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重建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6-4-18 09:5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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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百年新诗文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重构的可能<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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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20世纪新诗或曰百年新诗文体问题的思索是自新诗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进行的话题，而有关对这一问题的反思在20世纪90年代又显得十分明显。这既是新诗在文化转型时代逐渐失去光芒的结果，同时，从另一个方面上说，它也充分反映了百年新诗在文体建设上确实存有问题的事实。而这一点在与具有几千年传统的古典诗歌相比时，就变得越发清晰。为什么直到今日我们在回答类似百年新诗有没有公认的文体标准时总会感到一丝困惑？为什么曾经有那么多新诗流派、口号乃至形式上的建设到最后都如昙花一现般悄然消逝？究其原因，就在于20世纪新诗在发展过程中，更多的时候是在一种近乎“有诗无体”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通过梳理20世纪新诗文体演变的历史，找寻百年新诗文体尚未进入成熟或曰文体幼稚的原因，并简单提出一些可行的设想与方法，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自然，这也就成为了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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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新诗文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内在原因<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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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新诗作为一种崭新的文体是随着新文化运动而确立的。在此过程中，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为新诗最后的萌生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胡适为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胡适不仅身体力行，亲自“尝试”，而且，还从理论上对新诗进行可贵的探索。随着1919年《谈新诗》一文的发表获得广泛的认同，现代诗歌作为一种新的文类终于被确立下来。然而，新诗即早期的“白话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最终的出现不但是当时社会条件、文化氛围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它还是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积淀过程才最终浮出历史的地表的。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晚清的“诗界革命”曾对胡适的白话诗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样，我们确实可以从梁启超与胡适各自领导的“文学革命”之间发现内在精神的一致性，而在学界颇为流行的那句“没有晚请，何来五四？”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一内在的一致性。然而，无论是“诗界革命”，还是“新文化运动”，它们所承载的任务更多是集中在对当时中国传输新的启蒙思想和文化精神。因此，尽管二者都曾经在“诗”的改革上提出过方案，但它们明显带有的反封建文化倾向以及与当时“政治革命主潮”难解难分的关系，都使其各自的“运动”带上了鲜明的政治文化色彩。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为了推翻封建宗法制度的桎梏，实现真正的民主与科学，以胡适为代表新文化主将们就势必要以一种激进主义的方式进行反传统，而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打破旧有的语言束缚对民众进行普及无疑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方法。同时，选择最具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诗歌作为突破口也无疑是最为有力的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指向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文化转型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其明显带有功利色彩的倾向也造成了初期新诗不可避免地带有简单化的倾向，并进而衍生为无法细致、踏实地进行诗体建设的工作。“由于诗质的丰富性被‘时代精神’大而化之，诗歌语言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被‘白话’的透明性所替代，‘自由诗’几乎成了‘新诗’的基本符码，诗的美学要求已被降到最低，形式与语言艺术的考虑变得微不足道了。” [1]的确，初期新诗的诗体是非常混乱的，郑振铎在《论散文诗》中对“散文诗”理解的模糊不清[2]，李思纯在《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中“至于近年来国人的讨论，除胡适之先生略及于形式方面外，其他的讨论，都偏重于诗的作用价值，及诗人的修养。尽有人主张着眼艺术方面，却于诗的形式，大概存而不论。我认为诗的形式，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他与诗的艺术，有甚深的关系”[3]的论断等都从某些方面反映了这一倾向。而像林庚先生在《从自由诗到九言诗》中所言的“然而任何一次成功的革命如果没有伴随之以俱来的成功的建设，革命也便往往难免会是短命的。自由诗对于传统的文言诗坛也正如同是一场革命，而其难忘的黄金岁月，终于面临着下坡路的困境，也正是因其缺少与之相伴随的建设，这里首先就是遇到了散文的压力。五四新潮所唤起的是一个波涛汹涌的新文化运动，一个百家争鸣的新思潮的启蒙时代，这主要的乃是一个属于散文的时代；白话运动主要也是为散文而有的，而不是为了新诗……”[4]也确实揭示了初期新诗所遭遇的处境和自身存在的问题。果然，新诗到了1923年，便出现了“中衰”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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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初期新诗创作中还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对外来诗歌创作的吸收。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回顾初期新诗写作时曾指出：“不过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梁实秋氏说外国的影响是用白话文运动的导火线：他指出美国印象主义者六戒条里也有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语；新式标点和诗的分段分行，也是模仿外国；而外国文学的翻译，更是明证。胡氏自己说《关不住了》一首是他的新诗成立的纪元，而这首诗却是译的，正是一个重要的例子。”[5]由于初期新诗要彻底打破旧体诗的统治，所以，这一时期许多诗人（包括胡适在内）自觉地将目光转向西方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一件事——借鉴译诗的手法进行写作，受日本俳句、印度泰戈尔影响之下的小诗泛滥以及郭沫若的诗歌写作明显受外来创作的影响等现象，都清晰地说明了这一发展趋势。但初期新诗在接受外来影响上也和其内在的激进倾向一样，也都只是注意了吸收后的破除而忽视建设，故而其结果自然是无法真正完成诗体建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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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新诗在诗体上存在的问题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些诗人的关注。刘半农、俞平伯、朱自清、朱湘等都在意识现代新诗缺乏章法、格式单调以及严重的散文化倾向后，开始重视新诗的文体建设。他们要么希望从古典诗歌或民歌、歌谣中获取营养，要么希望通过外国诗歌获取真正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曾提出“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和“增多诗体”[6]的主张，并和沈尹默等一起倡导征集歌谣；俞平伯在《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中坚持“诗的平民性”的基础上强调“农歌，儿歌，民间底艳歌，及杂样的谣谚——便是原始的诗，未曾经过‘化装游戏’的诗”[7]；而朱自清则在《短诗与长诗》中曾真切的“希望有丰富的生活和强大的力量的人能够多写写长诗，以调剂偏枯的现势！” [8]此外，还有王统照、朱湘等的长篇叙事诗如《独行者的歌》、《王娇》等的实践……但无论是当时的传统文化心理，如“只承认作家底诗为诗，把民间的作品一律除外”[9]，还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阅读心理与阅读期待的转变，如：30年代以后人们只是为了追求短暂的阅读快感以及随着可阅读的空间越来越广阔，都使得类似朱湘、朱自清等的长诗创作出现得越来越少；而民歌、信天游等则随着“新民歌运动”的结束以及地域性色彩而迟迟没有得到大面积的确认。
在百年新诗的发展道路上，还有从格律的角度对诗体进行规范的现象值得注意。在20年代，由于不满初期新诗直白的写实或过于外露的浪漫抒情，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用格律方式规范诗体的主张。从最早自觉探讨“新诗”格律体制的陆志韦到格律派的重镇——“新月派”，在新诗经历语言与内容上的革命之后，激情破坏的时代已经逐渐成为历史，白话诗运动的局限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于是，自觉地从诗歌本体的角度出发重新面对诗歌的形式以及语言要求就势所必然。陆志韦的《我的诗的躯壳》、新月派诗人的一系列主张特别是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三美主张”的提出，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新月”诗人已经学会了如何驾驭情感的表达和通过形式来节制情感。同时，以闻一多等为代表的“新月”诗人不但从“诗节、诗句、音节、语言”的角度规范新诗的形式，还自觉地通过翻译的方式从西方引入了“商籁体”即十四行诗，像曾为新月派著名的诗人朱湘就是30年代以前最为著名的十四行体诗人。格律诗派是新诗史上第一次从诗歌形式角度探讨新诗创作的一个“群落”，而且，其深厚的旧学功底以及对西方诗歌创作的了解也使这种沟通中西的行为成为实质上的可能。但由于其过分倚重形式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当时尚不发达的汉语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再加上主将的早夭与阵营的分裂，所以，到三十年代初期其势头已经滑落。以后，从形式上探索的虽然依然有卞之琳、何其芳、冯至、林庚等重要诗人，但即使是到50年代后期关于诗歌发展的讨论中，依然坚守的仍旧是这几位诗人，这种人单势孤的形势自然是无法完成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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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百年新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百年新诗破多立少、破易立难，在根本上是与新诗从确立时期就缺乏融合和片面割裂传统、缺乏历史积淀有关；而盲目地借鉴外来文化、新诗历史的短暂以及给后代诗人留下的政治文化心理等因素都是其无法建立起稳定诗体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20世纪本身又是一个风云际会、起伏多变的时代，这些又在无形中加大了诗体建设的难度。当然，关于20世纪新诗诗体没有得到很好建设的原因还有很多，这里只从三个主要方面进行简单的论述。
首先，从艺术功能和继承接受的角度上说，百年新诗总是在片面强调功用的影响下，内容大于形式，主题单一、视野狭窄。古体诗虽然形式相对受到限制，但其题材的选择无疑是十分宽泛的，所谓赠答、唱和、咏物、别离、寄情、抱负、讽刺等无一不可入诗。新诗是在打破旧体诗的形式中创建起来的，但自初期新诗开始所遗留下来的诗歌要承担繁重的社会责任与道义精神，都使新诗逐步陷入到一种狭窄的境地之中。同时，新诗是从破除旧体诗的形式中站立起来，但过多地忽略传统因素而片面搬用各种形式特别是对外国诗歌的形式、内涵尚未理解的前提下，往往只是依据翻译就盲目引进也造成了许多新诗体无法在最后与现代汉语进行融合，这不但是多次形式实验无法取得最后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同时也是诗体频繁更迭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从诗人心理的角度上讲，新诗是在具有鲜明政治文化倾向中建立起来的，新诗在建立过程中不破不立的方式也给后起诗人造成了一种心理上的错觉。综观百年新诗，我们不难发现，在更多的时候，百年新诗都是在一种非整和的方式——对抗而非融合，排除而非借鉴的方式中向前发展的。从初期诗人的“打倒一切”的气势，到浪漫主义诗人误将积极的浪漫主义就是革命理想主义的片面认识，急功近利的心理及其影响往往使新诗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使用一种近乎对抗和取代的方式完成的。在现代诗歌史上，新诗的发展虽然历经自由化、格律化、纯粹化、朗诵化、民间化、散文化到戏剧化的演进过程，但由于排拒的心理和取代的意识往往使理论者们只关注自己的主张，并未从诗歌形式达到前后统一、融会贯通的境界。而且，这种各自为战、片面对抗的倾向即使在80年代的“PASS”口号和90年代的诗歌论争中依然可以找到依据，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颇为值得人们深思的事情。
第三，是文体理论建设的薄弱。诗歌文体理论的薄弱既是以上内外两方面的必然结果，也是20世纪诗人以及诗歌理论家常常由于种种原因处于一种矛盾状态的必然结果。由于新诗从建立伊始就被政治职能化和非个人化的态势所同化，所以，在某种情况下就决定了个人化的探索被忽视的现象。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变动多、沉潜少，很少被请回艺术的土地上进行扎根都使诗论家很难真正静下心来进行文体上的建设，自然，提出大家所公认的、可供操作的文体实验也就很难成为一种实际上的可能。何况新诗毕竟只有百年，这与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古体诗相比，确实是太短暂了。因此，尽管在新诗发展的百年中，我们可以找到几次具有全民性的诗歌普及运动，如新民歌、天安门诗歌运动，但在这些时候我们所使用的诗体却往往是“白话古体诗”的形式，这种近乎与新诗建立初衷有明显悖论倾向的事实，不能不说是一件引以为憾的事情。<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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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诗文体重构的依据和设想<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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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诗文体的重建工作或曰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在这样的一种条件下展开的：首先，诗作为一种最容易体现形式变化和语言变化的文体，长期没有比较规范的诗体让人们进行实践乃至认可无疑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弊大于利的影响，而这一点在通过现代汉语与表音文字、可以通过字母平衡节奏的外国诗歌，以及和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词相比时就尤显清楚；其次，当前诗歌的不景气虽然是时代文化环境、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但诗歌作为文学之“冠冕”无疑是需要被传承下去的。今天诗歌所面临的处境不但是诗人写作越来越远离大众甚至孤芳自赏的结果，同时，似乎也无法排除诗歌自身形式所存在的问题因素；第三，与以往不断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犹豫不决和片面吸取外来文化，以及在多年政治因素影响下，诗人写作往往会在一种近乎无意识的状态下出现前后矛盾却浑然不觉的现象相比，新时期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我们确实是进入了一种可以自由建设的氛围之中，而反思以往的历史，通过填补传统与现代之间人为的“鸿沟”并进行中西文化的磋商对话也无疑成为了一种可能，而且，新诗现有的不利局面也确实需要我们去直面这种可能。
李怡先生在《中国现代新诗艺术自觉的传统渊源》中曾认为中国现代新诗发展中的新月派、象征派到现代派，在沿着自觉的艺术道路前进的时候，在巴那斯主义“以理节情”这个基点上统一到了一起，而这一点正可以在中国古典诗学中的“从魏晋到唐宋，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便是对诗情的修饰和对形式的打磨”相映衬。[10]而郑敏先生则在《试论汉诗的某些传统艺术特点——新诗能向古典诗歌学些什么？》等文章中特别是世纪初的“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的讨论中提出了较为尖锐的“十大问题”。[11]回首百年新诗走过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关于这些论述尽管可能还在一些方面存有着一定程度上的问题，但其出现却绝不是什么偶然现象。百年新诗在走过一个世纪的旅程之后，能够让我们在仔细思索其究竟有那些是可以从诗学层面上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确实是很难让人回答的。而这一点也正是新诗在传统的强大影阴下常常感到身份尴尬的重要原因。新诗是在打破旧诗形式中站立起来的，但即使对于“五四”时期的开路先锋而言，仍然可以看到他们对传统持有的一种近乎“暧昧”的情绪：胡适是在“以文为诗”的“宋诗运动”中袭取传统的；而俞平伯却在《社会上对新诗的各种心理观》中直言不讳：“我们现在对于古诗，觉得不能满意的地方自然很多，但艺术的巧妙，我们也非常惊服的。”[12]百年新诗总是要竭尽全力地摆脱传统诗学的影响，走上自己的道路，但事实却总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又回到了传统的层面之上，从新月派、象征派到现代派，尽管新诗吸收了许多西方诗歌的技巧，但与此同时，新诗无疑也再现了古典时代诗歌的格调与韵致；而中国诗歌会和40年代解放区、50年代中后期两次大规模地采集民歌也确实再现了遥远的“采诗”景象，这些能够说明的问题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离开传统而谈新诗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百年新诗在文体重建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从传统诗学中寻找依据。当然，那种不切合实际的要从形式与韵律的角度重新为新诗套上“枷锁”无疑是不切实际的。新诗的文体建设要从传统中寻找依据，但却绝不是将过去的一切照搬过来。从文体形式的角度上说，今天的新诗已经形成了形式灵活、文体自由的特点，那么，我们从吸收的角度上说，关键是应当从类似形式较为灵活多变的屈原骚体诗、宋词中找寻与传统的融合点。
新诗文体建设的首要问题就是应当在符合现代汉语和阅读习惯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内在的结构”。新诗必须在完满情感上、语词美感和富有时代气息的基础上，从属于“诗”的层面上去建构自己的文体。而在这个基础之上，新诗的书写者必须通过词语的内在调节上，如词组在阅读时语气的停顿、情感宣泄时的亦步亦趋中自觉地体现自己的诗歌文体。现代新诗特别是当下的新诗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我们已经处于可以进行文体建设的时代，但我们的一些青年诗人又往往被时代的风气所左右，或者干脆就是将“个人化写作”作为可以展示生活的流水帐，进而忽视了对诗歌语言的精雕细琢。而事实上，新诗在本质上依旧是形式与语言相互和谐的问题，完全脱离语言的诗很可能会在和日记记录一样中改变了自己的文体特征，同样地，只是由于分行或是寻找几个意象也绝不是诗歌成为诗歌的理由。新诗必须在铺陈的过程中结构完整，而每一首新诗在完成之后，必须可以让读者在反复阅读后可以找到其“内在的结构”，而所谓“内在的结构”至少应当是在从属于是诗的基本条件下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满统一。
其次，是形式上的多元化整饬。在对内部结构进行规范之后，新诗在解决文体问题的时候还必须要从总结规律的方面上入手。虽然押韵、形式上的整齐划一已经无法在今天再度得以大面积的重现。但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在创作中通过对标点使用、节数和行数进行多元化的调整而使现代诗歌既可以自由地表达现代气息，又可以达到文体上的修饰。这种多元化整饬在具体操作的时候又大致包含如下几种方式：一、以行数命名而做诗。如像海南诗人黄葵曾以《七行诗》、《八行诗》为题通过以对诗歌命名的方式进行写作，但这种命名并不限定内容，同时也不像十四行诗那样具有严格的规律；二、吸纳歌词作法和朗诵诗的作法进行多元化的调整。即句子的长度可以灵活多变，但句子与句子之间应尽量达到形式多样统一。比如，连续两句以上的句子字数一样，或者句子字数的递增与递减保持同步等都是从属于形式多样统一的范畴之中的。此外，诗人还可以通过现代技术的运用（如电脑排版与打印技术），通过字号的缩小与放大、倾斜与加粗以及排版上的居中方法来达到诗体的整齐多样。在这方面，台湾诗人的图象诗、郑敏先生的《春天能给我的》等都给我们带来了启示；三，诗人应当学会从民间歌谣甚至是儿歌中汲取营养，不但从每一节诗中寻找规律，还可以利用每节的行数相等或递增、递减中达到多样化的统一。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90年代以来的诗歌创作实际呈现出越来越自由的趋势，所以，对于诗体建设而进行的方法提出并不是针对诗歌创作的整体，而是希望通过每个诗人的努力而最终在整体上达到多样化的形式实践。同时，这些实践不但要符合时代的特点，而且，这些实践又必须符合“诗的实践”。
总之，无论是从现在新诗所面临的迫切程度上说，还是从当前的文化氛围上看，我们都确实要在反思以往的基础上进行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建设。为什么诗在与歌原本同源的基础上，今天诗已经逐渐失去了音乐性，而歌曲却能蒸蒸日上？为什么我们今天那么多新诗作品已经无法进行个人朗读和配乐演唱？既然，诗歌历来区别于小说、散文等文体的主要特征就是文体形式，那么，从形式入手就成了势在必行的一件事情。新诗要想真正得到“长治久安”的生存就必须从以往所谓文学的最高处先走下来，通过开放式的行为切实吸纳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文体形式。而这样做的目的或许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最后看到的是新诗在重新尝试后的再度勃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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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o:p></o:p>
[1]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5页。<o:p></o:p>
[2]郑振铎（即西谛）。论散文诗[A]，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影印本）[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296~303页。<o:p></o:p>
[3]李思纯。诗体革新之形式及我的意见[J]。少年中国，第2卷第6期（1920年12月）。 <o:p></o:p>
[4]林庚。从自由诗到九言诗[A]，林庚。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代序[C]，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o:p></o:p>
[5]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A]，朱自清全集·第4卷[Z]，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366~367页<o:p></o:p>
[6]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J]。新青年， 3卷3号（1917年5月）。<o:p></o:p>
[7][9]俞平伯。诗底进化的还原论[A]，王运熙主编。中国文论选·现代卷上[C]。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222~237页。<o:p></o:p>
[8]朱自清。短诗与长诗[A]，朱自清全集·第4卷[Z]。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56页。<o:p></o:p>
[10]李怡。现代：繁复的中国旋律[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130页。<o:p></o:p>
[11]郑敏。关于新诗传统[J]。文艺争鸣，2004，（3），16~17页。<o:p></o:p>
[12]俞平伯。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A]，胡适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影印本）[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354页。<o:p></o:p>

紫陌红尘 · 发表于 2006-4-18 11:02:16

张老师最近的研究文章很多，建议建一个个人专栏或者以本论坛博客的形式存放，以便于大家欣赏！

曾蒙 · 发表于 2006-4-18 11: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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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这里也可以,论坛上的文章能调到网站,而且论坛可以弄专题,找起来就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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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也可以用的,欢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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