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焦虑”下的个体人格

张立群

——论30至50年代穆旦的诗人心态

                        

     由于引入“时代焦虑”的最终目的是要在将其作为外部背景的同时，强调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所以，“时代焦虑”除了包容个体的生存焦虑以及特定时代的政治焦虑外，还必将影响到作为诗人个体在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心态 。这样，在不断蜕变为世俗化情境的过程中，“时代焦虑”对于诗人而言，不但会对其个体生存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也必将会在诗人创作中的“自我”形象塑造上得到体现。
    从“是这一种受难的品质，使穆旦显得与众不同的”开始，几乎所有评论者都注意到穆旦诗歌给读者留下的“焦灼”、“痛苦”以及分裂中的“自我”，但正如王佐良所言的“穆旦的真正的谜却是：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 ，解除“谜语”的束缚或许并不在于中西文化接受过程中存在的矛盾，而在于一种个体心态与时代语境之间的对峙，至于本文选择一个特定时期作为考察的范围，恰恰是为了具体而深入的体现穆旦人格心态的多义空间与复杂构成。

                                   一

    少年时代就进行创作的穆旦从一开始就显露出一种独特的气质，沉郁的抒情和求索的韧性甚至是语言处理方式，不但使其诗歌带有属于“自我”的“个性”，同时，也为其迅速接受现代派诗歌影响，自觉走向内省式的创作提供了契合的前提。但穆旦的创作毕竟是在黑暗和苦难为现实处境的条件下展开的，因而，当穆旦将炽热的爱国情感与危机深重的社会现实融入其创作时，那种体现为激烈内心冲突的写作就显露出“自我”与时代之间较为独特的关系。
    在30年代向40年代进行转变的历史过程中，穆旦的“自我”形象正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不但体现为诗中昔日浪漫的自我出现了“内在的困境”，而且，也同样体现为穆旦对自身的一种思考甚至质疑。与以往的创作相比，写于1940年的《玫瑰之歌》、《漫漫长夜》等作品正经历着一种“危机”：对于前者而言，无论是“1 一个青年人站在现实和梦的桥梁上”、“2 现实的洪流冲毁了桥梁，他躲在真空里”、“3 新鲜的空气透进来了，他会健康起来吗”的小标题式的线索结构，还是“我已经疲倦了，我要去寻找异方的梦。……O让我离去，既然这儿一切都是枉然”的具体刻绘，都充分展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矛盾；而对于后者来说——
我是一个老人。我默默地守着
这迷漫一切的，昏乱的黑夜。
……
我是一个老人，失却了气力了，
只有躺在床上，静静等候。
……
但是我的孩子们战争去了，
（我的可爱的孩子们茹着苦辛，
他们去杀死那吃人的海盗。）

我默默地躺在床上。黑夜
摇我的心使我不能入梦，
因为在一些可怕的幻影里，
我总念着我孩子们未来的命运。……
的诗句，无疑是将“我”的苍老感觉，阴冷的氛围，以及将希望寄托给“孩子们”时与“我”形成的对比，汇聚成对一种无法忍受的“忍受”以及精神渴望和实际行动能力匮乏的表达中，揭示了“我”心灵上的困境。
    萦绕于穆旦诗中的困境自然是引发诗人自我质疑乃至诗中“自我”形象发生分裂的重要原因。然而，如果只是按照作品出现的时间进行划分，那么，关于这种质疑与分裂在30年代穆旦的诗作中就已经出现了。正如梁秉钧在《穆旦与现代的“我”》中指出穆旦的诗中多次出现了“虚构的我” ，写于1939年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从空虚到充实》正是以“不断分裂的个体” 来揭示现实语境和现代主义处理手法融合后的“自我”存在状态：《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以戏剧化甚至反讽式的叙述，先是将“我”、“他”和“他们”排列在一个视野平面上，我们都同样面临着战争的威胁，面对着毫无意义而又琐碎的生活处境，但在随即的描述特别是结尾处，“我”、“你”、“他”就变得模糊不清了——
我已经忘了摘一朵洁白的丁香夹在书里，
我已经忘了在公园里摇一只手杖，
在霓虹灯下飘过，听LOVE PARADE散播，
O我忘了用淡紫的墨水，在红茶里加一片柠檬。
当你低下头，重又抬起，
你就看见眼前的这许多人，你看见原野上的那许多人，
于是觉得你染上了黑色，和这些人们一样。
……
谁胜利了，他说，打下几架敌机？
我笑，是我。
当人们回到家里，弹去青草和泥土，
从他们头上所编织的大网里，
我是独自走上了被炸毁的楼，
而发见我自己死在那儿
僵硬的，满脸上是欢笑，眼泪，和叹息。
“我”当然无力改变眼前的现实，但穆旦在处理“我”的时候却没有使用一种清醒的方式，“我”与其他人称在视点上的混合特别是“我”最后亦生亦死的状态，都使得“我”在可以成为诗中任何一个个体的过程中，完成了虚构与分裂。而在只有加上删去的部分才得以完整的《从空虚到充实》 中，诗人所要表达的恐惧和软弱或许正在于“呵，谁知道我曾怎样寻找/我的一些可怜的化身”以及“我们失去的自己”。
     人格的虚构和分裂是穆旦在时代焦虑中质疑自我的结果，而其深层问题则在于“私人生活（诗）”与“公众世界”之间的矛盾 。1940年前后，随着国难当头，诗人有感于弥漫在中国土地上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热情，穆旦最终是以渴望新生的理想，直接投入了战争。但在这个从思想者（知识分子）向行动者身份转换的过程中，却隐含着某种跋涉的“艰难”。如果单纯是从《从空虚到充实》、《玫瑰之歌》的作品基调来看待穆旦这一时期的心态，不难发现他曾怀疑过自己能否完成这种转换，以及在转换的过程中是否会丧失自己的思索；但从最终的选择或者从这些作品的结尾处看，所谓因应和时代的呼招而设计出的“想象自我”以及诗句“我要赶到车站搭一九四O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一颗冬日的种子期待着新生”（《玫瑰之歌》），却展现了诗人对这种转换的认可与坚持。然而，对生命的浪漫式理解以及与此相契合的爱国激情，并不能取代知识者早已内化为个性主体意识的事实。因而，在热望与焦灼的状态下，对现实理想的无力和对知识无用的质疑，恰恰造就了穆旦“知”与“行”之间的矛盾，所以，在
这是死。历史的矛盾压着我们，
平衡，毒戕我们每一个冲动。
那些盲目的会发泄他们所想的，
而智慧使我们懦弱无能。

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
呵，谁该负责这样的罪行：
一个平凡的人，里面蕴藏着
无数的暗杀，无数的诞生。
的“控诉”（即为诗《控诉》，1941年）中，对“智慧”和“行动”的态度正好反映了“个体”和“社会”在诗人心灵发生冲突时的一种状态。
      
                              二

    没有人可以否认穆旦有着“哈孟雷特”般的气质，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在穆旦的身上，也具有堂吉诃德似的精神。在这种沉重的结合中，“个体”与“社会”、未来普遍与当下紧迫之间的“融合”，以及隐含的政治文化问题，在40年代穆旦的身上始终没有完成彻底的体现。因而，唐湜的评价：
   “读完了穆旦的诗，一种无比的丰富，丰富到痛苦的印象久久在我的心目里徘徊，我想，诗人是经历了一番内心的焦灼后不得不下笔写的，甚至在笔下还有一些挣扎的痛苦的印记，他有一份不平衡的心，一份思想家的坚忍不拔的人的风格，集中的固持，在别人懦弱的不敢正视的地方他却有足够的勇敢要去突破……
他把自我分裂为二：自然的生理的自我，也就是‘恶毒地澎湃着的血肉’，与‘永不能完成’的‘我自己’，心理的自我，使二者展开辩证的追求与抗争：生理的自我是他的主宰，他的潜意识的代表，心理的自我是他的理想，他的半意识甚至意识的代表，前者完全与社会没有关连，后者与社会有着相互影响的作用，他的努力是统一二者，以自然主义的精神，以诚挚的自我为基础，写出他的心灵的抒情，以感官与肉体思想一切……”
就在表达原本属于个别读者阅读感受的时候，具有了普泛的意义。
    40年代的战争以及社会的挤压，无疑是增加了穆旦诗中的自省意识和冷峻色调，因而，诗人不但在写作中出现了“还原作用” 这样的主题，而事实上，穆旦也确实在一面回归过去，一面寄托未来的对比中，表达了一种“还原意识”。
    从《童年》（1939年）中感到“丧失了本真”进而到“望着等待我的蔷薇花路，沉默”，穆旦诗中的回归式以及回忆性描述无疑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以写于1940年的《我》为例——
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
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
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
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

遇见部分时在一起哭喊，
是初恋的狂喜，想冲出樊篱，
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

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
或许，《我》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以“我”为题，却通篇没有出现“我”的形象，而在于“回归子宫”所包含的深刻含义。对于这样一首“使许多人迷惑”的诗，王佐良曾认为“在一个诗人探问着子宫的秘密的时候，他实在是问着事物的黑暗的神秘。” 但如果联系在此之前的某些作品，如《悲观论者的画像》 等的叙述进一步深入下去，那么，这种“带不回自己”的“回忆”以及“子宫”意象必将会和精神心理分析结合在一起——在“知”与“行”、自我人格相继陷入分裂状态之后，一种仇视脱离母体的“子宫情结”便应运而生了。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穆旦在书写这种情结时以“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的诗句，表达了“我”妄图在回归中得到片刻宁静的希望，但与精神分析不尽相同的是，穆旦并没有因此而进一步放弃自己、融化自己乃至取消自己在子宫外的独立存在。在“离开了群体”、“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的描述中，穆旦无疑是以回归子宫的希望来衬托或曰更为深刻的对“孤独自我”的确证。而从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上讲，这种“时代焦虑”下的心态又必将交织着极为紧张的自我斗争——在同样是以“我”为主人公的作品如《我向自己说》（1941年）、《阻滞的路》（1942年）之中，“我”已经无法回避的置身于社会现实之中，无法摆脱社会强大力量对“我”的吸收与融合；但“我”虽然认识到了昔日智慧的“软弱无能”，却无法彻底的摆脱原来的自己，而智慧赋予“我”内在的“自觉”却不断造成主体自我在内外两种张力的撕扯下濒于解体。这样，无论是
我不再祈求那不可能的了，上帝，
当可能还在不可能的时候，
生命的变质，爱的缺陷，纯洁的冷却
这些我都承继下来了，我所祈求的               （《我向自己说》）
还是“我要回去，回到我已迷失的故乡”，并将希望再次寄托给孩子们的“保护你们的希望，实现你们的理想”（《阻滞的路》），都成为穆旦“自我”心态在时代语境下的一种缩影——“现在，我们必须从‘我’这个起点再开始，其实这个起点原是全部诗的起点：这个‘我’是一个‘残缺的部分’永远在期待着一个完整的‘我’的完成，他想冲出时空的樊篱，‘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他‘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他时时狂喜，时时绝望，期待着那他所从来的群体的爱，狂喜与绝望全那么深沉，却又出发于一点……”

                             三

     写于1942年的《春底降临》、《春》以及《诗八首》，体现了穆旦少有的积极浪漫主义色彩，虽然，这种灵魂的喜悦、感情超越理智只是诗人创作中的“瞬间”，但它们却在与穆旦其他诗歌创作的对比中形成一种潜在的对抗。事实上，在穆旦的诗中，从来都不缺乏强烈的主体情怀，只不过，浪漫主义对自我的关注在穆旦那里更多时候被某种存在主义的色彩所掩盖，而二者的结合不但适合穆旦的诗人气质，同样，也造就了一位具有清醒知性和强大意志力的悲情人物。
     如果仅仅从个体对时代政治投入极大热情并进而宣泄“时代焦虑”的角度看待穆旦，那么，穆旦以及穆旦式诗人，如日后被称之为“九叶派”的诗人群体，自然无法与同一时代的“七月诗派”进行程度上的比较。在《时感四首》和与此密切相关的《饥饿的中国》 中，穆旦更多是以“你们的政治策略都非常成功”、“而你们一丝不改：说这是历史和革命”的诗句，对当时的社会黑暗一面进行了“热情”的嘲讽；而在《被围者》、《暴力》、《胜利》、《牺牲》等作品当中，穆旦则更多表现了一位存在主义者的清醒、痛苦以及由此萌生的质疑，这一点，自然也与常常将自我融合于时代、重视现实斗争性、必然性的“七月派”有所区别。
     尽管，穆旦在30年代创作初期就很明显的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而诸如《哀国难》（1935）、《野兽》（1937）等作品也从不缺乏爱国的热情和刚毅的品格，但穆旦对存在的无限性理解，却使穆旦以及穆旦式诗人在明显具有普泛的“内在的现实主义”倾向的同时，对所谓“政治感伤性” 产生了很大程度的质疑。比如，在《诗与民主》一文中，袁可嘉就曾在指出“外在的现实主义”应“提防两种流弊”的前提下，阐述“内在的现实主义看法比外在的现实主义见解至少有二个优点：消极地，它可以避免上述损害诗与民主的二种流弊；积极地，它包含了后者底真理而把它扩大加深。”以及“另一个足以说明内在与外在现实主义的优劣的是有机地创造与机械地反映的区分。” 对于保持人格清醒和艺术独立的诗人穆旦而言，袁可嘉的论述不但符合其创作，比如，在《农民兵》（1945年）、《通货膨胀》（1945年）、《旗》（1945年）以及上述的《时感四首》等作品中，穆旦所表达的人道主义与爱国激情总是从普遍意义的角度进行抒写的；而且，这种论述也是穆旦的理想受到现实拘谨后产生紧张感的重要内因——正是由于穆旦所追求的是克服时空限制的终极超越，所以，在时代、社会、政治的挤压下，才会形成穆旦特有的“自我”分裂感，“而更丰富，更丰富得痛苦的是诗人的自我分析与人格分裂，甚至自我虐待的抒悦，那些是最深入最细微的人性的抒情，他诉说他‘永远不能完成他自己’，因为有一个自然的上帝不断地‘添来另外的你们，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
     或许只有这样，才可以理解王佐良的“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在他的创造了一个上帝。”但诗人“并非基督教徒，也不相信上帝造人”的身份，却决定了“神”或“上帝”只是他倾诉的对象，而所谓“新诗的宗教”的创建也只在于“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的一种饥饿，以至喊叫者要求一点人身以外的东西来支持和安慰”。 在常常抱以“我是活着吗？我活着吗？我活着为什么？” 的自我追问中，穆旦无疑是以一种超越的眼光看待现实的生存，并进而期待完成“无限性”的提升。因此，“神”与“上帝”的性质及其出现的真正意图，关键就在于它在诗人迈向形而上境界的过程中，对一种未知力量的呼招，而这种不具有任何宗教神秘意义上的力量即是与“自我”对应的，可以代表自然界和一切生物的创造者。
     但万能者毕竟无法降临，而在穆旦的“就把我们囚进现在，呵上帝！/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出发》，1942年）和“在一无所有里如今却见你隐现。/主呵！淹没了我爱的一切，你因而/放大光彩，你的笑刺过我的悲哀”（《忆》，1945年）的对比叙述中，“我”对“主”、“上帝”的质疑与依靠并存，正是诗人希望与失望融合的结果。而在包容《祈神二章》（1943年）的《隐现》（1947年）之中，诗人“让我们看见吧，我的救主”以及“主呵，我们这样的欢乐失散到哪里去了”、“主呵，我们衷心的痛惜失散到哪里去了”、“主呵，我们生来的自由失散到哪里去了”的句子正是诗人陷入更深痛苦的写照和寻找新路的前提。

                                  四

     即使只是从写作时间上看待《手》和《我想要走》等作品，这些作品也显然表达了诗人在沈阳办报遭遇查封之后的心情，但联系到当时已经“考取自费赴美留学”，并最终去美国的事实[18]，则上述作品表达的压抑甚或希望，都显示了作者那一刻已经无法安稳的心境。然而，入美学习并结婚，甚至是已有诗名和未来的条件优越，都没有阻拦穆旦作为一个“探索者”的爱国热情——这位曾经激情洋溢的呼喊“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诗人，他的可敬、可爱甚至是可怜之处，就在于他对于人生的希望和意义的追求。一方面，他竭尽全力去维护一个知识分子思想的独立，并在遭遇一次次灵魂的打击之后重新站起；一方面，源自灵魂深处的普泛意义上的力量又使其无法别离他的祖国。他后来回顾这一时期生活的诗《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感恩节——可耻的债》，以及亲人对他的回忆 ，都证明了他在几度矛盾之后必然回国的缘由。
     回国之后的穆旦一边进行教学任务，一边进行着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50年代穆旦的诗歌创作，如《葬歌》、《去学习会》、《九十九家争鸣记》等，虽然主要目的是为了“写我们知识分子决心改造思想与旧我决裂的，那时的人都只知道为祖国服务，总觉得自己要改造，总觉得自己的缺点多，怕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但无论就写作手法和现实指向的差异，还是读者接受与评判标准，都使得穆旦的创作在政治高度一体化的情境下，最终成为了一种异端的声音。在“反右”的历史背景下，“从表面上看，这首诗好象是‘旧我’的葬歌，实际上却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颂歌。它的本质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坏作品” 的论断，对于穆旦以及作品《葬歌》而言，无疑是毁灭性的。而事实上，显露于穆旦《葬歌》中的
我到新华书店去买些书，
  打开书，冒出了熊熊火焰，
这热火反使你感到寒栗，
  说是它摧毁了你的骨干。

有多少情谊，关怀和现实
  都由眼睛和耳朵收到心里；
好友来信说：“过过新生活！”
  你从此失去了新鲜空气。
……
我走过我常走过的街道，
  那里的破旧房正在拆落，
呵，多少年的断瓦和残椽，
  那里还萦回着你的魂魄。
……
其中“骄矜”最为美丽；
“骄矜”本是我的眼睛，
我怎能把她舍弃？
等充分表达与过去诀别的句子恰恰成了被指责为“你”、“我”人称互换后的“混淆视听”、“对新社会距离太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歌颂”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丰富和丰富的痛苦”便不再是一种个体承担，而是外在现实力量特别是政治力量对一代知识分子“凄凉之旅”。
此后的穆旦基本上已经停止了创作，但从日后的作品，如《智慧之歌》（1976年）等作品的描述中——
只有痛苦还在，它是日常生活
每天在惩罚自己过去的傲慢，
……
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树不凋，
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为营养，
它的碧绿是对我无情的嘲弄，
我咒诅它每一片叶的滋长。
我们似乎不难看出：诗人并没有因时代政治而麻木自己，而始终保持人格的独立恰恰是其值得关注之处。
    总之，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大致可以了解穆旦在“时代焦虑”下的诗人心态以及其构成方式，而事实上，作为20世纪中国诗人的一类代表，穆旦的个体人格是具有相当程度的典型性的。以较多接受西方现代文化观念影响的知识分子诗人与特定时代之间的关系，以及40年代到50年代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视角来看待穆旦以及穆旦式诗人，那么，不断在创作上显露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现实与理想、艺术与政治之间的矛盾，正是造就穆旦笔下“自我”同时也是诗人“自我”具有独特性的一种必然前提；同样地，由此进行引申，以“九叶派”为代表的国统区诗人在建国后逐渐在创作上走向“隐匿状态”，也就并不仅仅是一次“历史的偶然”，只不过关于后者，则应当从属于另外一个研讨空间了！

紫陌红尘

“读完了穆旦的诗，一种无比的丰富，丰富到痛苦的印象久久在我的心目里徘徊，我想，诗人是经历了一番内心的焦灼后不得不下笔写的，甚至在笔下还有一些挣扎的痛苦的印记，他有一份不平衡的心，一份思想家的坚忍不拔的人的风格，集中的固持，在别人懦弱的不敢正视的地方他却有足够的勇敢要去突破……
     他把自我分裂为二：自然的生理的自我，也就是‘恶毒地澎湃着的血肉’，与‘永不能完成’的‘我自己’，心理的自我，使二者展开辩证的追求与抗争：生理的自我是他的主宰，他的潜意识的代表，心理的自我是他的理想，他的半意识甚至意识的代表，前者完全与社会没有关连，后者与社会有着相互影响的作用，他的努力是统一二者，以自然主义的精神，以诚挚的自我为基础，写出他的心灵的抒情，以感官与肉体思想一切……”

       唐湜对穆旦的评价很恰如。在九叶派诗人中，个人比较欣赏穆旦，遗憾的是我们读大学那会，学文学史时，对穆旦及其作品并未过多的涉及，只是一个概念上的九叶派代表。你的文章让我对这位知识分子诗人的诗品、人品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祥萌星

石千雨

初恋的时候比较喜欢穆旦的诗，只是如今读来却发现有些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