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人在回答这个世界

阅读模式 · 发表于 2006-9-9 12: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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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gn=center>——郑小琼诗歌阅读札记<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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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柳冬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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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中国主流诗人集体性走上了技术主义道路， 诗人们面对的不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写得体面而又漂亮。当一种语体发展到考虑怎么写的问题的时候，离成熟的时日当不远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当这种诗歌风气滋长起来后并没有让人们看到汉语的希望。相反，有一部分诗人在技术主义的胡同里越陷越深，变成了工匠。 当人们谈论诗歌的时候，关注的似乎不再是它的精神指向，更多涉及到的是技巧性话题。写诗不再是一种精神创造，它变成了技术。在主流诗坛边缘，“打工诗人”有点像诗歌的的原始幸存者，通过自己的方式形成和解释他们的世界，袒露出鲜为人知的生活的真实面目。“打工诗歌”的出现和“打工诗人”群体的形成是对技术主义的一个小小反拨。“打工诗人”的写作恢复了写作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张力，恢复了文本与来历性经验的直接联系。“打工诗歌”出现的真实意义并不表现在技术的创新上，其重要部分落在诗歌内容的表达和情绪的抒发上，具有真正的民间因素。这样的诗歌，用形式主义的理论来分析和解读，往往南辕北辙。面对“打工妹诗人”郑小琼的诗歌，我必须成为一个再现论者，尽管她在“怎么写”上已做得相当漂亮。形式主义论者描述的是诗歌语言的内部关系问题，而再现论者更倾向于描述诗歌的宏观价值，确切地讲，是诗歌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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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要求重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也要求重建中国的文化。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变革进程中，“打工族”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存在。打工改变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心灵史、生活史、个人编年史，这不仅是身体的、心灵的，也是文化的、形而上学的。我们所经历的历史，它不仅左右着个人的生活和命运，甚至也在我们现在的心理定势、潜意识和语言中显露出来。诗人是一个种族的触角。诗歌是形象的人类学，是对种族记忆的保存。历史一再地昭示，每当一个时代处在巨大的转折时期，敏感的诗人常常会从自身的经历中攫取某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的事物，作为自己宣泄和寄托内心隐秘感情和思绪的参照。近些年来，出现一批“打工诗人”和写打工生活的诗歌，也自然成为无法回避的事情。“打工诗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真实的见证之一，让我们窥见一个广被忽视的社会群体的真实生活和心理状态。
写出打工这个词 很艰难/说出来 流着泪 在村庄的候/我把它当着可以让生命再次腾飞的阶梯 但我抵达/我把它 读着陷井 当着伤残的食指/高烧的感冒药 或者苦咖啡/二年来 我将这个词横着，竖着，倒着/都没有找到曾经的味道 ……/我见到的打工 是一个错别字/像我的误写 它支配着我一个内陆的女子/将青春和激情扔下 背负愤怒和伤口回去/但是我仍在夜的灯光里写着/打工 打工 并不沉重也不轻松的词/打工这个谬称 让生命充满沧桑的词/打工者是我他你或者应该如被本地人/唤着捞仔捞妹一样带着梦境和眺望/在海洋里捞来捞去捞到的是几张薄薄的钞票/和日渐褪去的青春也是某个女工的叹息/没人倾听安慰它是遗失路边的硬币/让我充满了遐想打工这个词/是苦是甜是累是酸或者是我在/这个难得的假日黄昏写下的一截诗句/……透过夜班的女工的眼睛 打工这个词充满艰辛/在失业者的嘴里打工这个词充满饥饿/当我们转过身去打工这个词充满回忆和惆怅/……它在我身体里安置了故乡的灯火/……为了正确地理解这个词我必须把自己/浸在没有休息日的加班确切地体味/上班十五个小时的滋味/……（《打工，一个沧桑的词》）
“一个刚来南方有着梦想和激情的郑小琼”，一个“打工的小妹”， 她完全是以诗性的介入来述说一个打工者的生存图景和真实心态，“成为在打工词语中站立的人”。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中的打工诗人敏感到、遭遇到种种极细小又极沉重的嘲弄、挤压、伤害和痛击。领悟她是如何使用语言的，就意味着了解了她自身的生存状况，也意味着她和世界的最本质的关联。每一句诗，每一个字都是从打工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滴血，或一滴泪，一段梦想与一声叹息。这种诗歌能让心灵的震颤和伤痛历久弥新，不断地唤起我们对自身历史的反思的回忆。“打工”是一个谬称，是一个让生命充满沧桑的词。在郑小琼的诗歌中，让人看到一种深入，即对个人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不断挖掘获得的清晰感。很显然，郑小琼的意图是在追求生活的现场，极力要呈现出生活的原生状态。他在诗歌中毫无掩饰地说着自己的内心感受，我们可以感到诗歌与现实生活的相互交融，相互依存。“把一个词语交给另一个词语，你用自己的眼泪/来抚慰自己，这是异乡/这是夜里/你必须学会/在半夜里抬头看看窗外的月亮/你必须学会捂住自己的欲望/你必须面对内心的荒凉”（《夜晚》）。“告诉我，一个南方的车站/来往的富翁、乞丐、少女、商贩子和一个内心忧郁的外乡人……/在陌生的南方/哪里哪里又是我落脚的地方”（《车站》）。从现实角度讲，每一个诗人都可以写任何题材，之所以诗人与诗人之间有差异，并不是他们写了什么之间的差异，而是他写的这些东西通向了哪一个精神空间，这才是诗人的最根本差异。读郑小琼的诗歌，我强烈感觉到一种“精神磁场”的存在：漂泊不定，失业恐慌，生存挤压，崇高与卑微，尊严与耻辱，憧憬与幻灭，痛苦与伤悲，歧视，怜悯，反叛，内心的自我抗争，等等。郑小琼的诗歌广阔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现实，揭示了一个特殊社会群体的精神特征和内在焦虑。 
“打工诗人” 绝大部分出身乡村并保留着“农民”身份，乡村事物和乡村经历是一种不可忽略的背景。但对郑小琼的写作进行考察之后，发现对她影响更大的却是乡村的另类——城中村。城中村与农民工，这两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过渡性称谓，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宿命。雅斯贝尔斯说：“过渡阶段是一个悲剧地带”，“打工诗人”就是悲剧的承担者。城中村是郑小琼现在的栖息场，是她孤寂、焦灼或淡漠的目光一直深切关注的存在之网，也是他们在行为和灵魂搏斗中企图触及和超越的最真实的真实。诗人杨克在《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愤怒的手 想从泥水里 /抠出鸟声和虫叫”。东莞，这个工业时代让自豪又让人沮丧的新兴城市， 这个二十年前还是一个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农业县，如今已脱胎换骨成国际制造业名城，近千万名“农民工”躬身其间，为数众多的打工诗人在村镇之间流徙和歌吟。工业化飓风催生的城市化浪潮，使东莞六百多个行政村几乎都看不出乡村的影子，已变成“速成”性质的现代都市的一部分，黄麻岭便是其中最普通的一个村庄。但对置身其中的“打工妹诗人”郑小琼而言，黄麻岭村是一个无穷无尽的暗示，为她提供一种巨大的想象力。 
我愧于提及/它暮色中温暖的楼群/晚风吹过荔枝林/送来的喧哗/夜间的温游者/街灯下一串一串外乡人的暗影//我在它的街道上行走/喝着它忧郁的月光/饮着它薄薄气息的乡愁和繁华/黄麻岭，一个广东的小小村庄/它经年的繁华和外乡人的美梦//我记住的是它的躯体上的一个小小的五金厂/它盛装我的青春、激情和/来不及倾诉的乡愁（《黄麻岭》）
黄麻岭的月亮充满了欲望/走在深夜的小巷/经过欲望灯火 闪亮的发廊……/黄麻岭的月亮 向广漠的楼群挥洒着淡淡的色情光线/晚风吹过它皎洁的身子，象在睡眠/五金厂、玻璃厂、制衣厂和一所孤独的学校/在月光中闭门不出……/再走几步便是我的居所/但我始终不知道/我的家在哪一个地方/嘉陵江边的那个小小的村庄 那里的流水/一只漂泊的鞋子或者一个相恋的人的领带/黄麻岭市场的腥味象月光一样袭来/只有那扇窄窄的门还开着/让一溜子属于记忆的月光/走进村口 明白吗/这是黄麻岭 一个开放的小村/它半夜的月光灰蒙蒙/象似还在病中（《月夜黄麻岭》）
今天，中国的城中村，“象似还在病中”，“让田园味的内心生长着可乐拉罐/塑料泡沫一样的欲望”（《打工，一个沧桑的词》）。城中村，是欲望的百宝箱、欲望的燃烧炉、欲望的驱动器。这里的生活是鱼龙杂陈和泥沙俱下的，它是芜杂的因而又是浑厚的和多声部的，它是变化着的因而也充满种种欲望。郑小琼对黄麻岭的独特书写，透露出时代文化精神变化的某些信息。郑小琼把打工生活感受与体验升华凝聚成诗的幻象和幻境，从而使她在这首诗中所表现和传达的那些意蕴内涵，化为了读者可以触摸得到的具像与情景。在郑小琼的现实勾勒描述中我们所看到的“黄麻岭”，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隅图景，但她所表现的灵魂的具象画面或演绎过程，也许为我们提供了更为详尽细致的把握。她试图通过对黄麻岭的书写，展示被这个时代的现象与事件处理过的人的心灵——一种普遍的精神状态。在一个烦嚣和灰尘太多的世界里，生命的能量无法得到恰如其分的释放，种种有关人的命运的悲剧便接踵而至。关注心灵的诗人无法拒绝世界的烦嚣，但她又不愿为缤纷的色彩所迷醉。“这么多年 小酒馆的主人换了三个/但是卖萍果的河南人没有走/只是老了一些，理发店的女人换了无数次/还有同我一起来这里的六个人/一个去了深圳出卖身体/一个在南海开自己的服装店/一个在韶关搞传销/还有一个在流水线上劳作/一个回家嫁了人，最后一个人是我/还在黄麻岭黯淡的路灯下/念着这首诗”（《给予》）。我们在这位身处生活底层与深处的“打工妹诗人”的心灵倾诉中，体察到一种与纸醉金迷莺歌燕舞截然不同的生活内容，她揭露了我们时代生活中被忽略的部分。只有那些坚定地护卫自己心灵的纯正的诗人，才会最终获得缪斯的确认。
在东莞，这座对“打工诗人”而言有许多欢乐也有许多不快的城市里。在中国一切发达地区，工业中心吸引着那些离开了宁静而贫困的乡下地区的人们；新兴城市崛起于数十年前还只有牛在吃草的荒野；贫民居住的窝棚围建在大都市的周围。感情上的疏远成了太多太多人的苦恼。也许，因为缺乏与周转环境的亲近和谐，以及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家的感觉，因而之于一名打工者或一位流浪者或一名移民，不管我们怎样称呼他，要迫使他与现时社会融为一体看似合理却又非常矛盾。郑小琼的《给予》对于这种情境有真切的表现：
黄麻岭，一个南方的村庄/在这里，在你的怀里，我只是一个过路的异乡人/哪怕我给予你以我的青春，梦想和少女光泽的美好的年华/我给自己的只有夜的寂静、守望、等待/点着却又将熄灭的灯盏/我给你肉体的雪和灵魂的雨滴/深夜的睡眠和两点钟月光投影着的眺望/我站在你冬天的风中诵读你的喧哗、暮色的楼群/那个绿色邮筒的欢乐与寂寞/没有谁会在这里记起有一个外乡女子的信件/她的激情 她宿命的低吟/黄麻岭，你一个沿海小小的村庄 我给你生命中重要的信件/你却给我一个无法完成的结局/给我疼痛、回忆、一个流浪者的忧伤
全诗充满感伤忧郁的情调，从头至尾贯穿着一孤身的外乡人的形象，它体现了打工一族的根本处境，不仅说明了打工诗人作为主体的“人”对“存在”的本真状态的追问，而且也凝聚着打工一族拆除文化壁障以及重新面对世界的心理过程。时代的惊涛骇浪把年轻的女子抛在异地他乡，现代文明对打工者心灵的胁迫。 而在《夜》、《清晨》、《唢呐》、《秋草》等诗中，把你在不知不觉中引入了一个新鲜而亲切的内原始乡村景色，带进“嘉陵江边的那个小小的村庄”。把心灵贴近了诞生和逝去的美好故土，展现出故乡动人的风景。我们离开故乡，是因为那儿的生活令人难受。我们在远方的土地上寻找幸福。贫穷的故乡，在他们的描写中比实际情况要美好得多。因为现在他们永远失去了它。
怎样才能描述一个乡村的夜/二千吨的黑与静覆盖着屋舍田野树木/一滴沾满露水的星辰和三钱重的蛙鸣说破夜的秘密//六月的玉米地里倾泻着喃喃自语的拔节声//一条河流突然停止奔跑/接下来 一只惊飞的鹭鸟/突然撒下<st1:chmetcnv w:st="on" UnitName="千克" SourceValue="5" HasSpace="Fals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3" TCSC="1">五千克</st1:chmetcnv>的尖叫//一个轻如鸿毛的乡夜突然变重了（《夜》）
怎样纯正清澈的一种声音，怎样鲜活明快的一些意象！这些带有乡村胎记的意象沉淀着诗人的情感和梦幻。这与诗人现在所置身的乡村——城中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被放逐后的记忆，记忆中的家园被那蛙鸣鹭叫拔节声唤醒，如暗夜中的烛光，如飘泊途中的灯光，一点慰藉，一种依托。只要回顾一下农业时代的家园格局，我们就会被引向一幅光线柔和的风景。除了带有炊烟的农舍，连绵不断的绿色田野和纵横交错的河流，是家园最核心的事物。土与水的混合气味，加上鸟语花香和牧童的悠远笛声，它们构成了家园之爱的芬芳标记。因着断肠人在天涯的特殊情境和距离感受，故乡，千百年来被情绪化地大大美化，以致像伊甸园般尽善尽美，神圣而永恒。对田园恬淡的向往，即意味着对尘世浮华的厌弃。对田园文化的孺慕，在古典中国，诗人反抗的是官位，而在当代，打工诗人所规避的却是现代工业文明所分泌的孤独、异化与喧嚣。诗中的乡村不单是乡情的抒写，乡村对她来说可能更多的意味着灵魂的故园和归宿感。正如郑小琼在《居住》一诗中所写：“别人的屋檐你必须低着头进去/我常常想起古代那群寄人篱下的诗人的呐喊……/我的血液里注定排斥着这个城市/我的血液还盛装着北方那个村庄/尽管它贫穷而荒凉 尽管它卑微而潦倒/但在我的心中，它是一座山的重量”。但诗人终究不能回到田园牧歌式的中世纪梦境中，那不仅是一个虚幻的世界，更是一个贫乏的世界。与发达地区的城中村相对应的，中国无数个内陆村庄正在蜕变成“空心的村庄”， 被现代化所遗弃的性质使之忍受着孤寂和无言。 对很多人来说，“故乡”这个词语已经死亡。“在混血的城市剧烈的咳嗽中/血管里停留着<st1:chmetcnv w:st="on" UnitName="公里" SourceValue="3" HasSpace="False" Negative="False" NumberType="3" TCSC="1">三公里</st1:chmetcnv>长的忧伤/更悠远的宁静，是水，/它穿越我们的眺望的峡谷/却不能抵达我们眺望的村庄（《完整的黑暗》）。在我们的家乡我们与我们的先辈保持着神秘的纽带关系。而现在，这一切都荡然无存，我们已被抛出历史，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它，我们的记忆中仍然残留着过去的痕迹。我们被逐他乡是不可挽回的事实。这从内部改变着我们，这已成为我们的命运。
国家的命运决定着我们的命运。今天中国发生的历史大变革，即以商业文明为核心的欧美文明在中国的移植。由于欧美文明产生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它打破了中国旧有的和谐，迫使中国进行制度变革，融入它们的文明体系。这场变革发端于一个多世纪以前，但由于中国的政治力量之间一直至力于政权的保持和获得，使国家一直未能静下心来实实在在地进行制度变革。现在的国家已变得面目全非，社会生活失去了过去的和谐，但没有（在某种程度上说又是“无法”）及时建立起新的和谐。打工一族是最大的受害群体。“向着南方海洋，阔别了鬼魅的乡村/阔别了那些莫名的帐单跟村长家的那只狼狗/多少次在黄昏的天桥，她目睹出卖女血的/乡亲姐妹，冬天街道上饿昏的乡下人/在最为浓密的孤寂中，她目睹证件的中国/压得她憔悴，那个南方海洋/她必须雇一辆卡车来拖这些证件……”（《完整的黑暗》）。这些诗句连根拔起的精神锋芒时时刺痛在城市的奔波中渐趋硬化的体验和悲悯，让我们看到具体的历史带给人的心灵伤痛。“少年的伊人让现实的潮水带往他乡”（《感伤》）。在近二十年来，史无前例的民工潮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民众主动争取迁徙自由的人权解放运动。这场运动意味着封建世袭社会开始真正解体，也意味着人性在中国大地上的复苏。生活在谎言的掩饰下开始了真正的变革。比起中国大地多年前的过去，现在已经让人有换了人间之感。但贱民隔离制度留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身上带有明显歧视性色彩的烙印，在进城农民工身上仍没有完全抹去，这一切迫使诗人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自己的心灵，并在内心巨大的回声中瞪大惊恐的眼睛。“钟表的声音让我驶进了时间的隧道/暗了，全暗了”（《感伤》）。“信仰已死的年代，上帝啊/你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当代生活的复杂性所造成的人性歧义，以及破碎的生存图景，在郑小琼的长诗《完整的黑暗》中所产生的多棱镜似的结果，似乎已经更多地要求着人们在范围、范畴上做出个别性的区分，并且从个别的区分中发现带有某种普遍性的东西。“皇帝们占领电台演讲/三道勋章四尊金鹰杯给予那个维护皇帝的演员/中国需要帝制！中国需要帝制/你不要否定神话没有办法圆说/在以集体的名义下 请撒谎/在以稳定的名义下 禁止说出真相”。他们的存在几乎成了时代生活的一个训诫。对长期生活在准宗教的集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于一身的政治教条与意识形态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诗人的存在几乎成了时代生活的一个训诫。艺术无法直接干预历史进程，诗歌不会使什么事情发生，但诗歌也是一种特殊的行动，有它自己的意识方法和认识现实的模式。在打工潮中沉浮的郑小琼用自己的文字确信了诗歌的这种功能。 她清楚她没有那种反抗的力量，她在疼痛中呲着白牙向那异己的力量发出了恶毒的、揭示真相的嚎叫，痛切地诅咒着专制。真实地活在这个世界很难，用诗歌说出这个世界的真相更难，尤其在我们这个瞒与骗侵及骨髓的国度。揭示人性的真实，揭露此在的真相，郑小琼以此作为自己的诗写目标，无疑彰显了一种勇气。她在修复自身伤痕的同时，也为我们找回了被伤害的诗意。“记住东莞，2004年2月23 日，/晚上，这首诗，海风以及打水仗的童年/隔壁的孟庭苇的歌声，后来响起的警车/四处的叫喊，卧室里的书籍，/《独立》中微笑的海上，以及有关/他本命年里的带给我内心的感动 ”。郑小琼为获得他要追求的本真，她把自己的写作真实完全暴露。“它不停的重现，不断的停留，/它被完整的黑包住，受到黑的追逐、吞没 /戴着面具的死神在黑色丛林里出没/在我的体内扎根，生长，/并且不断一点一点占据我的全身 ”。也许在一个非正常的时代，诗歌的真正精神无法照亮人们内心的黑暗。没有坚实的制度基础，任何的黑暗都让人无法承受。
郑小琼的诗歌所呈现出来的形态，的确是由非常复杂的因素构成的，尤其是长达四百多行的长诗《完整的黑暗》，建构了一个颇为繁复的诗性空间，很难对之做出简单的判断。惟其复杂，才可能导向深刻。 无论是做为“打工诗人”的郑小琼，还是做为“八十后诗人”的郑小琼，在诗歌写作上她都完成了对自身的超越。“当城市、乡村、小镇、工业区/当我盲目的在河流上另一个春天奔波/沿着南方的季风，腥昧的南方海风/沉闷了我的思想骨骼，点燃并不屈服的灯/沿着古老的纤道，什么样的人在回答这个世界”。在广东一个名叫黄麻岭的“城中村”，郑小琼介身于文本与历史之间，置身于心灵的紧张或一种测震术式的写作，反应出为世界的混乱、变迁、嘈杂所打开的、一种最为敏感的，最深处的心灵震动。当她在五金厂震耳欲聋的寂寞声里，真正地用她的信仰、心灵甚至忍辱负重肩负起写作的旗帜时，也许她的声音在世俗的狂风中细若游丝，但却让我们觉得弥足珍贵。

光线 · 发表于 2006-9-28 16:11:41

我们需要一种面对现实的诗歌，也需要能恰当处理诗歌与现实关系的批评。我们在探讨技术的精确时，必须考虑到诗与精神的关联，语言与现实的关联。

匿名 *发表于 2006-9-10 11:38:04* · 发表于 2006-9-10 11:38:04

请帮忙转到诗歌评论栏目，谢谢！

曾蒙 · 发表于 2006-9-11 11: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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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加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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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冬妩:你要发作品的话,最好是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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