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之书（之一）

张立群

<><BR>——谈谈与90年代诗歌史相关的几位先生</P>
<><BR>在具体写作《回忆之书》之前，或许，我必须要对一些问题予以澄清：如果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通过网上，还是诗歌史写作的原因，甚至还包括发表论文而结识了许多朋友，大多还是与我的专业，也就是常常让我自己也感到难堪的诗歌研究有关。自2003年从东北辽宁大学来到北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我就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我一直以为：既然搞诗歌创作，就尽量不要搞诗歌研究了，而且，就当年报考的志愿来说，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这样的理想排序和考试时间的排序，也确然认证了这一点。但最后即使是在许多人眼里，似乎总是远远不及前者的首师大，也同样是通过“候补”的方式选择了我。记得那年8月25日接到北京的电话，当时，我很惊讶，然后将这一“突发事件”告诉了我的硕士导师、朋友，8月30日我是第一次知道什么叫特快专递以及它应有的价值，然后，我就在9月7日晚上离开了我生活了30年的沈阳，来到北京。那天临行前，我的妻子哭了……</P>
<>                            一</P>
<>对于最终读上博士，并通过交流和诗歌史写作认识90年代那么多诗人，我当然首先要谈谈我的导师吴思敬先生。第一次见他是《诗潮》杂志社将我引荐过去的；第一次见面，有人告诉我他办公的位置，我清楚的记得我第一句话竟然实在的说出“吴老师，我不知道您是院长”；第一次见到他，他曾经在文学院办公室倒了一杯茶给我，那天，还有一场报告会，如果，我记得不错的是荷兰汉学家柯雷作的吧，（也许不是，但肯定是一个说着流利中国话的老外，他也和我握了手），但由于我赶回沈阳的火车T47，所以，我没有听到具体的内容。<BR>吴先生无疑是一个和蔼、友善的长者，这一点在后面我接触大量诗歌朋友的过程中，得到了证实，当然，被证实的还有我的师母。对于被许多诗歌理论家并不看好的90年代诗歌和年轻的诗人，吴老师总是持一种关心、理解、呵护的态度，这一点，在我的诗歌史写作和为90年代诗人写大量诗歌时评的过程中，也有具体的体现。应当说，从迷信的角度说，吴先生是我的贵人，因为名额的扩招至少让我少费了一年的时间。是以，对于第一次去吴老师家中，他说“要珍惜学习的机会”时，我听得很是入心。<BR>吴先生在教学过程中总是通过一些研讨，或者通过话题交流的方式，让我们学到一些东西，并常常让我们在专题会上与一些诗人结识，唐亚平、西渡、周瓒、安琪、娜夜等都是通过一系列会议见着真人并相识的，而且，吴先生作为领导和老师，其最值得后辈学习的是他能够因材施教，知人善任。对于后来不断为朋友指为我三年北京“赖以成名”的90年代诗歌史，也大致源于此——因为在来京之前，我曾让他看到过我在硕士期间发表在《芒种》2002年8期的《反思与突围——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困境及重新生长的可能》，《辽宁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3期的《回首中的名与实——“后新潮诗”后现代性的艺术再探》，吴先生也许对此很满意，并在一次谈话中说我对90年代诗歌有独特的见解……不过，那两篇文章今天看来却着实不敢恭维，所以，我在反思的时候总觉得先生这次似乎有些走眼。但从结果上看，至少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写诗歌史是任务分配，不是我个人的要求；二，对于吴先生说的“挨骂、受人重视，也是这段诗歌史”，我当时总是不明白，但现在我终于明白了……</P>
<>                                 二</P>
<>如果可以按照顺序来的话，我下一个谈到的应当是王珂师兄、张桃洲师兄和张大为师兄，不过，若是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分类的话，那么，王珂师兄和张桃洲师兄当然应当为一组，至于理由是简单的，因为他们都是博士后，比博士的位置更靠后一些。<BR>与王珂师兄的首次见面是在关于屠岸先生的一次座谈上，当时王珂师兄去的很早，而初次见面的印象就是眼前这个个子矮矮的、脑袋大大的人，竟然是博士后加教授？后来在逐渐的接触中，才知王珂师兄的能耐——他从副教授到教授只用了不到三年，他曾经一年有发表数十篇论文的记录……不过，王珂师兄留给我最大的印象，却是他与许多发表学术论文的编辑都有联系但却从不把论文寄给个人（爱用不用），并从来不交什么版面费，这一点在学术普遍匮乏的今天无疑是难得的，而且，王师兄为人正直坦诚，讲究尊严。记得他曾严格的向我区分学术论文和时下评论以及书评之间的区别，并不时将一些做学问和作人的道理传授给我。对于90年代诗歌史以及我一度想将90年代诗歌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王珂师兄认为是一件“艰难的时事”，的确，给活着的人写史，有时确实让人感到很尴尬，何况文坛的诟病在某种程度上在诗歌与诗人的身上又往往体现的那样的明显。当然，王珂师兄对我影响是最大的还是他的为人和投稿的方式——三年来，我的论文投稿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一方式进行的。直至今天，有些事情，我还是有重要的事情就打电话，问询远在福建师范大学的他，而他，也总是详细的给予解答……<BR>与王珂师兄相比，对于与张桃洲师兄的相识却是比较偶然的。但结识之后，才知我们之间应当是有一些渊源的——这种渊源当然不仅来自我们的同姓同宗，而是，这位曾经南京大学的博士与我这个辽宁大学的硕士，原来在师门上是有些交情的，即桃洲师兄的老师朱先生和我的硕士老师赵老师一直是好朋友，并在一部书中有过密切的合作，所以，在有些大事和值得高兴的事情之际，我也总是少不了对张师兄进行滋扰。<BR>由于张师兄曾经在《扬子江诗刊》作过特邀编辑，并与许多诗人结识，所以，通过他的帮助，我总是在找具体诗人的联系方式以及求赠诗集的过程中，减少了诸多车马周折。桃洲师兄为人热情诚恳，文笔灵动，在他身上我学到的是一种细致而宏大的视野。总之，这两位博士后对我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但如果非要对他们作出进一步的评价的话，我或许想说：王师兄思路敏捷，写得多而快，但有时必然失之精细；张师兄才思细致，有独特的感悟能力和精品意识，但似乎让人觉得写得少了些。<BR>三年北京生涯，张大为师兄无疑是我最大的收获。在这位既可以称之为良师，又可以称之为诤友的博士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东西不但是一种做人的心态，还有做学问的眼光。大为师兄平日沉默寡言，整日活在自己的世界之中，在许多人眼里，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哲学家。经过三年的硕士，据说大为师兄已经将西方的哲学和文艺理论看得融会贯通，甚至在某些时候，他能明确告诉哪本书翻译的不好，而究其原因是在于翻译者本身就没有理解原文。对于学问，大为常常说看论文不必全部看完，其实只要看半部就足以看清这位作者的水平，掌握先进的理论固然重要，但本身的观念也要不断更新，否则即使有最先进的东西，其观念的陈旧和视野的狭窄也势必会造成功败垂成；而反之，只要有一种学术的眼光，那么，即使是旧的材料也一样会写得让人耳目一新。大为的言论在他的毕业论文答辩中得到了验证，但可惜的是，我却没有学到他的精髓，不过，通过长途电话我倒是学到了一些东西和观念意义上的指导，但是，对于我的毕业论文，即使到现在我还是有些困扰的问题想不清楚，想来，哪天我再去天津，或许在他的亲自指点下，会得到进一步的提高。<BR>以上述言论推究大为在90年代诗歌史写作中给予的指导，就是写评论甚至就是当下的时评也无所谓，多少也无所谓，关键是篇篇是否出新，是否精彩？而这些归根结底是一个观念性的问题，是一个人的素质问题——大为的话对我曾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本来，我生怕写太多时评会被人骂为靠人出名，或者说是不是什么学术？但现在也许不是这样，而事实的症结或许正是写的如何，或者说给读者多大启示！</P>
<>                         三</P>
<>下面我要谈的是洪子诚先生，但在此之前，或许我想澄清的是：也许我不该将这位值得后辈学者尊敬的长者“强行拉入”《回忆之书》，也许我应当在这里多说几句可以表达内心崇拜的话，但过多的言论或许又是多余的，毕竟洪老师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与当代诗歌史方面上做出的贡献已成为一种共识，因此，重复曾经有过的赞美之词，或许会容易成为一种虚假。<BR>在2005年初，洪子诚和刘登翰先生将出版于10多年前的《中国当代新诗史》进行再版，并以微言大义的方式写到了90年代诗歌，这无疑为我这个梦想写好90年代诗歌史的人带来了一个契机——不过，坦诚的讲，我在看完洪老师的90年代部分之后，产生的最大疑惑就是他为什么要用民刊推动的方式来叙述90年代诗歌——为此，在2005年8月末的达园宾馆召开的一次关于百年新诗研讨会的间隙，我还特意与这位前辈进行商讨。记得，在那次谈话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在问洪老师为什么用民刊写诗歌史的时候，洪老师的回答是“那你说应当怎样写呢？”洪老师的天真、单纯或许已经在学界出了名的，这一点在他的《问题与方法》一书的叙述中，大家应当早有领略。关于和洪老师那次交谈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诗歌史不必梦想写成永恒的定本”、“今天的诗歌史应当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一份可供参考的资料，至于具体写谁倒是次要的”……（这个观点在2005年9月末，首都师范大学的一次关于诗歌史的研讨会上我说过，而且，还被整理为摘要发表在2005年11月12日的《文艺报》上，所以，在有文字为证的前提下，说说也无妨吧？但是，具体的人名我不想多说！）是的，既然晚近时期的文学史总是那样艰难，但还要必须完成任务，那又何必缩手缩脚呢？至少还有那么多老先生在前面顶着吧？尽管，这样说实在是很不负责任！</P>

曾蒙

喜欢读这样的文字，很亲切。

紫陌红尘

相信这篇《回忆之书》将会给我们许多的启示，期待着后续的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