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时代性、“陌生化”与多向性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8-7-4 22:34:28

——评杨志学的《诗歌：研究与品鉴》 当代诗歌批评和鉴赏，发展到今天，似乎已经很难以何种模式予以归纳。这种现象的出现，究其原因，在于批评者自身的知识结构以及“文化（研究）成分”渗入之后，诗歌与论者之间都呈现出“双边互动”，这样，作为一种整体性趋势，当代诗歌批评必将呈现出极富主体意识的多元化倾向。对于本文所要研讨的杨志学之批评专著《诗歌：研究与品鉴》，所谓批评的“时代性”、“陌生化”与“多向性”，既是一个个文本客观排列后的集合情态，同时，也是作者主观性追求后的必然结果。至于为何按照这样的顺序进行内容的排列，同样也体现了一种关于“批评之批评”的生成过程。 一 阅读杨志学的专著《诗歌：研究与品鉴》，其开篇文章就是《从传播学角度看诗歌》，这个醒目的标题很容易产生“批评时代性”的感受：时至今日，人们常常感怀的“批评之繁荣”，早已因单向度的直视批评客体而感到匮乏。批评需要重新思考本身应有的主观维度，否则批评必将成为某种陈陈相因的叙述。但“批评的时代性”绝非仅仅取其表面的字意，除了包含应站立于时代前沿乃至制高点的文化意蕴，“批评的时代性”还寄予着一种主体性的当前适度呈现。面对着汗牛充栋的诗歌批评，即使言说曾经尘封的诗歌历史，也必须要通过不断注入当代思维才能焕发批评的魅力，从而产生新的阅读机制。然而，所谓“新的阅读机制”究竟应当通过怎样的构成方式，才能为聚讼纷纭的品评获取一种合理性？或许，在证诸文章之后，“陌生化”一词最能回应这种品评的合理性。自然而然地，在上述逻辑下，“批评的时代性”也同样不在于其视阈的广阔无边，而只在于批评本身的如何研究与品鉴。在《诗的再认》一文中，海外著名学者叶维廉曾指出：“在一切事物逐渐趋于专门化的现代世界中，诗评人的出现有时是件颇为危险的事；他们要在艺术家与群众之间做一个‘万应的中人’，一面要为艺术定路向，一面要立规条，放诸四海而皆准。但结果往往是：他们极易引起误导的作用。”[1]叶维廉的“诗的再认”为诗评者提出较为尖锐的课题，这使得在批评逐渐学院化、专业化的时代，诗评人至少要同时拥有、把握整体性和局部性的双重能力，才不至于在妄图全知全能的过程中凌空倒虚。为此，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杨志学在《消费时代的诗歌》中“消费时代与诗歌的困境”的概述及其合理解释。“在今日消费时代，诗歌的处境十分艰难，但诗歌没有停滞，而是依然运行，依然在发展。”[2]对时代的正确认知是探讨这一时代诗人姿态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是使用正确视角看待这一时代的现实性基础。诗歌发展到网络时代，持续写作的权利和品评的权利在更多的时候，已经被迅速传播的媒介所操纵。在这一历史前提下，将往日单一的文本认知置换为极具接受美学意味的“他者化”认知，不失为一条崭新的认识途径。因此，我们必须瞩目于杨志学在专著中的“诗歌传播研究”部分。建构<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于">于</personname>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的“诗歌传播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杨志学进行“时代性批评”的一个理论出发点，同时，也在具体的结构安排中成为本书的基本脉络。如果按照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活动”，至少包含“世界、作者、作品、和读者”四个重要层次，那么，从传播的角度看待诗歌，其实质是通过“文学消费与接受”的方式，将上述四个重要层次进行互动的一个“关节点”。“诗之为诗，以传播为前提，也以传播为旨归。诗歌起于传播，也终于传播……传播是诗的生命，也是诗的文化属性。传播是诗的动力，也是诗的存在形态和展开形态。诗歌传播就是诗歌讯息由传者向受者的流动。”[3]以传播的方式研究诗歌紧密地结合批评的时代性和科学性，很容易在诗歌的终极环节中释放出诗歌研究的时代意义。对于网络时代的诗歌而言，传播已经在不断技术化的前提下超越了以往纸面和口耳相传的方式。由此进一步引申，《论诗歌的传播的特质》、《论诗歌的传播类型》、《从郭小川到韩东：诗歌传播理念的变迁》以及《对话：新媒体与当代诗歌创作》等文章，则以“诗歌”和“传播”的方式生动地构成了诗歌接受的历史化过程。尽管，“消费时代的诗歌”因传播途径的迅捷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诗歌写作却并未由于所谓“权利的泛化”，而完全诉诸于意随性至甚或媚俗表演。相反地，诗歌由于置身于当代的全球化视野以及现代性的延伸与变异，而成为“内心经验”的传达。遍览世纪初诗歌的论争以及所谓的“文化事件”，一个潜在的本质问题就在于诗歌应如何适度表达这种经验，而作为一种外在的表现方式，则是诗歌在阅读中的或者平淡如水，或者得意妄言，直至可以引起惊奇的效果。带着这样的现实进入诗歌写作的考察，必将会引发“陌生化与诗歌创作”的问题。二 在引用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的“陌生化”言论的同时，杨志学以“诗的艺术就是陌生化的艺术”[4]的论断，体现了对诗歌艺术以及诗歌批评的整体性认知。一般来说，为了体现诗歌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无论写作或者接受都需要“对象陌生化”的介入。“诗歌创作中的陌生化，可以分为局部陌生化和整体陌生化。局部陌生化是指一首诗中的某些词语、某些句子、某种意象给人以新鲜超常的感受。而整体陌生化是指，某一首诗虽然就局部想象或其中词句看似乎没有奇特之处，但由于独特的叙述方式或结构排列方面的非同一般，从而造成一种整体上的陌生化效果。当然，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局部陌生化和整体陌生化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5]对“陌生化”的分类，既体现了诗歌作为文学艺术固有的生命感和新鲜感，同时，也客观再现了创作和阅读鉴赏过程中的层次感和深入程度。上述释义与以“传播方式为主看待诗歌”构成了“诗歌：研究与品鉴”的基本理论线索，而更为具体、细致地研讨则以“多向互动”的方式展开。     在《诗歌鉴赏中的文体不辨之误》中，作者曾指出：“所谓文体不辨之误，指的是在阅读鉴赏活动中，没有区别出不同文体的不同特点，以一种文体的特征和标准去打量另一种文体的作品”[6]；而在《诗歌的限制性与屠岸的“十四行”写作》中，作者则有“每一种艺术，都有其形式的属性或限制性。诗歌就像绘画、戏剧一样，是一种具有明确的限制性的艺术。诗的限制性来自诗的基本规范的要求。”[7]由此可见，对于诗歌批评鉴赏的“限制”与“极限”，杨志学是深知其中三昧的。为此，他总是期待或曰坚守诗歌批评鉴赏的“间离之道”——“说到底，诗歌是对现实的疏隔和陌生化处理。必须寻找恰当的距离，展开诗思的翅膀和审美的观照。诗歌的姿势、张力、新奇感、神秘感、现代感等等，均由此产生”[8]，来展开自己的批评空间，而诗歌的“间离之道”本身就体现为因地制宜之后的“审美观”及其“陌生化”的追求。     由“审美的观照”角度，进入诗歌的品评、鉴赏层次，杨志学在品评北岛《宣告》的结尾时，讲求“奇妙的意象组合”；对于台湾诗人非马的《鸟笼》，他倡导“解放鸟笼”，这种关于形式、节奏的判断，都建立在带给读者的“审美感受是难以言尽的”和“陌生化”的前提之上。以此综观本书“第三编  诗作赏评”部分，作者更多是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拆解”了诸多名篇佳作，诸如《悬崖边的爱情》、《韩东是个好厨师》、《为自己的心灵歌唱》等，都体现了这方面的特色。但在《〈诗经·东山〉试析》、《秦罗敷：汉代那最美的女子》、《〈陌生桑〉中女主人公的身分问题》、《唐诗五首品读》以及《普希金与中国诗人》等研讨中，作为则为我们带来了一种“跨文化的视野”——其实，无论品读还是赏析，按照当下专业分工细密的角度来说，横向跨越诸多领域都是一件“难事”。因此，在这样的“陌生化”式的传播面前，诗歌品评本身的“多向互动”又体现于品评对象本身的复杂多义之上。                               三 顾名思义，“诗歌：研究与品鉴”包含着两个主要部分。即使作者出于分类的需要，将专著分为“诗学涉笔”、“诗界人物”、“诗作赏评”三编，但显而易见地，前两部分容易被划入到“研究”的范畴之中，而后者更易被理解为细读与品鉴。遵循“结集”历来的基本模式，《诗歌：研究与品鉴》同样是一个经年累积的过程，但这种跨度较大的文章集合，却容易生动地体现了作者走过的学术道路，开阔的视阈以及批评的目的性。从文艺美学到现当代诗歌研究，无疑是一个从“整体到局部”的深入过程。这一点，体现在作者身上，总难免于字里行间流露出“美的意识”和“美的追求”。《李白的诗美观》、《牛汉：崇高诗美的创造者》、《秦罗敷：汉代那最美的女子》，单纯从文章题目就能体味“美的呈现”。比如，在具体评价诗人牛汉的创作时，作者就使用了“崇高是西方美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但早已为中国美学文艺学界所接受。……实际上中国传统美学中也早有类似崇高的说法。从先秦时期的‘大美’、‘浩然之气’，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慷慨’、‘风骨’、‘风力’，到司空图的‘雄浑’、‘悲慨’、‘豪放’、‘劲健’等，再到姚鼐的‘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的‘阳刚之美’，中国古代关于崇高、宏壮之美的论述名目繁多、精彩叠见。……我今日论说牛汉的诗，也采用‘崇高’这一术语。”[9]对于体魄和精神都堪称“硬汉”的诗人牛汉来说，“崇高”当然可以成为一个恰如其分的“修饰语”，不过，论者从美学术语流变的角度谈论“崇高”，则并非是一般品评所为。不但如此，从古典美学并适度结合西方美学的角度评判“新诗的美学”，也确然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至少，这可以使一位评论家的学养和底蕴可以自然而然的和盘托出。由某种研究的历史性延续，看待杨志学的《诗歌：研究与品鉴》。最终从业于现当代诗歌研究，必然决定新诗理论和批评在其专著中将占有重要的比例，但如果从涉足新诗名篇解读的角度看待这种“延续”，杨志学的新诗批评或许比想象中提前了许多。由《躺在自然的怀抱里——王志杰诗二首赏析》一文的写作时间来看，“《名作欣赏》1994年4期”的时间注脚，可以说明这一过程至少已经持续了10余年之久。而从具体的研究上说，作者在诗人研讨的过程中，始终坚守“知人论世”、“诗品和人品并重”，进而循序渐进的演绎方式。《简论穆木天的〈谭诗〉以及它与穆氏早期诗作之关系》、《牛汉：崇高诗美的创造者》等专著中关乎“诗界人物”篇，基本都使用了上述方法。对此，笔者以为：在博采史料、生平传记以及平素交往之后，进行适度品评既是品评的必然原点；同时，也是真实评判及其合理尺度的一种自然彰显。至于由此可能产生的对比分析、谱系式构成，同样是期待抵达令人信服直至为人称道程度的必然结果。    当杨志学在《蕴含在形式中的神秘气息——读昌耀的〈紫金冠〉》的结尾处，再次从“传播接受”的角度，写下“有些现实受众感觉它难以理解，也许会离它而去，但它所隐含的大量的‘潜在民众’，会在其传播过程中不断出现。它的横向受众也许是有限的，但它纵向的累加受众将是无穷的。真正的诗歌创造者所看重的，应该是这种纵向的累加受众”[10]的字句时，对诗歌传播式的阅读和品鉴或许已成为作者不时闪现“锋芒”的支撑点。既然，从陌生化的角度走向传播同样符合接受美学意义上的“传播构成”，那么，以年代形式进行的《五十年长河撒满诗的珍珠》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了一种历史性的光芒。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提到的“它们作为见证，记录了我多年来在诗歌研究与批评领域的跋涉。这既是对过去的一个总结，也是我走向远方的一个新起点”，时代的诗歌需要充分展现时代特色的“研究与品鉴”，这必然会使杨志学在与历史和未来的互动中走向“研究与品鉴”的深处！ 注释：[1]《叶维廉文集》“叁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180页。[2]杨志学：《诗歌：研究与品鉴》，西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53页。[3]《诗歌传播引论》，出处同上，7页。[4][5]《陌生化与诗歌创作》，出处同上，88、92页。[6]《探寻诗歌的“间离”之道》，出处同上，195页。[7]《诗歌鉴赏中的文体不辨之误》，出处同上，38页。[8]《诗歌的限制性与屠岸的“十四行”写作》，出处同上，161页。[9] 《牛汉：崇高诗美的创造者》，出处同上，141、142页。[10]《蕴含在形式中的神秘气息——读昌耀的〈紫金冠〉》，出处同上，254页。

楚山 · 发表于 2008-7-4 23:25:14

呵呵,学习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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