冲突正是泯灭当时作品乃至作家个性的重要标准之一，而越是强调阶级的复杂性、典型性则越造成了十七年以及文革经典的透明性与单一化。于是，在缺乏人性这一普遍意义上的“现实标准”下，文学生命力的弱化、外部空泛内部失衡的史诗性特征也就成了50至70年代“红色经典”难以解除的致命症结。
因此，在文学经典的一般标准衡量下，“红色经典”就由于缺乏艺术上的穿透力和缺乏展示人性的底蕴而具有敞开性、超越性，自然，其也很难成为像鲁迅小说那样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不过，“红色经典”乃至50至7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历史流程，却是任何一个史家在修治当代文学史所无法逾越的阶段，所以，它也就在史家书写的过程中成为了“文学史经典”，自然，在诸多研究者以文学艺术性特别是文学经典的标准去衡量它们的时候，其面临被批评、指责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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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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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之间的关系又是非常复杂的。这不但与经典本身生产的机制有关，更为重要的还在于经典作为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必须接受时间和万千读者的检验。在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红色经典”在艺术上存在的问题，不过，如果我们可以尽力还原历史情境的话，那么，问题似乎又变得复杂起来。
“某个时期确立哪一种文学‘经典’，实际上是提出思想秩序和艺术秩序确立的范本，从‘范例’的角度来参与左右一个时期的文学走向。” ②洪子诚先生在考察当代文学经典时的这段论述大致包含以下两方面含义：即一、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文本的诞生与其特定时代的文化体制有密切的关系；二、确立一定时期内的经典会对这一时期整体文化的走向产生重大的影响。的确，“红色经典”以及当代文学由于特定的文学生产环境和制约机制，虽然常常使其诸多文本在不同时代的评述过程中，产生重大的差异，然而，在这些文本产生的具体年代里，它们却无疑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乃至身不由己的宿命倾向——首先，从时代背景上看待“红色经典”的产生，建国后的文学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反映新中国成立的伟大历史意义以及人民群众翻身作主人的自豪感，所以，所谓生动反映时代精神和蓬勃向上面貌的“颂歌文学”便成了当时文学的重要主题。然而，在经历对电影《武训传》、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胡风集团的批判之后，所谓的“战歌文学”又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流行开来。而后，便是每一次文艺政策的调整都涌现出相应的“时代经典”便成为了一种操作模式。纵观“红色经典”（如“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产生的历史过程以及其或者反映战争，或者反映历史变革和艰苦创业的主题内容，不难看到：这些题材要么是密切联系时代主题，要么就是选择了一种“隐蔽成规”下无可挑剔的内容，而所谓的宏大叙事、史诗化、经典化的追求以及可以反映“规律与本质”式的“红色经典”创作也正充分反映了特定时代场景以及当时人们对于经典内涵的时代性理解；其次，从文化权力和迎合大众趣味、弥合群众与写作者差距的方面上讲。由于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大众服务”的方针是制约文学生产的重要标准之一，而当时大众文化素质和欣赏水平不高，以及包括作家在内的小知识分子常常面临“优势意识”、“个性意识”改造的尴尬局面，又往往使时代文学经典在产生与评价的过程中面临着潜在的制约。作为党和国家文艺工作的部分领导者，虽然在艺术审美的角度上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文学应当有自己的标准和可以独立发展的空间，但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经典必须面向大众口味，以及必须要从全民的角度出发思考文学的发展已凌驾于文学艺术的标准之上。于是，在反复考察50至70年代文学普遍的“大众化”现象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其中不但隐含着意识形态权利制约的因素，还隐含着国家想象和民族想象的问题。文学与大众之间的不断“协调”，文学经典在产生的过程中，其创作者要面临着历史使命和艺术使命的双重承担，都使得诸多文学经典必须具有本质华、集体符号化、公共象征性的特点。而当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逐渐转变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之后，文学作品实际上便常常呈现出一种更为不真实的面貌，于是，曾经反映现实生活场景的求实作风正被那种凌空高蹈的极端浪漫主义所取代。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红色经典”产生的必然性以及内在的问题。然而，与后来研究者纷纷指摘“红色经典”的现象相比，这些经典文本在当时，无论是从阅读者众，还是发行数量乃至舆论倡导的角度上，它们都是当之无愧的“时代经典”。这种倾向不但说明最终成为“文学史经典”的“红色经典”曾经是当时的“文学经典”的多重身份，而且，也说明经典本身的时代性和历史性。而事实上，类似“红色经典”现象的事例在整个文学的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的：“上官体”、“江西诗派”、“桐城派”等大致都属于这种现象。这些经典在生前、身后的聚讼纷纭不但反映了即使是“文学史经典”也常常具有自身的复杂性，而且，还深刻说明了“文学史经典”也同样是一个带有主观性色彩的历史化进程。
同样地，对于文学经典而言，其本身也同样存在着复杂性的问题。文学经典虽然在整体脉络上符合具有逆向性的历史性过程，即文学经典在接受历史检验的过程中往往是时间越久远就越具有确定性与公认程度，而距离当下时间较近的文学作品则常常由于缺乏历史沉积而经典化程度不高。但这种具有“进化”色彩的经典化过程并不是说经典一经确立，便可以永远束之高阁。而有关这一点，在文学进入所谓的相对主义时代便更加明显，90年代几次出现的对现代文学经典鲁迅先生作品的质疑正说明了这些。与此同时，裹挟“文学史经典”的话题在内，研讨“文学经典”，我们还会发现：“文学经典”的命运也并非就一帆风顺，它同样也存在着地位起伏不定，甚至被日后的“文学史经典”（即当时的时代经典）所掩盖的历史事实。由于文学经典同样也面临着被史家书写的命运，而即使是真正的文学经典也同样会由于时代、文化、社会等原因而被人为的遮蔽，所以，文学经典可能会被延期进入读者的视野甚至得到历史的确证的现象也同样存在。以现代文学史上曾经赢得众多读者、享誉一时的张爱玲、徐讦的作品为例，在“红色经典”盛行的年代里，他们往往由于阶级属性等问题而无法被写进文学的历史，自然，在这一时期，它们（或他们）的地位也就无法与在艺术成就上甚至远不及它们的时代经典相比。而有关这一点，如果可以继续引申的话，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得出未来或后世的经典，并不就是必然能够超越前代经典的结论。
最后，如果可以结合当下经典话题流行的事实，我们还可以发现：在经典的研讨过程中，还一直存在概念泛化的现象。即使我们在具体的讨论中，已经确立了一般经典的意义与标准，但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常常面临混同的现象仍然可以处处得见。虽然，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由于彼此的复杂关系，会常常造成外延上的边界模糊。但是，在已经确立标准的前提下，如果不明确自己究竟站立于何种层面、何种立场上探讨经典则无疑是对研讨经典问题本身的一种伤害。以本文研讨的“红色经典”为例，如果不对其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条分缕析的梳理，那么，这种在命名上带有一定含糊倾向的经典就会使许多读者对“经典”本身做到切实的把握。而在无法明确谁是“文学经典”、谁是“文学史经典”的前提下，经典的标准失范，读者认识模糊甚至是无所适从也就不可避免了。
总之，在经典研究盛行的语境下，我们必须要清醒的认识到：这种研讨在某种程度上首先是文学处境不佳的一种表现。而事实上，我们也必须承认，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是缺乏文学经典的，无论就走向世界的“诺贝尔情结”还是就20世纪文学本身缺乏历史积淀的事实而言，我们确实都对经典持有一种近乎渴望的态度。但经典本身毕竟是一个带有个人性和主观性的复杂问题，它是需要不断进行细化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在以谱系式的方式研讨经典生成过程的同时，通过落实到具体文本和注意其实质问题才显得十分重要，而本文的以“红色经典”为例，研讨文学经典和文学史经典之关系的论述或许要说明的正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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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注释：<o:p></o:p>
①黄曼君：《回到经典　重释经典———关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典化问题》，《文学评论》，2004年4期，108~114页。<o:p></o:p>
②洪子诚：《问题与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233页。<o:p></o:p>

曾蒙 · 发表于 2006-5-14 22:21:54

选题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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