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簿：回答与清理（随笔）

曾蒙 · 发表于 2006-1-14 21: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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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宿命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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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对记忆的表达(布罗茨基)，因此她从不与真实世界对话（里尔克）。或者反过来说亦成立：诗歌从不与真实世界对话，因此诗歌才是对记忆的表述。作为表述或记忆的诗歌，她是我永远丢失也永远不能复得的日常性话语事件的代替品。在这一恍惚的迷幻过程，神秘的叙述，反而使当代人觉得是直逼诚实的真。我们的记忆，按照布氏的说法，带有明显的返祖现象，因而记忆使人接近死亡：一个人叙述得越多，表明这个人对死亡的认识越发清晰，也越使生存的意义即生命的意义，显示出一种赴死和救赎的基督色彩。这便是写作的本质，是写作对更多言说者的万有引力，是所有写作者的宿命。在其他方面（主要方面），诗歌写作也不完全是对记忆的析出和结晶过程。当然，作为写作的重要方面，记忆的表述是其写作者写作宿命的根本相遇。在这里“敞亮”显现出意义。然而，问题的另一面，不能不说写作者是对无穷现实语境的强有力的、致命的超拔。恰恰如此，当我们身陷现实瞬间的记忆之中，事件本身对我们记忆的影响十分明显。换一种表述就是，记忆是对现实的一种参与和纠正。写作者的记忆是对我们的记忆，是对大众文化（亚文化）的、现实性记忆的撤离和析出。这中间，记忆和现实发生了关系：必然的联系。这样，记忆成为记忆符号（语境）的恍惚、迷幻和神秘的叙述（这里，我想到失明的博尔赫斯对霍桑《重讲一遍的故事》中的韦克菲尔德的迷恋）。而写作便是介于这之中的某种信息的直接投影。这种犹如电影的投影来自写作者对现实的介入程度的深浅高低和理论修养的某种整合。因此我面临着除死亡（形而上）的宿命之外更直接的宿命思考：关于从不与现实世界对话的可能性存在。它有两种情况：一是从不与现实对话，记忆的叙述作为对现实投影进行表述；二是现实的投影作为对话，叙述的记忆进行彰显。这两种情况都是对现实的析出，对本文叙述情结的结晶。为此，我看到了更多作为记忆表述存在的叙述文本，这种诗歌将直接参与现实语境，表达她的精神迷恋的记忆过程。这种文本是与现实的偶然性事件相遇，是对生存状态的根本关照，或者说与记忆本身无关，她是对当下语境的粗俗简略的亚文化的背叛、修正与提升，是一次宿命之中的精神征伐，并能准确找到其叙述角度，从而确立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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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 模仿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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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写出让人模仿的诗歌的诗人是幸福的，同样的道理，模仿的人却是不幸的。反过来说，被模仿者亦是不幸的，模仿者反而有幸。比如海子，他的死使他的贵族的乌托邦遍布模仿者的诗中，大面积泛滥。而且在当下，我们中的许多诗人仍然行走在海子的阴影里。海子作为中国第一位被如此大面积模仿的人，显然是他的不幸。在此意义上，我开始追问：海子为何要写出那些忧伤而又邈远的诗意关怀的牧歌，他神父一般的救赎情结和牺牲精神是否拯救了中国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是否拯救了我们的诗歌时代？照这样的估计，我反倒认为是海子带来了中国目前诗歌质量日益下降的现实背景。尽管海子普及了中国诗歌哲学层面的可能性前景，使我国的诗歌跃上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光辉时代。但是，从结果的层面来分析，大面积无血无肉的虚无的模仿之作，正是结果（模仿）本身伤害了诗歌。因此，模仿的难度来自于文本的不可模仿的属性，非模仿性决定了作为一个诗人个体独立于文本的意义，作为一个生命方式独立于生活方式的最终突围。海子有一大批言语模仿者，但却没有一个像海子一样以身体祭献于诗歌的行为模仿者。言语行为在模仿者那里被劈为整整齐齐的两个半体，这表明模仿者的虚伪和狡猾。中国的诗人作家太过于聪明。即使在欧洲，人们模仿歌德的维特，我们的结论却并不是维特们伟大。因此，在灵魂的历险中，诗人对生命、死亡、信仰、存在、时间等等的终极关怀命题是无法模仿的。模仿的难度在于被模仿者最终只有一个，惟一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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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 析出或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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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left>在当代日常性生活中，我们看到有关生活方式的论述显然越来越超过我们为之论述和表达的生命方式。换句话说，我国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生活方式远远大于精神生活存在的生命方式。从当今世界音响市场、影视行为的日趋热烈的膨胀过程，我们说作为个体生命方式存在的艺术，愈被削弱到一个不被理喻的地步。这样，我们析出故事本身，看到更多狂妄的潮流：身体取代自我的世界。由此，我们理性地认为，更多的诗歌和诗人纷纷逃离，作为某个贵族时代的梦想的化身，逃离无边无际生活的海洋。这又一次证明，在面对生存为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显得渺茫和并非是坚不可摧的神话。一个有关神话的语境时代留给写作者更多的则是阴暗的联想：即使她的到来也会增加我们关于艺术思考的难度。我们的处境面临选择：是整合、契入还是析出故事（短平快的日常话语行为）本来面目之后作为鸟兽散般地逃离。即使有关逃离的话语是一种自我本能的描述，在艰难的消解诗意的当代生活中，诗歌的苍白尤其明显。更进一步地讲，那些对生存本身的思考到达某种程度的时候，诗歌和一切艺术对他的反驳就显得格外力不从心。这样，拯救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作为当代生活的故事性文本，在艰难地恢复其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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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 观念艺术和行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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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底，西南师范大学展览厅，我的艺术家朋友李春光和他的弟兄们，在即将结束大学生活的前夕，搞了一次民名曰“人民公社”的大型艺术活动。活动历时3天。步入大厅的最后一个晚上，在“禁止严肃、禁止思考”的鲜红的横幅下，作者们正在与来自各个系科的年轻的博士、硕士、副教授们热烈地争执。争执的原因是双方均达不到共识。艺术家们不需要评论家的评说，因为这是一次“禁止思考”的艺术本体运动。当然，在这一场看起来十分有趣的也毫无结果的交锋中，显示出悖论本身对艺术契入的深一层意义。因为即使“禁止思考”，作者、文本及读者三者的缺席可以存在，但问题是意义（思考的意义）无法缺席。观念艺术夹带着后现代的嬉皮士行为，在生命的“两面”被迫讲话。我另一次遇见一位颇有名气的诗歌评论家，他认为诗歌行为是诗人对当下语境的撤离的返观，即诗人与现实语境应保持相当的距离。这当然是真的，是神学和宗教意义上的“返回”。是一次性观念艺术。我要说的是，任何文本，即使作者意义复加到何种地步，或者我们返观80年代末90年代初诗歌中有关“大地”、“神祗”、“本真”诸如此类灵魂中方向性的词语，曼延在巨大的模仿事件之中，试问，我们是否还应与现实语境保持距离？这样，即使我们得到了个体意义成功的文本，但更大的灾难已融于当下的语境之中，而且更为可怕的是，我们也将成为灾难的一部分，成为行为艺术的可笑的玩物。 1996.2.15於攀枝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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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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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识一个人，一部书，一段历史，是先从误读开始，又在误读中结束。这样，我们更加认识到了神话和传说。在远古时代，有关“狼来了”的传说，大概在现代文明对于幼小的孩子，无非是道德和伦理的本分之事。但是，我们或多或少地疏忽甚至忘记了“狼来了”的故事本身：狼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甚或追问“狼为何而来”，都成了不该询问的既成事实。民间传说在一种非风格或口语状态，抵达写作和思考的零度性口语程度。即使在基础教育中，人们总是把悬置真理和说教摆在了首要位置。这样，我们在到达真理的过程中必然返回到逻辑值为假的既成事实即基础教育的说教之中。我们得到的宝贵知识、经验便像传说和神话一样高远和不可言说。在这当中，一切关于天和地，以及自然知识等都成为某种塞外风景，让人伤感。而人文的东西使我们倍受不可言说的折磨：欲望和实用主义深入人心。于是，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小说和大众文化有了神圣的土壤，这便是传说带给我们的精神慰藉，和乌托邦式的察言观色然后微笑。 1996.3.14於西师 
重新命名：诗人与世界相遇
落实到写作，我想说的是“命名”的问题。这种命名确实带有自我性，不是他者。当然，命名的目的就是对他者的言说。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命名”就是清理，而在德里达、巴尔特那里，则是“后现代”、“解构主义”、“消解”、“价值削平”……所以我说“命名”是个性化的，是排他性的，也是作家的独特性所在。而具体到我所经历的“89诗潮以后”这一阶段，我所受到的是有关海德格尔的诗学教育，这种教育是深远的，它意味深长：首先它让我们懂得什么是诗歌以及诗歌的终极精神。海德格尔对中国当代青年诗人的教育具有启蒙意义。这种熏陶使我们离开了世俗的喧哗回到诗歌本真从而体验老庄哲学的“宁静”和“高远”，却不是“空”。在海德格尔那里，我们看到了“命名”被赋予一层“与世界相遇”的偶然性结局，这是一种不可为之而为之的努力。它确实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因此我说写作就是神秘行为，就是“命名”，在我这里，“相遇”与“命名”是一个层次上的含义。作家对“命名”的热衷其实就是对写作的热爱。这种骨子里的热爱可以表现为：通过一只小蚂蚁看见生存的奔波和劳累，从一片落花和电视新闻里洪水天旱的消息念想到家园的意义……我想，“命名”的根本就是一个作家对自身和命运的关怀，是一个作家良心和人道的真实表现。而目前，我所看到的诗人是没有被“命名”的诗人，这样的诗人太多，居然有好些家伙久居理论中心、诗歌中心，站到了“先锋诗人”行列，好像他们手头拿有一张永久的不过期的证券，这多少让人感到有点好玩，甚至可笑。 
迷 失
目前学术界津津乐道的是“失语症”问题，我的一位朋友在他的硕士论文谈及这个问题时，我只说了一句：失语症就是后殖民文化的典型代表。失语并不是失题，而是在后殖民主义文化中失去自身，从而丧失自我言说能力。我不是一个政治爱好者或阶级论者，我也不是一个保护主义者，但面对欧美洲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入侵，比如音响制品、影视制品、文学、艺术各个领域的占领，我们本土的东西开始散失的时候，这恐怕已经不是德先生赛先生的问题了，而是我们的生存及发展的问题。面对全球性的文化入侵，我们该如何保存自身的言说？ 另一个伴随着文化侵略而产生的现象是欧化语言的严重泛滥。从语言学的角度讲，文化交流伴随的一种现象就是语言被引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同时引起了语言的欧化。这个问题从“五四”论争到现在，也没有什么权威性的结论。在我看来，语言被欧化，思维被欧化，言语被欧化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最根本的是我们的文化精神不能被剥脱，不然问题就大了。 因此，迷失自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自身。这里我愿意引进一个西方故事，故事讲一个小男孩在他4岁的时候，有一次去了森林，找不了回家的路，几经折磨，终于回到了家；可到他近20岁的时候再去森林时，他感到森林比家园更悠闲，更自由，更舒适和幽美，于是他就在森林里砌了房子，住了下来。这个故事就是著名谚语“一个人走进森林究竟能走多远”的出处。在这个故事中，小男孩4岁时他迷失了自己，在家园意识的呼唤下他重新回到了家园；而在他20岁的时候，应该说懂得更多，但却真正迷失了自己，从此背离了家园。当然，这种“叛逆”具有多重解读的可能。但我想，面对中国诗人的命题是：迷失自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落自身，在语言与言说中间、在抒情与叙述中间失落自身，成为一个可怕的记忆。 1996.7.15-16於成都
 小 说
写作是一种极端的自在行为，而目前，我对当下的小说写作者持有并非乐观的态度。小说的本土化流失严重，包括小说的语言、小说的技术以及叙述故事的方式。传统小说家对讲故事很感兴趣。而我认为，故事是小说的基本要素之一，但并非主要因素。如果在语言、技巧、意义中间谈论小说的话，故事反而应退居次要位置。其次，小说写作应提高到有意义写作的高度。在小说中，并非出现霓虹灯、夜总会等符号，就标志城市人的生存态度和生存方式的戏剧性和平面化。在这些表面的物质形态中，如果能通过小说的叙事策略，深入到一种有意味、有意义的思考当中，这样的小说就会筹高一技。 1999.5 於攀枝花
 梦境与现实，究竟有多远，有多宽（之一） 
 
但是给它命名，猜测它的生存环境， 这事实已经使它变成了艺术的虚构， 不再是生活在大地上行走的生物之中的生物。 ——豪·路·博尔赫斯《另一只老虎》 
这是我们十分熟悉的场景，我说是在我上班的路上，清洁工在公路上打扫卫生，透过清晨的薄雾，我往往分不清他们是在扫除昨夜遗留的垃圾，还是在扫除地上的落叶。其实，这个季节对于我所居住的城市，已经过了落叶飘飘的时候，我不知道清洁工是在扫灰尘，大概是因为视力太差的缘故，所以当灰尘被狂野的中巴车带到我面前，我才明白，今天的太阳将不会轻易落山，就像非洲魔幻现实的天气一样；甚至我也明白，昨夜没有下雨，我梦中的边疆被明月无限地照耀，甚至我能看清几只鸟儿在树枝上嬉戏，几个不爱回家的男人在酒吧唱歌、喝酒、看女郎抽烟、发拳，在回家的路上与出租汽车司机吵架，因为被风吹了，变得酩酊大醉，满口脏话。我想我们当中走着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昨夜酒醉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我。 现在我得说一说城里的中巴，太不象话了。两年前一辆装满了乘客、时速相当可怕的中巴，从渡口桥越栏而过，掉在了金沙江。据目睹了此过程的一位老人说，六十年了，我没有看见鹰隼冲天而降，没有看见大鸟翱翔蓝天。事后，政府当局没有公布死亡人数，据说是因为乘坐中巴的人无法统计，到现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市民，也不知道这件事是怎么解决的。那些可怜的死者的家属，是否还在翘盼死者的归来。另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位美丽的少妇，一瞬间就变成了植物人。事情是这样的，当她刚刚上了中巴，还没有站稳，车就飞了起来，她被重重地摔下，像根木头倒在地上，离得远，加上街上太吵，我没听清楚她头着地时的声音。但我想说，轻点！ 今天早晨，我看见了清洁工在扫地，看见了中巴在狂奔，我就看见了恶魔在向我驶来，死亡的道路在向我延伸，我憎恨，我害怕，我无能极了、无奈极了，我没有办法。这样的梦魇驱使双腿朝我上班的路上走去，我深处恶梦周围，却没有反抗的勇气和要求。 （2000/04/13）
 云南王
 我来了，我看见，我说出。 ——恺撒
于坚说：拒绝隐喻。他在云南遭遇的是一个充满隐喻的中国，在这样一个拒绝能指的国度，人们宁愿去喜欢一个成绩优秀的学生，而不会去欣赏他能修桌凳腿。另外，于坚说，他是一个后退的诗人，并不先锋，他的诗没有前进。在于坚的大量随笔中，他一再地强调这一观点，并且一再复制文化大革命对人性的摧残和对人文主义的戕害。对于我这个出生于70年代的听众，这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我在姜文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看到了那种青春狂热的灼痛。这还是没有让我理解于坚。于坚的那种生活经历，特别是那时那地的心路历程，我是没法去真实体会的。但是我喜欢于坚，不是喜欢他的乌鸦，不是喜欢他对事物命名的态度，而是他所代表的那种历史本身，如同我喜欢北岛一样，他们本身就是历史。 这又一次让我想起日本。在《符号帝国》中，罗兰·巴尔特认为日本是一个能指无所不在的国家，比如他的筷子，他的能剧，他的小说。在这些国家里，能指是一种生存的基本技术，而不是赋予事物一层表面的意义。于坚说，中国是无小说的。我理解他的话，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没有小说的土壤，没有小说的传统，能指的小说被所指的诗歌所覆盖和湮没。 在我国，情形就是如此。包括我们的日常和精神生活。其实，这是不正常的，是非常扭曲的现象。于坚所做的事情的勇气就在这里。因此，我说，他是云南的不可替代的王，虽然他不会喜欢我给他封的这个官衔，但我还是要说，于坚是当今中国不可多得的人物，他是云南贡献出来的一个能指，一种精神的象征，一个隐喻。非常有趣。
 (2000/10/11) 
梦境与现实，究竟有多远，有多宽（之二）
 最粗俗最阴暗的表面都可以照出他的身影。 ——让—保罗·萨特《评〈小偷日记〉》
我又做梦了，梦中我的大脑也在做梦，是一种双层的梦，第一层梦是我在自己的阳台上读书，黄昏里的风声吹过我身外的城市，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在四月是大风弥漫的世界，整天整夜，风呵在房梁上吹，在窗台上吹，使劲地吹，也不知道哪有这么大的劲，吹翻了桉树，吹得满地遍是黄沙，害得清洁工一大早就在我们的睡梦中，沙沙沙的扫地。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读书，可想而知，在闷热的提前到来的夏天，我把窗外吹拂而至的凉意当成了科龙空调，我把身外沙沙沙地响个不停的尘土奔跑的声音，想像成了肖帮的小夜曲，催我入眠。 我的口头表达能力极差，我怀疑我写不好小说，基本上不敢提笔，也羞於与人交流。现在，当我在攀大散步，置身於回忆与现实之间，是棕榈树和仙人掌在输送着远在天崖的晚霞的光芒，在努力平息我内心的狂躁与不安。在这穷山恶水、一封信要走十天半个月的地方，我学会了像老人一样地思考和行走。望着这些我一个也不认识的富有朝气的年轻面庞，我知道我的确老了，但在生理上，我刚刚27虚岁。你看，他们多么快乐，在仅有一点课余时间的操场和草坪上，疯疯颠颠、神志清晰地追逐着爱情。夕阳西下，远山像一个巨大的铁盆罩在头上，有些沉重；稀疏的凉风在少男少女当中奔来跑去，把我带回日落帝国的南京和重庆。我在校园里成长，南京与重庆那日落西山的庞培帝国一样的死亡气息，使我的情绪日渐变坏，即使在现在这样平静的日子，我也无法遗忘我的自我失落的地方，在那失乐园一样的帝国。 童年是水中的倒影，是不现实和虚幻的自慰方式。是自己与自己的聊天，是自言自语，是梦呓，没有听众和演员，只有导演，在蔚蓝的天空下行走，没有风景，没有鲜花，甚至没有属於自己的房间。甚至没有欢乐，没有痛苦，没有欢乐与痛苦的理由。谁在关心我们的童年？谁在关心我们自己？我们的现实与梦幻？谁是我们？ 我在想，那已经过去的时间与过去的事件，我为什么还要去想念。我时常在想，童年，已经不存在了。而伤感像日食侵吞着光明，我时常能感受到瞬息的黑暗，不轻易地就遮住了我眼前所能见到的事物，使我常常能体会到博尔赫斯与荷马的凄凉。 这或许与一个人有关。她的死带去了我所有的理想，如果那时我还有什么能称为理想的话，也带来了我对自己的确认，准确地说，是带来了我对生活的承受的能力。她只要18岁，她给我们往往带来的是欢乐，她埋葬的也是这渺小而伟大的欢乐，在今天，我可以说，我宁愿不要这狗屁欢乐。这就是残存在我记忆中我对欢乐的经验，我对童年的唯一的记忆。 对一个人的死，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我们没有办法。 （2000/04/15）
 
内心的边疆（悼诗人昌耀）
我一直想寻找我的内心的边疆。但我知道，多年以来，他一直在我的心内存活着，他一直在寻找骑手，寻找一个倾听的对象。很多年了，我们在相互寻找。对灵魂来讲，这是非常艰深的话题，是一种死亡的哲学。 但是，昌耀寻找到了，在他的青海，在他内心的边疆。1957年，他在“一人无语独坐”的青藏高原，在“斯人”的青藏高原，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 是青海的高车 从北斗星宫之测悄然轧过者 是青海的高车 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 仍是青海的高车呀 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 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的轶诗
这个寻找着灵魂的诗人，这个边疆的守望者，他于2000年3 月22日清晨7时，在肺癌的阵痛中，从医院的三楼纵身一跃，夺窗而去。那时，死亡的光辉和青海高原的曙光在他的身上融为一体，那青海的高车从他的心灵中重重地辗过。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但是，在他45年对生命的热望和对美好事物的确信中，昌耀的生命是最长久的。我指的当然不是他的物理意义上的生命，我指的是他的诗歌生命、他的精神生命。我相信我的判断。 在我年轻的生命岁月里，我没有抵达过生命的边疆，也没有抵达过青海高原，在这一点上，我之于昌耀是贫瘠和苍白的。但在我有限的阅读和写作中，我热爱过昌耀和他高原上挺拔的诗，这种诗是高远的、神圣的，宗教一般令人景仰，他本身就是一种照耀，一种灵魂颤栗中的抵达和触及，坚持和抗挣。 昌耀是不朽的，他的内心的边疆在这个喧闹的时代是无语的，甚至是失语的，不在场的。但当我们谈论诗歌时，昌耀是没法缺席的，他永在，他就在我们的身边，甚至就在我们的诗里，在我们每天激荡的心里。他甚至就是我们，我们中间的一位，他在我们中间沉默无语，他在我们中间显得过于木讷。甚至他就在我们中间发言，在我们中间寻找熟人，寻找朋友，寻找对话和交流的借口。 但愿他还活在我们中间。 但是，不可能了。不会有可能了。 昌耀，他的勇敢就在于没有给我们机会。虽然，他给过，无限慷慨的给过，但是我们从没有珍惜。 我们又珍惜过什么？

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 是青海的高车 从北斗星宫之测悄然轧过者 是青海的高车 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 仍是青海的高车呀 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 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的轶诗
但是，昌耀寻找到了，在他的青海，在他内心的边疆。1957年，他在“一人无语独坐”的青藏高原，在“斯人”的青藏高原，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一直想寻找我的内心的边疆。但我知道，多年以来，他一直在我的心内存活着，他一直在寻找骑手，寻找一个倾听的对象。很多年了，我们在相互寻找。对灵魂来讲，这是非常艰深的话题，是一种死亡的哲学。 这个寻找着灵魂的诗人，这个边疆的守望者，他于2000年3 月22日清晨7时，在肺癌的阵痛中，从医院的三楼纵身一跃，夺窗而去。那时，死亡的光辉和青海高原的曙光在他的身上融为一体，那青海的高车从他的心灵中重重地辗过。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但是，在他45年对生命的热望和对美好事物的确信中，昌耀的生命是最长久的。我指的当然不是他的物理意义上的生命，我指的是他的诗歌生命、他的精神生命。 昌耀是不朽的，他的内心的边疆在这个喧闹的时代是无语的，甚至是失语的，不在场的。但当我们谈论诗歌时，昌耀是没法缺席的，他永在，他就在我们的身边，甚至就在我们的诗里，在我们每天激荡的心里。他甚至就是我们，我们中间的一位，他在我们中间沉默无语，他在我们中间显得过于木讷。甚至他就在我们中间发言，在我们中间寻找熟人，寻找朋友，寻找对话和交流的借口。 但愿他还活在我们中间。 但是，不可能了。不会有可能了。 对脆弱的生命来说，就是这么简单，这么残忍，这么暴烈。 （2000/10/17） 
在火车上
我想，火车对我的意义就是，他能把我从远方带回家中，把我从过去带回现在，甚至，他还可以把我从现在带到未来，带到可知或不可知的途中。我想，这种想法对大家都是有效的。也就是说，火车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他老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穿梭，他或许能给我们带来希望，也会给我们带来失落。他在光明中行使，也可以在黑暗中奔驰。他会给我们带来梦想，他总是给我们带来梦想，带来抵达终点的最后结局。 火车是一个庞然大物，他的亦步亦趋多是一种惯性，一种超然的存在，他在途中就是一种存在。火车就是为途中而有意为之的一种交通工具，对，他是一种必要的交通工具，他毫无哲学意味，他甚至就是在反驳我们人为附加给他的这层意义。他存在，他在大地上奔跑，他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奔跑。就像农民种地只是为了吃饱肚子，他绝对不会想到春天和秋天的隐喻，他只知道在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割粮食。农民的可爱之处就在这里，所以我们说，他们朴素，老实，本分。 在如此的时代，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些，其实，这样的身份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了。我所怀恋的，农民们依然在坚持，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美丽的谎言。 在火车上，我所想到的就是这些。我知道，我在秋天的原野，已经与空旷的火车融为一体，融为一体的还有我脚下的大地、高山和江河。我在他们中间穿行，奔跑，对我来说，我都是静止的，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灵。 火车对我的意义就是，他能把我从远方带回家中，把我从过去带回现在，甚至，他还可以把我从现在带到未来，带到可知或不可知的途中。我想，这种想法对大家都是有效的。也就是说，火车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他老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穿梭，他或许能给我们带来希望，也会给我们带来失落。他在光明中行使，也可以在黑暗中奔驰。他会给我们带来梦想，他总是给我们带来梦想，带来抵达终点的最后结局。 2000.10.22於攀枝花
 摇滚先锋
崔健不止一次走进我们的视野，是的，肯定不止一次。他和他所代表的摇滚，已经构成，已经建构起了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崔健说过，摇滚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当他的《一无所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红遍神州的时候，人们说崔健是颓废的；而当我听到他的《不是我不明白》、《一块红布》、《红旗下的蛋》这些音乐的时候，我认为崔健孕育一种自由的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对我们习惯于麻木的耳朵来说，这些音乐，无疑于推醒噩梦的惊雷。如雷贯耳。 对我现在的耳朵来说，崔健的摇滚和他略带沙哑的声音，已经证明了一种古老的神话，那就是崔健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一种精神，一种现实生活中无法兑现的诺言，一种绝望，一种抗挣。还有，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崔健对生活的热爱，对肉体的热爱，对耳朵的热爱，对精神的热爱。我曾经非常幸运地听人说过，摇滚是一种生活态度。不是吗？ 这种热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的，就是崔健的歌声，他的那种一呼百应的神和王子的声音，这种声音代表了更多的声音，代表了更多的绝望和热爱。这种声音本身说明，声音代表了交流，声音代表了身体，同时代表了思想。对现在的耳朵来说，崔健的意义就在这里。对未来的耳朵来说，耳朵就代表了麻木，代表了混沌，同时也代表了刺目的清醒，比如，就像崔健的耳朵，以及他那高贵的、沙哑的、一呼百应的动听的歌喉。 2002.1.20於攀枝花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4 21:56:56编辑过]

凉夜 · 发表于 2006-1-15 19:02:06

写得真好！崇拜中~~~~~~~~~~~~~~~~~~~~~~

曾蒙 · 发表于 2006-1-16 16:31:53

这些是老作品了，不好意思。请多批评。

小你 · 发表于 2006-1-16 16:56:53

下了学习.

李丽琴 · 发表于 2006-1-16 18:01:25

久违了。

毛文洪 · 发表于 2006-1-16 18: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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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看了一下，感觉作者视觉独特，见解独到，充满了智慧的火花。存留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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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10/17）的一则，可能输入有重复的地方。

曾蒙 · 发表于 2006-1-16 22: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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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过楼上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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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毛主席:那是一种写法,是有意为之,好象是为了达到某种回音效果.不知毛主席的喇叭响了没有哈.

和慧平 · 发表于 2006-1-23 15:38:07

[em17]见解独到，学习好文——曾蒙老大，偶来上班了！

曾蒙 · 发表于 2006-1-24 21:40:48

<DIV class=quote>以下是引用和慧平在2006-1-23 15:38:07的发言： [em17]见解独到，学习好文——曾蒙老大，偶来上班了！</DIV>
谢谢支持.辛苦了.新年的祝福!

王柳峰 · 发表于 2006-1-27 11:31:24

喜欢海子的诗很可惜他没有节制地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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