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世纪之交的女性诗歌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6-11-16 17:3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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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对话：世纪之交的女性诗歌<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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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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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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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云（韩国东亚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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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亚平（诗人，贵州电视台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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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夜（诗人，《甘肃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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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琪（诗人，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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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珂（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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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泽（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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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学（文学博士）
张大为（文学博士）
齐军华（文学博士）
霍俊明（文学博士）
张立群（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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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敬：１９９５年为了迎接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诗探索》编辑部曾举行过一次女性诗歌研讨会。同年《诗探索》第1期发表了几位评论家关于女性诗歌的专栏文章，还以“女诗人自白”为题发表了翟永明、唐亚平、海男的创作谈。从那时起，女性诗歌就开始了“加速度”向前发展。到如今，女性诗歌已支撑起诗歌写作的“半边天”，诗坛上涌现了一代更年轻的女性诗人，出现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女性诗歌文本。这些诗人和这些诗歌文本为我们的诗坛带来了新的景象和独特的诗歌理念。李汉荣曾经在《诗探索》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名叫《诗是女性的》，这个题目很有意思。的确，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由于自身的性别优势与心理特征似乎更适合于进行诗歌写作。此外，女性诗歌理论也已成为诗论界的重要话题，从80年代后期到今天，由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涌入，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和女性文学批评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一大批女性文学的研究者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女性诗歌作为女性文学的一部分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境下不断得到人们的关注的。为了对世纪之交中国女性诗歌写作语境与写作姿态进行认真的考察，同时对中国女性诗歌研究面临的困境及对策进行思考，开拓女性诗歌研究的新局面，我们邀请了在京的部分女诗人、诗评家，以及正在北京访问的韩国东亚大学教授金龙云，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博士，围绕“世纪之交的中国女性诗歌”这一主题进行对话，希望大家能够畅所欲言。<o:p></o:p>
张立群：我觉得谈及世纪之交的女性诗歌必须要注意90年代女性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的种种特点以及它们在世纪初女性诗歌创作与批评中的种种延续。近年来，关于女性诗歌或是女性主义诗歌的概念式争论已经逐渐式微了，同时，在对女性诗歌乃至女性文学的批评中也很少出现大段援引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现象，这些都充分说明了中国女性诗歌批评已经逐渐进入了一种较为成熟的状态。在90年代，一批更为年轻的女性诗人如蓝蓝、荣荣、路也等开始崭露头角，女性写作中的“超性别意识”和对现实生活的及物性描写的出现都为新世纪的女性诗歌萌生新质奠定了基础。新世纪的女性诗歌正是在这种情境下展开的，充分适应时代的写作、对语言和技巧的精益求精正是90年代女性诗歌在世纪初的延续。当然，虽说世纪初的女性诗歌只有短短的几年，但如果我们细细地找寻，仍然可以发现：女性诗歌写作在文本长度上的不断增加，即所谓的话语增殖，以及在敞开的性别意识中逐渐关注身体以及对身体感受的描绘，正是这几年女性诗歌的新动向。世纪之初的“身体意象”与“躯体诗学”的再度涌现与80年代中后期的同类写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世纪之初女性诗歌中的尽管再度回归身体、回归自我，但这种表面上的“再现”不是原来的封闭性的，而是带有一种明显的性别意识的敞开性，同时，它也是在对诗歌技巧和语言明澈的追求下进行的一种近乎自觉的经营。路也的《南去》、荣荣的《欲望》等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正说明了这种新的动向，而在90年代以后，已经逐渐趋于洗尽铅华境界的王小妮更是在《我就在水火之间》等作品中通过近乎澄净的语言达到了一种非常高的水准。
王珂：今天到场的唐亚平、娜夜和安琪，正好代表了80年代以后的三代女性诗人。她们成名的大致时间正好与我所进行的20余年的诗歌研究同步。我一直是为90年代诗歌进行辩护的。90年代女性诗歌无论怎样说都是非常繁荣的，这里不但有优秀的女性诗人，还有为诗歌进行奔走的活动家，但90年代的女性诗人又从来没有进行过所谓的“联合出击”，这是一个战国时代。当然，这也使90年代女性诗歌存在另外的一些问题。一般而言，90年代的诗人是真正进行艺术探索和可以进行艺术探索的一代诗人，他们埋头写作，彼此基本上互不相干。同时，90年代的学风也是非常正的，这无疑对女性诗歌的繁荣又增添了力量。但是，我们又必须注意到一些评论者的主观臆断，他们的某种行为迫使一些女性诗人不得不出来展示自己，当然，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多说。不过，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对于女性诗人的自我展示，我们应当客观而公正地去看待，因为，我们的批评曾经使许多颇有作为的女性诗人过早地夭折。我理想中的女性诗人应当是三分之一的文化、三分之一的女人味、三分之一的思想。为什么我强调三分之一？这主要是从中国现时的社会条件出发的。90年代的女性诗歌是真正属于中国色彩的女性诗歌的，本来，传统的中国女性诗歌应当是优雅的、温柔的，但90年代的女性诗歌必须要接受平民化的倾向，同时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女性自我的意识。总之，女性诗人应当通过自己的方式为女性诗歌本身进行定位，要警惕过于狭小的题材和片面追求宏大叙事，以及无休止地追求语言，比如，我和立群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世纪初的女性诗歌写作有越写越长的倾向。而从某种意义上说，90年代女性诗歌的成功正在于写作者“我”先是一个生存着的女人，然后才是一个女性诗人。
霍俊明：在新世纪谈及当下的中国女性诗歌写作决非是一个轻松简单的话题。女性写作不应该是雅罗米尔式的“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精神疾病气味的青春期的偏执性写作，而应更具有一种包容的、省察的姿态。诗人张烨的话宣告了一个恰切和合理的姿势——“我首先是一个诗人，其次才是一个女人。”回首和返观来路，女性诗歌在经历了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的狂躁的性别风暴和权力话语突起的尖锐景观之后，近年来的女性诗歌写作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视阈和姿态更为宽广的美学趋向。如果说90年代女性诗歌语言在话语压抑之后存在艰难转换和重新确立自身话语努力的话，那么当下的一些女性诗歌则存在着对语言过度沉溺或确切说是玩弄语言的危险。这种语言态度表现为过度地拼贴和堆积暧昧、怪涩的词汇，或者几乎不经任何整合和观照直接从嘴中流出的口语和散文式的日常表达。这种大大降低写作难度（或者根本就消解了难度）的语言表达最终沦为一种自戗、自泄、自恋的白日梦行为。这种语言的空前私语性狂欢和纵溺，仅仅是将毫无生机的僵化失效的语言附着在所谓的诗歌表达上。如鲁西西《礼物》，鬼鬼的《千里送棉花》，春树的《在天安门广场等人》、《别阻止我老去，因为我还年轻》，巫女琴丝的《一个少女对刑场的感性认识》、《深山里的尼姑》，月牙儿的《寂寞》，赵四的《回忆夏天的爱情》等。当然，在我的阅读体验中，也不乏有女性诗人将视阈投放的更为宽远和辽阔、写作的场阈不断展现出新空间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诗人更多是作为生存个体在与语言、生命、生存的临界点上对自然万有之物和内心进行了充分而中的的表达，对事物和细节的纹理进行了擦亮和梳理。这种更恰切和合宜的姿态使我在阅读中分享了语言和想象以及经验的多重快乐。我看到我这种伟大的记忆力量。
吴思敬：刚才霍俊明在发言中列举了当下女性诗歌写作的部分作品，他主要是从女性诗歌的语言特点上，并以一种较为尖锐的方式进行评述，这无疑也是一种观点，值得我们讨论。<o:p></o:p>
王珂：我觉得霍俊明的发言至少说明当前的一些女性诗歌在艺术上是不均衡的。诗歌毕竟是一种语言的艺术，但许多女性诗人不注意对自己诗歌的打磨，这往往使其写作变得很粗糙。我个人以为，女性诗人在写作的时候不应该先入为主，不应该在考虑女权等一系列主题的基础上进行写作，而应当自然而然地进入诗歌的写作过程。<o:p></o:p>
孟泽：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对霍俊明的发言进行补充。由于俊明是对于发表的诗歌进行了批评，而发表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公共的符号，对于公共的符号我们自然是有理由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言说的。刚才对于一些诗歌作品，俊明从语言的角度说明它们不是诗，但自80年代后期以来究竟什么是诗歌的语言乃至女性诗歌的语言就一直是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既然诗歌写作语言是非常个人化的东西，而批评的眼光也是个人化的东西，那么，在二者冲突之间就很容易产生双重的失误。我曾读过四川女诗人乌青的一首诗叫《永失我爱》，我看完之后非常感动，但是我相信许多人看到之后一点也不会感动。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按照自己的偏好去评判一个诗人的写作的时候，那么我们所谓的批评必定没有对这位诗人负责，同时也就相当于没有对整个诗歌负责。但是，俊明的发言的合理性又是不容质疑的，因为他有自己发言的权利，如果诗坛真的没有俊明这种批评了，那么，诗坛也就势必混沌一团。我想讲的第二点就是女性诗歌的性别意识问题。记得在80年代的时候，我阅读翟永明的《女人》的时候，内心是非常震惊的。而后，也确实有许多评论从性别意识的角度对其进行阐述。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又逐步发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90年代文化新特点对女性诗歌的影响。那么，女性诗歌是否就是要表达这种意识或只是要表达这种意识呢？女性诗歌有没有更为深入的开掘空间呢？我觉得女性诗歌的出现其实是一个历史主体可以生成并不断呈现的过程，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女性诗歌肯定会繁荣下去，但如果我们忽视了社会历史，那么，我们的批评势必是不全面的。<o:p></o:p>
张大为：从作为写作资源的诗歌经验的构成上讲，在我们看来，当代、至少是“新生代”以来的“女性诗歌”写作一直处于一种悖论结构中：一方面是充满痛苦地、悲壮地沉没于个体性的女性性别经验的深渊之中，在写作中则表现为对于这种经验本身的或许是过度的执迷、夸张与倚重，另一方面，当试图将这种个体性的性别经验升格为“女性视角”、“女性精神性别立场”的时候，就无可避免地将之推向社会体制与意识形态的视境。当下的文化处境使得我们必须再次回到“类”的主体性与文化诗学的视野中来，这一点对于诗歌、特别是对于我们这里所探讨的“女性诗歌”来说尤其重要，因为诗歌从来被当作是个体性的文化实践的典范，而“个体主体性”曾经是被大力张扬以求“回到诗歌本身” 的义正辞严的理论宣言。“诗歌本身”是什么以及“个体主体性”的理论立场的历史功绩如何我们权且不去管它，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同于政治极权式的意识形态，我们今天的文化语境中，一种犬儒主义式的直白的、自足、自主与能动的“个体性”是眼下的文化意识形态所竭力培植的幻觉。从“个体性”的梦魇中走出的“女性诗歌”写作，将会在“类”经验的处置与表达中获得一种全新的书写自由与力度以及一种全方位的丰富性。“类”的经验并不是简单地退回到宏大粗放的无个性的时代与集体的传声筒的“大我”阶段上去，也不是要作女性群体的简单的代言者。同样，它也不是个体经验在情绪的催化作用下的同质放大。“类”的经验强调在“类”存在状况中经验的体制性的、文化的构成、男性与女性经验的相互错综、相互构成的经验本身的“主体间”的包容性与复杂性以及经验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的维度。“类”的经验构成对于“女性诗歌”的写作来说至少可以在如下两个方面有所作为：（1）以“类”的经验改造“女性诗歌”的写作经验的构成与写作生态，提升其品质。（2）以“类”的经验承载文化批判的责任。
安琪：我听前边几位的发言，有一个最深的感触就是女性诗歌仍然处于被看的地位，而今天发言的几位年轻的博士也仍然在用一种男性的视角在看。这种结论主要从你们列举的女性诗歌作品而得出的，因为你们列举的诗歌都是非常女性化的诗歌。我可能是一个女权色彩比较强的人，我一直想写出许多包容中西方文化的宏大的作品，但是由于我一直在忙着编诗选，耗尽了我大量的心血，这些计划迟迟没有得到实行。我觉得一个人对事物有着什么样的判断就会有什么样的诗歌。我的诗曾经被人评论过，也被人批评过，我越是想摆脱女性诗歌的写作立场，就越是被纳入到这个圈子里来。我诗集中的作品如长诗，如果署名不是我，而是署名一位男性诗人的话，那么肯定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判断。我觉得我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是受了很多坎坷，当然我不想做出一副受苦的姿态，我只是想摆脱作为女性一种比较软弱的姿态，从而想改变在别人眼中的印象。现在，女性诗人出来展示就会被人称为做秀，但是，在第三代诗歌大展的时候，我们却没有人说那种行为是在做秀，而是获得一片赞美之词。那时，唐亚平才二十几岁，多么年轻。而到我们今天想出来的时候，比如“中间代”的提法，却面临那么多指责。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诗人，我们当然都想成为类似像王小妮那样的已经进入化境、来去自如的状态，但那无疑是非常难的。这是我说的第一个问题。我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女性诗歌本身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只要我们一谈女性文学给人的感觉往往就是女性小说，而女性诗歌却常常被人忽视。女性诗歌无疑是女性文学的一个部分，如果女性文学只是女性小说的话，那么诗歌自然就很危险了。女性诗歌应当被更多的人认识，而且应当放在东西方文化语境中去看待。我相信，这也是吴老师和在座诸位诗歌研究者所关注的。<o:p></o:p>
吴思敬：我觉得安琪的发言是非常坦诚的。在她之前，一直是几位男性评论者在发言。安琪在发言中敏锐地提到了他们的男性视角，就显得很有针对性。我觉得安琪在论述自己的诗歌观的时候，有自己的思索。她希望女性诗歌能够最后进入一种超性别意识的状态，而这一点也正是近期女性文学的作家和评论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o:p></o:p>
唐亚平：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参加这样的会议了。不是我不愿意参加，而是我觉得诗歌本身就是一个个人化的东西。我记得我最后一次参加的，是在贵阳由画家石虎召开的一次诗会。那次发言人很多，不过静下来讲，好像这些与真正的诗歌写作没有太大的关系。再一个就是个人的因素，90年代我在贵州做电视，由于为了展示当地民族的风情，我可能几年都无法离开，所以关注诗坛也越来越少了。今天与一些年轻的博士讨论这些问题，我觉得我好像只是墙上的一只蚊子，真的，视角已经改变了，看待问题的方式也变化了。我觉得女性诗歌是非常宽泛的，有时评论就像一个画框，他框住你的头，你的手脚就是不存在的；而框住你的手脚，你的头则是不存在的。我个人觉得我似乎离批评很远，而且，每一代有每一代的诗人，每一代诗人有每一代诗人的命运。诗人的优秀与平庸是通过作品的质量而被认可的。是否有些时候，我们的批评将原本很宽广的事物局限住了呢？我很多时候也想不明白。<o:p></o:p>
娜夜：我不是很会在会议上发言。我觉得很多评论将女性诗人和女性诗歌进行冠名，我有时候对此不是很感兴趣。因为，有时候有些诗人是被拉进来的，但他们是否情愿？另外拿我自己的创作来说，我在写作的时候，不会考虑历史、政治、女性、哲学等一系列问题，至于写作的结果最终是什么样，那往往是另外一件事情。与评论相比，我更注意读者对中国诗歌、女性诗歌以及我自己的写作的看法。或许在遥远的将来，我们只会记住诗人本身，而不会记住他究竟属于那个派别。比如我们当年阅读俄罗斯的诗歌，我们只是阅读作品，而很少去注意他的派别归属。<o:p></o:p>
刘福春：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代际划分是否就那么重要？我们可以说某个诗人有特点，进行研究，但是否对于诗歌本身和诗人写作是特别重要呢？有时我常常在想：究竟什么是女性诗歌？以往的时代我们冠名已经太多了，我们当然可以从性别的角度命名女性诗歌，但过分的强调是否就很重要？我们讲了如此多的女性诗人，但是，从命名的角度说，“男性诗人”存在吗？同样，“男批评家”也不存在。过分强调性别而没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系，只是按照性别来进行划分，问题确实是很多的。今天我们关注女性诗歌总是从女性本身和性别意识表达的角度出发，但是女性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即母性。对母性的伟大我们为什么很少进行关注呢？女诗人是否就是甘愿做“女性诗人”呢？我觉得可以思考的问题很多。<o:p></o:p>
王珂：“女性诗歌”和“女诗人写作的诗歌”确实是非常难以区分的。所以，在我现在的研究中，我经常使用“妇女诗歌”这样一个概念，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将女性所有的美德都包容进去，同时又避免过分强调女权这样的问题。<o:p></o:p>
杨志学： “女性诗歌”之所以成为一个话题、一个概念，成为当今不无寂寞的诗歌界的一个亮点，我觉得在于同时具备了这样两个条件：一是女性诗人的大量涌现，从数量上可以与男诗人相抗衡；二是女诗人写作中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强化，尽管一些女诗人不希望人们把她看作一个女诗人而希望人们把她看作一个诗人，但女诗人的写作确实具有不同于男诗人的特点。所以我觉得女诗人的“被看”是不可避免的，“女性诗歌”的被命名与被审视也是不可避免的。当前诗歌日益边缘化，许多男人不再以做一个诗人为荣耀，而首先考虑别的成功之道。在男诗人减少的同时，女诗人的数量却不断增加。据生理学测验，女性的坚持与耐性又远远超过男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女诗人也许是未来中国诗歌发展的希望所在。至于对于当前的女性诗歌，我觉得有这样几点倾向值得注意：首先，当前的女性诗歌与整个诗坛一样，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其次，在多元化格局之中，许多女诗人的写作表现出一种知识化、学者化的追求；最后就是女性诗歌的女性主义的写作倾向。
齐军华：我想问唐亚平老师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您80年代的诗歌与90年代的诗歌相比，有那些变化？
唐亚平：80年代的时候主要是因为年轻，所以希望在自己的诗中急于表达一些东西，因此诗歌往往写得很有激情，元气较浓，但技巧却有些粗糙。后来，由于在写作中发现许多问题，比如表现上的不到位、不准确等等，而生活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和细致，所以90年代以后就有些更为细致的尝试，比如对语言的经营。
齐军华：是否就是越来越接近诗歌本身？<o:p></o:p>
唐亚平：大致可以这样说吧！
金龙云：我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向三位女性诗人提一个问题，就是在诗、诗人、时间的关系如此紧密的情况下，你们对自己的诗歌与时间的关系有什么看法？比如，有时候可以产生诗歌，有时候却不能，这一点我非常想知道。
唐亚平：我觉得诗与时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密切的甚至混沌。这往往就像一滴水掉进另外一滴水，常常是分不开的。就我个人的写作感受而言，我觉得有时我常常会感觉到我不是生活在此时此刻，会生活的比较遥远，这种感觉往往是向后的，即比较古老的。在具体的生活中，我们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苍老，甚至时间会让人感到恐惧，而写作的时候，时间又变得抽象起来。
安琪：我和唐亚平的感觉不是很一样，我一直觉得时间是不存在的，而只有写作的时候，时间才被确定下来。比如我现在在这里谈论，然而当我出去的时候，这一段时间也就不存在了；同时，即使是在家里，我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也与我在进行写作的时候不一样。只有每时每刻的时间都被某种东西固定的时候，时间似乎才会确定下来，而诗歌正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时间和诗歌都是有生命感的，但离开这些，我们就常常会感到虚无。离开具体的情境，我觉得时间这个问题是很难谈论的，个体往往是无法抗拒时间的，因为个体的力量往往太软弱又太脆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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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张立群）<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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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刚 · 发表于 2006-11-16 19:04:09

很有意义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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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世纪之交的女性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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