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个人化写作”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6-11-27 12:2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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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个人化写作”<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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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评《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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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群<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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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化写作”是对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创作主流写作形态的一次命名，即使忽视在女性写作以及90年代自身就是一个“个体化”的时代，新诗写作中的此类命名也无疑是一个热点现象。然而，正如文学历史的研究总要期待一种沉淀之后，才能看清潜藏于其间的脉络，对于笔者曾一度热衷的诗歌研究而言，尽管，我曾在多篇文章中遵循将90年代作为一个诗歌“个人化写作”的时代[1]，但在反复考察历史之后，我不由得在一种“断裂、延续、发展”的观念以及关乎诗歌自身的“功用与审美”的先天属性中，对90年代“个人化写作”的命名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质疑——但是，这种质疑绝不是一种带有随意性的妄图超越，这种反思性观念的形成还与近20年来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本身创作的心态意识、流变趋势以及艺术的内在变迁，存有相当程度的关联。而引发我进行思考的诱因则是罗振亚先生《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的出版，因此，从兼评这部专著的角度出发，或许正是解脱“个人化写作”困扰的重要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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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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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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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追溯“个人化写作”的理论渊源时，振亚先生也同样以“惯常的思维”提到了“那么为什么在自我表现风行的20世纪诗歌历史上‘个人化写作’从未被提出，而偏偏直到90年代被王家新、唐晓渡、肖开愚、于坚等人正式倡言后它才翩然莅临？这并非十分难解的谜。90年代以前，中国社会的‘前现代’阶段特征，本质地规定着从朦胧诗、‘第三代’诗群体发展到90年代初的实验诗，只能常常以集团化的形态出现。而进入90年代后情形则完全不同了，‘个人化写作’的发生已成为一种阻挡不住的历史必然。”[2]但作为一种研究选点的介入，所谓“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的提法就已然决定了作者要将大致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诗歌运动作为一个整体，这样，“个人化写作”作为一种知识谱系，在发展的过程中势必会带有一种延续性。而事实上，“个人化写作”以及“个体诗学”的出现，也确然在诸多诗论家笔下呈现如下两种内涵：其一，是历史性的渊源，如王光明所言的“不过是拒绝普遍性定义的写作实践，是相对于国家化、集体化、思潮化的更重视个体感受力和想象力的话语实践。它在某种程度上标志了对意识形态化的‘重大题材’和时代共同主题的疏离，突出了诗歌艺术的具体承担方式”[3]，就是从反思历史和集团化写作的方式，探讨“个人化写作”的发展脉络的；其二，是从诗人个体以及诗歌自我的角度进行探讨的，如唐晓渡曾以“‘个人诗歌知识谱系’具有显而易见的自我相关性质。它既是诗人写作的强大经验和文化后援，又是他必须穿越的精神和语言迷障；既是布鲁姆所谓‘影响的焦虑’的渊薮，又是抗衡这种焦虑的影响，并不断有所突破的依据。”[4]因而，“个人化写作”成为一种批评意义上的“显学”当然与90年代诗歌面临的语境相关，但是，它的历史脉络却必将在“去意识形态化”和“个人性”的特征中，超出观念意义上的历史界限。
对于发生于80年代中期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或曰“后朦胧诗”、“后新诗潮”），罗振亚曾在其著作的“第一章之第一节”“生命本体的喧哗：‘第三代’诗的意味革命”中结合抒情的变异以及反拨历史的前提指出，“‘第三代’诗人们不像朦胧诗人那样经历过噩梦般的悲愤年代，对朦胧诗人那种干净坦荡的英雄主义倾向、那种深入骨髓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格格不入。他们不愿做朦胧诗歌唱者那样‘类的社会人’，他们无意代表时代，也无意代表他人，他们只代表自己”[5]，这样，“第三代诗人”在朦胧诗后中国先锋诗歌阵营中为个人化写作的生成便奠定了某种基础；不但如此，振亚先生还以详细疏理历史的方式提出了“平民意识的觉醒，使‘第三代’诗人们从朦胧诗的类型化情思阴影下走出，迅速向人的生命存在状态的顿悟与袒露回归”[6]，这一或许是可以判定“第三代诗歌”正走向所谓“个体诗学”的重要标志，说明“第三代诗歌”是如何在告别集体和崇高甚或精英意识的过程中，进入到一种新的诗学层面。当然，对于“第三代诗歌”，我一直坚持它的后现代性，尽管，这种后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与现代性混同在一起，而且，这种后现代性在呈现诗意碎片的过程中，似乎并不为当时的写作者自身意识到，但无论是为了超越前代，还是张显个性的意图以及某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意识，都使“第三代诗歌”从一开始就具有深深的个人性，他们对生活、事态具象细腻入微的书写，不但关注了存在主义式的的“此在状态”，同样也在拒绝历史的过程中，成为一种高度的自我。这一点，在振亚先生的书中，虽没有完全得到命名意义上的书写，不过，所谓“消解崇高”、“告别优雅：圭皋崩溃后的俗美呈现”，却以事实的方式证明了“第三代诗歌”的这种写作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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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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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因为“个人化写作”的提出，是90年代诗歌相对于80年代集体化写作和云散之后的反思而出现的一种诗歌理论命名的话，那么，必须要注意那种对“个人化写作”不过是对80年代诗歌特别是“第三代诗歌”貌似集体，实则个人式写作的“美学脱身”予以重视。“个人化写作”作为一个可以不断提升的理论术语，虽然在90年代各式文学写作的评论中被频繁引用，但这种频繁引用却始终无法排斥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毕竟诗歌作为一种写作，在任何时代都可以被说为是从属于“个人”的，因而，“个人化写作”的单独出场就毕竟是针对一种时代语境和相应一种历史语境的产物。
对于将“个人化写作的知识谱系”延伸至80年代“第三代写作”，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第三代诗歌”虽集体出场，但却在出场的瞬间便以大批夭折的态势胎死腹中，尽管，从诗歌史的意义上说，1986年的“两报大展”虽然推出如此多的诗歌流派，并最终常常为人追忆的有“他们”、“非非”、“莽汉”等群落，但是，抒情主人公常常陷入自我、黑色幽默、解构甚或冷漠的写作方式，却决定了他们近乎多元与难以用整体的方式进行历史的划一：于坚诗歌的生活意识、韩东名篇的解构性、李亚伟式的反讽与嘲弄，甚至还有西川诗意的古典与海子的悬浮的大诗，都使得第三代诗歌在去意识形态的效应中走向了“朦胧诗”的背面。当然，“第三代诗歌”可以为人所诟病的却在于从去意识形态的角度甚至呼号出发，而却宛若使用意识形态的方式重新落入一种“历史的诡计”。不过，追溯这种谱系的历史之后，特别是那些容易被人忽视乃至尘封的脉络之后，我们不难断定如下几点事实：
第一，是对这一时期女性诗歌与诗歌潮流本身融合的忽视。对于“第三代诗歌”而言，虽然所谓“黑色风暴”的女性写作常常被看成是其中重要的支脉，但是，翟永明、唐亚平、伊蕾、海男等的“个人化写作”却常常在研究的过程中被剥离出来。这样，这种常常被指认为是在相当程度上是接受美国自白派诗风的写作，就往往被封闭到一个属于自我的单元——然而，无论是自白派，还是所谓后现代视野中的“女性主义写作”，甚至还有所谓的“躯体写作”，这些拒绝异性到场，或者以变相方式发出愤世嫉俗的写作，都是构成第三代诗歌成为“个人化写作”发端的一种重要前提。
第二，是在80年代中期的语境下，一个必须要注意的前提，就是所谓“主体性”、“向内转”的问题成为当时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视点。而“主体性”、“向内转”的一个重要现实指向，就是使“文学是人学”的命题再度得到历史的确认。如果没有上述理论的呼招以及潜在的氛围，或许“第三代诗歌”以及“先锋小说”乃至频繁引发学界争论的“后新时期文学”本身都无法成为一种可以独立的文学现象，并最终在嵌入文学历史的场景下，接续一度为历史中断的现代性和顺势迎接所谓的后现代场景。
至此，关乎“第三代诗歌”与“个人化写作”之间的关联已然得到了一种基本的确证。然而，或许值得提及的是，在振亚先生的著作里，还涉及到了另外一种可资凭借的可能，即“绪论部分”的“亚文化选择：民刊策略与边缘立场”。在著作中，振亚先生曾以“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的殷实业绩令人仰慕，但回望它的生命来路却又伴随着几多坎坷与酸涩。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从边缘出发的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经历无数次的拼搏厮杀，至今仍没有完全接近中心，获得统领诗坛主潮的风骚和殊荣；并且在生存方式上还远远没有摆脱和主流文化相对的‘先锋文学所特有的亚文化特征’”[7]。的确，无论从“先锋”以及“先锋诗歌”本身的前驱意识，还是与其反叛意识所交融的探索性和实验性，都必然决定“先锋”和“先锋诗歌”本身的个人性。而由此可以引申的则是：在“第三代”风起云涌的浪潮中，人们大致可以在“PASS”和“别了，舒婷北岛”的言论中读出，新一代青年诗人是如何无法理解和接受“朦胧诗”的根本精神，以及那种沉重的政治责任感和道德伦理意识的。“后朦胧诗”者在急于摆脱历史文化记忆和社会政治出现新质的共谋下，从一开始就使其卸下历史的重负，并在采取激进的姿态中显示更为自由的言说空间。在“后朦胧诗”者的诗歌观念中，并非已经彻底解构了乌托邦，只不过，这种乌托邦已从社会历史意义层面的乌托邦滑落到文化、艺术乃至语言上的乌托邦。而由此透露的诗人心态即为期待回归艺术审美、回归个体的言说方式，以及拒斥诗意的政治承担。<o:p></o:p>
怀着对政治权力失衡的记忆和横加于写作上的权利形式，“后朦胧诗”的超越意识和诗意理想竟然来得如此强烈与急切。以诗人韩东的言论为代表，除了那句著名的“诗到语言为止”妄图通过清除诗歌语言上过量的非本体性沉积而还原生命诉求，与“朦胧诗”形成相应的对立之外[8]，他在《三个世俗的角色之后》中，对于多年来中国诗歌所承担的政治的角色、文化的角色、历史的角色的析分，更是以“去政治化”、“去功利主义”的方式，将诗歌引向了个体意义上的诗学本身[9]。不过，由于韩东的论述甚至是包括“后朦胧诗”本身的兴起与运转，都与80年代中期的“叙述转向”、“方法论热”、“文化反思热潮”甚或“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混同”的文化语境密切相关，所以，所谓“后朦胧诗”的走向生活、走向语言以及走向诗歌本身，都以某种紧迫感、混同感的方式表现其个人的理想主义心态。而所谓在1986年“两报大展”中瞬间出现的数百家诗歌流派，同样以“集体退场”的方式成为历史，更说明了激情催生的诗人心态以及裹挟的功利意识、历史压抑感在厚重与沉积方面上竟然是如此的匮乏。或许在“后朦胧诗”营造的“理想高于艺术”、“语言、技巧高于内容”的过度表演中，我们所能体味到的除了一种个人化的叙事之外，再有的就是新诗正在一种近乎“眼高手低”的书写中走向了文化的世俗化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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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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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个人化写作”为何在他者的眼中总是属于90年代的事物呢？也许，这个问题只有通过一种“对位思考”才能得到解释。本来，如果只是从写作的角度来说，任何诗歌写作都是“个人”的，因此，在90年代提出所谓的“个人化写作”其实并没有给人带来喜出望外的感觉。事实上，90年代诗歌中的“个人化写作”之所以成为一个热点，关键就在于90年代的诗歌写作的沉默与80年代诗歌声势浩大的集体登场而发的，同时，它也是反思历史上种种附庸式诗歌写作而最终为90年代的诗人所普遍接受，因此，它的命名歧义不在于它是诗歌无奈后的写作策略，不在于它能标志独立作家与独立诗人的成长、形成和真正独立于艺术层面上的诗歌知识谱系，而只在于它自身可以跨越历史，进行无限制的拼贴与链接。
在这种前提下，思考“个人化写作”以及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找寻一个“临界点”。如果说“后新时期”以及“亚文化”的身份意识对于诗歌“个人化写作”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种场景下的文化身份及其认知方式往往会以解构群体意识和精英启蒙意识的方式，显现其深深的个人性，那么，在回顾80年代诗歌热闹场景以及90年代诗歌日趋走向边缘之后，往往会让人发现一条横亘的“断裂感”，而这一点，如果可以借用诗人欧阳江河那段近乎经典化的论述，即为——<o:p></o:p>
1989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代，属于那种加了着重号的、可以从事实和时间中脱离出来单独存在的象征性时间。对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写作来说，1989年并非从头开始，但似乎比从头开始还要困难。一个主要的结果是，在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刻的中断。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在这种情境中，我们既可以说写作的乌托邦时代已经结束，也可以说它刚刚开始。[10]<o:p></o:p>
透过这段近乎吊诡式的论述，不难想象的是：90年代诗歌似乎已通过“对立”的方式相应于80年代展开了它的历史化情境，并滋生出新的“诗歌想象”。不但如此，它似乎又在说明：经历80、90年代过渡阶段的一代中国诗人仍然怀有着深深的历史记忆。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首先对所谓‘个人写作’进行必要的澄清似乎并不多余。我的意思不是要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要提请注意聚集在这一概念上的若干‘踪迹’和‘投影’。这样的‘踪迹’和‘投影’包括：意识形态写作、集体写作、青春期写作、对西方现代诗的仿写（和对整个西方文学、文化的服膺），或许还得加上近些年大行其道的‘大众写作’和‘市场写作’。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意识到‘个人写作’在一个缺少‘个人’传统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的针对性，及其更多从反面被界定的语义渊源” [11]中，体悟到在所谓90年代“文化转型”语境和市场化时代诗歌写作的“个人性”所抵达的空间及其预设的历史前提。“个人化写作”不但是历史化记忆丧失（至少是反拨历史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诗人妄图通过审美、独立的方式寻找写作权利的必然结果，但是，丧失历史化场景与诗歌主流身份地位的却并不是“个人化” 本身造成的，这种无奈并乏力的心态意识还是诗歌、诗人走向边缘之后的必然结果。<o:p></o:p>
当然，对于“个人化写作”及其谱系的延伸，我们也必须要进行一分为二的看待。一方面，“个人化写作”作为诗歌回归自身的一种呼唤，它不断预示着一种生活性以及诗意的沉潜，同时，它也在于一种写作上的多元性和诗歌艺术上的多元性。由于“个人化写作”的场景下，任何一种个体写作都获得了其合法性，所以，写作上的多元就在不必整齐划一的过程中成为一种可能；同样的，在“个人化写作”一旦为诗人群体熟识，并在自我超越的机制下，总结诗歌写作的成败得失时，新的“写作范式”势必要拔地而起。在90年代，围绕“个人化写作”而出现的“叙事性”、“亚抒情”或许正是诗艺走向丰富多元的一种趋势，至于，因为语言使用上的差异以及历史问题的遗留而在世纪末出现的先锋诗坛的裂变，或许也同样可以以这样的一种眼光来看，即这场论争或许正是“个人化写作”及其写作观念差异性碰撞的一种必然结果。
而另一方面，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似乎也在表面反拨80年代诗歌“集体出场”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延续了80年代诗歌特别是“第三代诗歌”自身存在的历史问题。如果说80年代有着运动性质的先锋诗歌并未带来与之程度可以相适应的“有分量的作品”的话，那么，在90年代“个人化写作”走向自我、风景惨淡的情况下，“好诗创作”与“呼唤好诗”正以相辅相成的情态成为诗歌边缘化程度不断加重的一个重要“因子”——“个人化写作”虽导引诗人在关注现实生活的前提下刻绘了细腻的诗歌纹理，但“个人化写作”却在某些时候成为回避时代、回避理想以及拒绝意义的代名词，而且，那种自我经验散漫无度的漂移和过分拒绝意义之后造成的平面化、浅表化，也往往容易使诗歌在成为某种琐事记录后的诗质变轻，而像世纪末出现的极度“身体叙事”则更是以宣泄欲望的方式，表达了诗意完全放逐之后，“个人化写作”本身需要反思的问题。
正如埃利亚斯在《个体的社会》一文中所言的“个体与社会的关系，是某种很独特的东西。它在存在的其他领域里没有一个类比项可寻。”[12]“个人化写作”知识谱系无论从其发生、发展甚至内在的艺术演变中，都存有自身较为独特的特点，同时，也从不掩饰其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某种张力。而这一点，或许正是他歧义叠出并常常在自我身份的显现中，与“平民写作”、“亚文化心态意识”等话题裹挟在一起的重要原因。“个人化写作”作为一柄“双刃剑”，虽具有现实历史场景下的合理之处，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诗歌妄图反映现实但却往往失之力度的事实。因此，在这种前提下，以适当的意识形态性来规范“个人化写作”或许正是引导其走向坦途的一个必要条件。在基本勾勒出“个人化写作”较为清晰的轨迹之后，我们或许在世纪之初对“底层写作”、“道德伦理”的探讨中（当然，这些话题也期待一种梳理），已然发现了这种可能。这样，“个人化写作”虽仍不断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历史的辨识，但若真能在关注现实的前提下，回归诗意的栖居地，完成真正的“主体生成”，那么，也足以让驻足者聊以自慰了！<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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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o:p></o:p>
[1]关于此类文章，可参见拙文：《反思中的自由与沉默——论文学史意义上的90年代诗歌》，《文艺评论》，2004年5期；《拆解悬置的历史——关于90年代诗歌研究几个热点话题的反思》，《文艺评论》，2006年2期。<o:p></o:p>
[2][5][6][7]分别见罗振亚：《朦胧诗后先锋诗歌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163～164页、45页、46页、3页。<o:p></o:p>
[3]王光明：《在非诗的时代展开诗歌：论90年代的中国新诗》，《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2期。<o:p></o:p>
[4] [11]分别见唐晓渡：《90年代先锋诗的若干问题》，《唐晓渡诗学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113页、111～112页。<o:p></o:p>
[8]如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就认为，这一名言是“旨在反对朦胧诗人所扮演的‘历史真理代言人’的角色以及他们强烈的社会意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314页。<o:p></o:p>
[9] 如韩东在《三个世俗的角色之后》中，就曾结合北岛的创作这样阐述他对“政治的角色”的理解：“可以说整个诗歌运动都暗含者这样的内容和动机。我们的努力成了一种政治行为式个人在一个政治化的社会里安身立命的手段。虽然充满风险，我们还是这样做了。在中国，政治上的成功总比艺术上的成功来得容易。这是我们血液里的经验。……诗歌运动的危险隐藏在历史事件中。我们不可能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并借此一跃，除非我们永不跌倒。我们不再相信屈服过的人生。我们要摆脱作为政治动物的悲剧就必须不再企图借此发迹。”见吴思敬编选：《磁场与魔方》，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o:p></o:p>
[10]欧阳江河：《’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和知识分子身份》，收入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北京：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版。<o:p></o:p>
[12][德国]诺贝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收入《个体的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o:p></o:p>

曾蒙 · 发表于 2006-11-28 12:02:22

提上来!

张修林 · 发表于 2006-11-28 21: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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