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一田：随笔三则

彭介文

在路上：随笔三则

文/彭一田


@在路上

我和诗人、画家严力在几年前互加了微信，但平常没什么交集，是属于一般情况下不点赞和不私聊的那种。我个人本就是不喜在朋友圈点赞的，认为那是一种虚假的繁荣，而诗人之间展开的微聊，通常也总是以废话居多一一还不如不聊。我平常过独自喝茶多，与人说话少的生活。

昨天凌晨，严力在微信上喊我：“一田是《一行》的多期作者。2017是《一行》三十周年，你有感觉写点什么吗？无论长短。当年《一行》记录了你的作品才华啊。”这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除了诗歌的历程，那里面还有我生活的遭际，和“漏洞百出的”青春。要知道，因为《一行》，差一点构成了我生存岁月中的一个“事件”。

最早读到《一行》诗刊是在1990年，它是在美国出版的。不久，《一行》国内的代理人之一，在东北生活的诗人杨春光和我通上信，通过他，我向《一行》转投诗稿。后来知道杨春光是之前那一年的著名事件的“上街人士”，被特别关照着。在那一年里，我收到过一期从美国寄到家里来的《一行》，内附有一纸落款王渝的手写信笺，笔迹清丽、圆润、流畅，内容说的是一些有关诗歌的事情。这是仅有的一回，此后我看不到《一行》杂志，对《一行》的情况也就只能不甚了了。

尽管惦记，但我无法在我当时生活的集镇上向人打听《一行》杂志，我暗想在一些地方，可能除了有关部门的办公桌上、档案袋中，少有人知道世上有《一行》这样一本杂志。我所收到的那一期《一行》上，并没有我的作品。

但是，《一行》却在之后的一段很长时间里，成为我的一种“难言之隐”，有时在一些社交场合是“怕人问起，咽泪妆欢”。有人悄悄告知：因向国外投稿，暗地里正被有关部门调查。我虽表面上不以为然，但在群众“雪亮的眼神”下，还是不知如何解释和申辩一一想解释又不知从何说起。

在这些群众中，有的公然认为我是一名“黑道诗人”，有的则认为我是一名不向组织靠拢，不要求进步的“灰色诗人”。结合我家庭之前的阶级出身，他们这样说仿佛有着“充足理由”。久之，我内心免不了时常出现群山在眼前隆起，并向我压来的幻觉：夕阳西下，枯树老鸦，地平线被压得很低很低。“风雨是突然的”，我的恐惧感往往也是莫名的。

但诗歌的另一个名字叫隐忍，一直以来，我学习如何把自己的头颅和名字掩藏在市井中，这构成我的生存习惯，也成为了我诗歌作品的一种姿势，与气质。

我庆幸自己因生活在体制外，可以避免和许多“业内”人士接触。但是作为一名过市井生活的人来说，诗歌的才华对他也许是一种灾难，至少是一种沉重的生存负担。因投诗稿（险些）得祸，这事的发生使得我之后更少向外投稿了。我因被人家预设了“政治成分”，使得我的诗歌修为历程变得更为难辛：道路崎岖，我独自一人。

我前期的作品以抒情诗为主，后来我诗风的转变和这一遭际不无关系，外因对内因有推动作用。但我一直警惕怨气和戾气在自己身上出现，相对于诗坛的阶级（职业）化划分，我只能恳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喊我为诗人”。对于消费性的文化时尚来说，我宁愿做一个无名的诗人，一个无人知晓的诗人，一个不冠名的诗人。这是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心态。

某种程度上，现实情况似乎和我内心的想法达成了一种“平衡”，但出自现实的维度是这样的：尽管我尽量不发表作品了，但却长期以来被当地某些人以另一种方式惦记着。后来，我意识到自己作为一名诗人的存在，我诗歌作品的美学品质在客观上，已构成对当地某些披上“诗人”外衣的人的“羞辱”了。事物是因相比较才得已显现的，但劣币在驱逐良币。这样去想，我大扺可以明白为什么当地诗界的一些人（往往以组织机构为发声平台）会莫名其妙地忌恨我，进而有意识地屏蔽我，说“不知道此人何许人也”就是他们常用的答问方法。或者以个人的名义（这些人大都拥有官方身份）时不时说一些我的坏话，甚至造谣我已死去，或者坐牢了，所以“他不在场”。

前述的托人向《一行》投稿之事在当地被无休止地放大和别有用意地渲染，就是例证之一。某协会诗人说我是“黑道诗人”的话在当时就刊发在了当地的党报上。这么些年来，当地机构组织花公款举办了多届诗歌节，但从未有人告诉我，或通知我参加。至于他们说的“该人一直在外地”纯属遁词。

现实并不是像我过去所想得那样：只要不和那些人交集就不会有冲突，而是他们中的某些人顽强地认为我的存在似乎比挖了他的祖坟还要仇恨若干倍。所以，在被那些人所把持的诗歌文化形态传播中，至少我所在的县级市几乎没有多少读者知道我的存在。甚至是不知道有我这样一个人。嘿嘿，那是我的家乡啊。

布罗茨基因流亡在外，客观上“疏远”了故乡的那些“敌人”们，而他是一生只字不提自己在祖国的苦难岁月的，这既是他高超智慧，同时也是他伟大气度的表现。现在我理解，我作为诗人的存在本身就已构成对某些人的羞辱了。如果不提自己的存在，和不在官刊发表作品能够不让某些人感受到更多的羞辱，那么好吧，你、还有你们，和我，都以各自的方式活下去。因果在上，相信上天会作出裁决的。我相信。果然。

我始终是一名个体的人，没有加入过任何社团，和任何一级官方组织。不是不敢，而是不想。我一直认为诗歌本质上就是个体意义上的修为，形态意义上的诗歌在很大程度上是另一回事。诗坛与诗歌不是一回事。

众所周知，在漫长的时日里，《一行》为汉语诗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维度，《一行》是当代汉语诗歌史不可或缺的一维。这弥足珍贵的历程到现在已有30年了。30年的诗歌历程啊，连我作为一个具有“内部视角”的“局外人”，也同样是深有感融的！诗歌的多样化表达意味着包括表现流亡和消解、幸存和记忆、道德和审美，母语和文化等等这些重大主题内涵在内的诗歌文本的问世之迫切，但它们在《一行》的发展过程中，得到过什么程度的承载和表现，以及有什么样的作品创新，我基本是不得而知的。但我有信心如是说，母语是游子的乡音，诗歌是流亡者的家园。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一一咱们一直是在一起的，没有分开过。

许多年来，我和诗人严力没有私交，也不太知道他的情况。是有一次我通过别的渠道读到他的一首诗而记住了他，那首诗的题目叫《还给我》。我一直认为这是当代汉语诗歌中一首难得的诗。严力的其他作品我读到的很少，他早年参加的星星画展，我也是在几年前才有些许了解的。这么说吧，严力对于我大抵是个遥远的联想，有如天空之于地平线那样的距离，或者说是星空之间的关系。

人世间的因缘可能是注定的，2015年10月我在杭州意外见到了他。那次我去看从未谋面的老友诗人宋琳，一群人坐在西湖边上正聊着天，一位老帅哥从邻桌走过来挨着我坐下，冲我说道：“彭一田，我知道的，你在《一行》上发过东西的”，我忽然悟到他应该是严力。他就是我珍藏在内心隐秘处的严力同志。

但我一时羞于向他提《一行》，它隐蔽在我内心的深处，日常生活中是早已不提到它了。是的，那本杂志对我来说是一种遥远的熟悉，和陈旧的陌生，有如祖籍地的模样。我自己从不知道我曾经是《一行》的作者，我以为当年《一行》没用我的投稿呢，因为我从没有收到过《一行》杂志的样刊。但当下，眼目前，此刻，严力亲自、当面、贴身地告诉了我：《一行》不止一次发表了我的诗作。他叙述的话语与他亲和的气息一起，以稳当、平静、温暖、坚定的气韵传递给了我。

我定下神，向严力简略陈述了当年我交由杨春光投稿《一行》的始末，及后果。及未果。

严力年轻的神态让我有一种欣慰感。互加了微信之后，有一天我在微信上问他《一行》的情况，拟直接向他投稿。他说《一行》停刊有好几年了。岁月是条沧桑的河流，我也是曾经有一些年头没有动笔写诗了，但我还一直保留写诗歌笔记的习惯。诗歌是我几十年来的内心世界，是我永远的精神方式，互联网时代到来后，我又陆续写出了一些诗文本。

历史地看，诗歌不但是我情感成长的一种形式，也是我精神完善的方式，和路径。这里，我加两则诗歌笔记，在向大家分享自己诗学思想的同时，借以表达我对《一行》30年历程的情感。

祝福《一行》和严力。再过30年，《一行》就60岁了，我则是89岁，严力比我要大几岁。

2017.8.15，九龙山


@象在意先

物象心意，意思是说借物喻象，以物象来表达诗人主体的心意，如同苏轼说过的“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这里所说的正是借助于物象而又超越了物象，因而诗境“得之于“象”外。”“现意”则是在呈现向度上的立场和气质维度的表现；“立象”和“现意”合成的“以象现意”，或者说“取象现意”则是问题的紧要所在。如果我们以变构的要求来看一首诗的话，变构是现代诗歌的基本要求。

诗人面对诗歌，本质上有一个是“我为万物所用”还是“万物为我所用”的书写立场要求。在我看来，万物本和谐，诗歌要做的只是将人类自身隐逸在万物之间，聆听自然气息和祈祷天道庇护，而不是跳将出来挟万物厮杀世界，或者和自己想象的世界搏斗。

这里举例与“立象”有关的“留白”，来阐述“立象现意”之“立象”这个属于前置性的基础问题。以禅的立场而论，“留白”是在“无”和“有”之间的、连接世界内外的一种空间要素。在一首诗里默然留白，而不是知无不言，对世界退让而不是争辩，文本形式质朴大拙而不是浓装艳抹，这些首先都是出于诗人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和书写立场。

“留白”作为技巧之一种，尤其在是历史悠久的汉语诗歌这里。但那些热衷于红尘厮杀的诗人们，在文本中胡乱填用名词和动词，以图达到雄伟响亮之效果，他们要以“它们”的名义，用主宰万物的方式来占领这世界的所有空间。

技巧实质上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甚至是一个不可以单独抽离出来讨论的问题。禅意藏万物，那是一个足以安置人类心态和灵魂的世界。一片叶子用在诗中要经过择捡，一处留白用在诗里应当是自然和完整的，“留白”因而成为魅力空间。

要言之：立象现意，象在意先，返物为心，意在象中，这些就是一首诗在产生过程要考虑并遵循的要领。名词不得不用，动词尽量少用，而留白是诗歌的灵魂与压舱石。在那些过分沉迷于华丽技巧的诗人们看来，“留白”之处都是无力、无用、甚至是无聊的。我曾委婉地对一位滥用名词和动词的诗人说：“你这孩子，这样子大手大脚地乱花钱，回家你妈不批评你么？你自己细想不心疼么？！”

就像爱情的魅力在于灵魂的通透与情愫的忠贞，而不是炫耀肉欲淫技。流行诗坛上那些津津乐道词语花样的人很可能是诗歌形式上的“空心人”，尽管他们中有不少是“著名”诗人；由于灵魂缺失，他们作为诗人与诗歌已成为一种本末倒置的关系。流行诗坛上的众多诗文本只关心技巧层面而不是灵魂构成；只和别人比赛词语新颖、情感浓度和色彩强度之类的技巧。这首先是写作立场的问题。


@以象尽意

汉语言的语言特性是象形的，象形文字的“意象之象”不但是汉语言的特质之一，而且是诗歌生成的核心元素所在，意象是诗歌的基本元素（西方诗歌常用的叙述手段只是试图扺近诗歌意象的一种方式和路径选择）。如何“取象现意”或者“以象尽意”，以及“意归何处”一一不依赖于生命本能的激动型抒情式写作；尽管不可否认，发自生命本能的“抒情”是无数汉语诗人的出发之处，是他们诗歌之梦开始的地方。但我长久以来都认为，好的意象生成应来自于情绪沉淀后的冷静而不是情绪冲动现在时中的急就章。

汉语诗写的特质在于：诗文本或以意象式的顿悟，或以叙事式的渐悟展现诗意空间。顿悟多以气韵见长，渐悟每以镂刻为功。但在现实中，顿悟性文本为少数，渐悟性文本为多数，而始终没能打开诗意空间的“泛诗歌”文本有无数。汉语诗人要警惕和尽可能摒除的还有传统式的“单向度抒情”。更新意象方式是汉语诗人的一门重要的历史性课题，因为本质上，诗人是以意象方式来表现自己对世界的态度的。汉语的特性也正是它的宿命。

传统的抒情诗歌是借助于具体意象生成和发挥的，属激动型者居多。作为一种负资产，没有经由理性沉淀的意象生成方式是现代诗歌的一个首先问题。以个人的岁月记忆借由叙事情节生成意象，进而生发面向未来的，呈现诗歌世界的诗性谕示；以个人生活的细微尘埃生成诗歌意象的独有化，是当代诗人应有的修辞立场。

生命中的岁月记忆只是个人书写维度的开始，不能表示凭此就已进入了诗歌世界。如果说，散文是与现实世界平行的，诗歌则是从现实生活的终止处才真正开始。我倾向于认为，相对于散文这一体裁而言，诗歌写作作为精神方式的一种决绝式流露，是诗人所独有的气质所现。他人若模仿只能形似而无法神似，如同无法模仿历史上的八大和梵高的神韵，包括寒山子的气度。

这里的关键在于岁月记忆在意象生成中的趋向和体积。举例说，布罗茨基巅峰般的崛起是与命运抗争的结果，但布却从不拿一己命运说事，不以自己岁月历程中的那些苦难情节入诗，包括说事，诗歌在布罗茨基那里是另一个丰厚世界的呈现，是人类自我救赎精神的完整存在。正因为如此，超越了政治阶级、文化种族、艺术偏见和经济社会指数的人类良知才会被布罗茨基深深折服一一布罗茨基的的精神气度无法不令全世界为之钦佩，与动容。这对于那些将诗歌用以描述一己现实生活并以此津津乐道的一一包括苦难和无聊，乃至所谓幸福的一一诗人当有警示作用。个人源头性的岁月记忆只是一种生态氛围，诗人对世界的建构才是意象生成的内核所在，只有新的建构方式才有可能更新旧的记忆形象。

从个人的记忆出发又回归到记忆本身，以自恋的气质、乃至在精神价值的维度上散发自傲和暴戾之气，是这个年代的流行诗歌的一个特点，也正是许多御用诗人所表现出来的特质之一。不少人以记忆性的叙事式笔调入“诗”，一离开自己的生存记忆就处于失语状态，其文本始终未能触及诗意，止步于自闭的记忆状态，这实质上已偏离了诗歌本身，甚至南辕北辙了。

在“抒情气质”成为“与刽子手联合统治”（米兰.昆德拉语）的时代，单向度的抒情意象一直起着政治意识形态“帮凶”的作用。只要想想“大跃进”、“文革”，和“拨乱反正”时代的那种诗歌，人们就明白了许多。从世界格局看，单向度抒情诗文本也恐怕是20世纪文学留下的一种巨大负资产，米兰.昆德拉曾在他的小说中借助主人公之口略带讥讽、却不无痛心地说：“抒情诗人一生都在自己脸上寻找男子汉的标志”。


作者简介：彭一田，1958年10月生于浙江台州，少年始习诗，著有诗集《边走边唱》、《然后》、《太平街以东》、《身体史》。1994年第三届柔刚诗歌奖主奖得主。

彭介文

下午空闲，又读一遍，发现有病句和错字。删了，重发。

彭介文

我有洁癖，看到病句和错字，像自己端的碗里有苍蝇，或者是老鼠屎。

彭介文

又抓了几个妖，嘿嘿。

彭介文

文中的“严力同志”，改为：严力兄台。

彭介文

在路上这则随笔在2017年当年已被收入《一行30年纪念文集》，这次转载对原行文的若干段落作了分节调整。

彭介文

诗歌出自何处？这个问题我以苏轼为例说一下。长期以来有不少人是在吃苏轼饭，近年来，有的还因讲述苏轼而成了网红人物。我个人虽理解苏轼的精神方式，但并不推崇苏轼对自己生活的规划与顺从。虽然，苏轼自诩为陶渊明转世，但事实上他的人生岁月大都是被动的，所以才“黄州、惠州、儋州”。我理解一个文化人在历史生态背景下的求生欲，读书人如不贷与朝廷，就没得饭吃。“学好文武艺，贷与帝王家”，而问题正是在这里，有了“文武艺”，可否“不贷帝王家”？现代以来，有多少人为走出体制作探索的事迹，堪称可歌可泣。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我看到了苏轼把握其生命过程的一种历史局限性，在毛存皮附下的风雨岁月中，苏轼作品的情感取向、审美方式、喻象取舍，和叙事风格，都需要后人以不同的维度去重新解读，和作出评判。一句话，苏轼的文学心境历来颇受在体制内生存，和思想被体制所规训的人们的认可，与推崇。因为他们的生存状态与苏轼有着高度共鸣，苏轼于是成为他们精神方式的理想代言人，和寄托者：“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呲牙][捂脸]

曾蒙

问好，才从重庆回来

彭介文

有靓女和酒没？帅哥

再见重庆

我有洁癖，看到病句和错字，像自己端的碗里有苍蝇，或者是老鼠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