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真实与“救赎”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6-10-5 01: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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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真实与“救赎”<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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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川的诗<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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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群<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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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川无疑是一位早慧的诗人，这不但体现在他很早就有诗名，关键还在于他能很快在确立某种诗歌观念的过程中，保持一种诗意境界的提升，而这一点，在年轻一代诗人当中是不多见的。当然，这里所言的诗意境界所涵盖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不但包含一个有潜质诗人自身的特例独行，同样也包含一个诗人在技艺、语言等方面上的独特使用——或许，一个诗人在上述方面占有的成分越多以及程度越高，他自身提升的潜力以及对诗歌本身的推动就越大，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评价这样一位诗人的困难——即使，作为辽宁同乡，我很早就和刘川相识，但面对评价刘川仍然让我常常感到一种困难，究竟是优秀的诗人不需要评价，还是真正的好诗生来就不需要解读？也许，“语言的真实与‘拯救’”与其说是一个题目，倒不如说是一次勉为其难的“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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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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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从语言的角度介入刘川的诗歌世界不失为一种研究策略，而对刘川诗歌语言的研讨却不必追求一种种类繁多的修辞，只要一种称之为“基本的比喻”的命名就够了，因为，“基本的比喻”也许就足以使诗歌获得一种节奏与速度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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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着自己的创作，刘川曾言：“我注意到，在堆事物的命名中，语言会产生新的分裂与增殖，事物在嵌入新语境中会改变词性与能指。这里存在着激发诗意的可能。我称之为‘命名’诗学，它使被用旧了的语言洗净了能指，获得了再生。”[1]显然，刘川通过自己的写作已经体验到语言本身的再生空间与再生途径——尽管，对于刘川这一代诗人而言，寻找“语言与现实”、“语言与事物”之间的联络，早已在近乎汗牛充栋的创作中成为一种“写作程序”，同样的，仅仅为了找寻语言与事物之间的“及物性”业已在习惯阅读和理论渲染中成为了一种陈年旧历，而与此可以对应则是，谁能够更好的从语言中发现平易近人、没有任何阅读障碍但又从不匮乏新鲜感的创作，谁就能真正走向当下诗歌的诗意之栖居地。 
 在这种前提之下，阅读刘川的诗歌，总会从简单的意象中发现耐人寻味的新意。在《我愿意接受命运全部的波折》中，刘川的
把自行车<o:p></o:p>
拴在一座立交桥上<o:p></o:p>
防止丢失<o:p></o:p>
而不是说成把立交桥<o:p></o:p>
拴在自行车上<o:p></o:p>
（尽管锁链条只有一根）<o:p></o:p>
这关系取决于<o:p></o:p>
轻微与沉重<o:p></o:p>
幼小与巨大<o:p></o:p>
我也被拴在历史上<o:p></o:p>
我愿意接受命运全部的波折<o:p></o:p>
如果我的经历足够曲折<o:p></o:p>
变化无穷，起伏跌宕<o:p></o:p>
比历史更沉重、繁复<o:p></o:p>
历史就拴在了我的身上<o:p></o:p>
像一辆旧自行车<o:p></o:p>
而我，是一座立交桥<o:p></o:p>
正是以一种“轻与重”、“大与小”、“个人与历史”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叙述。但刘川式的“基本的比喻”却决不在于历史是“自行车”，我是一座“立交桥”，而在于既然设定“大小”之后，“我”与“历史”之间的“换位性”：在这种通过对比“人与历史”的叙述中，历史之轻（自行车）与个体之重（立交桥）无疑是通过一种独立意识和曲折的经历而换来的，“自行车”因主动拴在“立交桥”上，而使“我”获得了一种主体的位置；但没有历经沧桑，没有起伏跌宕的生活，甚至一种主动置身于“我愿意接受命运全部的波折”的心态意识，“我”怎能在“渺小”对抗“历史”（同时也是时间）的过程中，成为自己呢？因此，尽管刘川的比喻的本体和喻体都是那样的简单甚至堪称陈旧，但其结果却是那样的引人深思，这当然不是一种技术的力量，而仅仅是颠倒了顺序，便使“基本的比喻”变得深刻。
 “基本的比喻”无疑同样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只不过，这种同样可以指涉具体事物之间相互关系以及抽象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手法，在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中却有自己独自存在的价值。90年代以来诗歌介入生活虽然使诗歌从往日的悬浮状态中降落到现实的土地上，但降落现实土地之后的诗歌究竟何为呢？也许，从网络媒体以及网络写手的频繁临世便可以看到，那些良莠不齐的文本不但使写作本身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同样，也使读者在频繁阅读中形成了一种感观上的认同。于是，所谓的为了达到日常经验而又不离开日常经验的写作，虽在写作初衷上一直指向着可能实现的意义与秩序的呼唤，但从这次具有普遍意义的翻转日常语言的过程上看，却是以产生大量或者“非诗性叙述”，或者堆砌华丽词藻的作品为结果的。这样，妄图在实现现实世界意义中重构生命的意图，到最后往往又重新回归到“语言与世界”相互分离的状态，因而，寻找一条诗艺与叙述相互叠加的写作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走向。
 或许只有这样检视诗歌的历史，才能看到“基本的比喻”的存在价值——“基本的比喻”单纯而深刻，而且，在语词越是洗练、单纯的时候就越是深刻。正如刘川所言的“诗是把世界没有的那些东西创造出来，所以诗言‘无’”[2]的那样，既然诗要创造世界，那么，首先抵达真正的物的空间就成为一个基本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诗为了言说“无”必然要进行关于事物的叙述，而后则是通过形象的手法将“无”表现出来。在《还剩一匹马》中，那些关于“失去”的文字——
只剩下一匹马了，我还在喝酒<o:p></o:p>
大家骑着各自的坐骑走远了。<o:p></o:p>
最后的空场上<o:p></o:p>
当天空绽放雪花。<o:p></o:p>
我看到<o:p></o:p>
剩下的马<o:p></o:p>
接受着洁白的洗礼：<o:p></o:p>
先没有了四蹄<o:p></o:p>
接着又丢了膝盖<o:p></o:p>
接下来又失去了大腿<o:p></o:p>
它咴咴叫着，雪大啊<o:p></o:p>
它又没了肚皮<o:p></o:p>
接下去<o:p></o:p>
剩下的是马背<o:p></o:p>
剩下的还在减少<o:p></o:p>
马鬃和马颈也消失了<o:p></o:p>
最后马头也没剩下。<o:p></o:p>
我的酒喝光时<o:p></o:p>
雪也停了，我打个口哨<o:p></o:p>
空地上，有一座洁白的雪堆<o:p></o:p>
向我走来<o:p></o:p>
那渐次消失的“马”，当然是时间位移的结果。只不过，借助雪的颜色和对应我的视角以及“饮酒”的过程，“马”的消逝正是洁白“雪堆”形成的过程。因此，从“无”到“有”其实也是“无中生有”的过程，这种反向衬托，以“彼”隐喻“此”的方式，当然更加形象的说明了“有”的生成，尽管，从结果上看，“有”与“流逝”、“无”并没有本质上的分别。<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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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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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技术”一词进行本质化的理解，那么，刘川诗歌透露出的“文本效果”无疑和其言论存在着一种表层意义的矛盾，然而，在这种表层的矛盾中，却隐含着一种诗歌理想的追求。即使从最简单的比喻谈起，刘川的“把比喻当成灵魂、情感、经验用以从身体出行的一个路口。你会说，比喻是诗人最为平常的手艺，但对于上乘诗歌而言所有的手艺都是多余的，诗歌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我努力简化自己繁复的表达而寻找更加自由的状态，我追求一种‘元诗歌’的效果”[3]，似乎也在表达某种“意向性”的精神感觉世界中说明了这方面的问题。
刘川无疑是那种专注生活和口语的诗人，这使得他总是能够在日常俗景中发现诗意，不但如此，从事实上看，生活不但给予他批判现实的勇气与技法，也给予了他超现实的能力，阅读刘川的作品，总是可以感受到一种机智与幽默，并在语言运用后呈现出一种大俗中的大雅和强烈的生命意识。以《闪电》为例——
借助避雷针<o:p></o:p>
我把<o:p></o:p>
一束闪电<o:p></o:p>
放进身体<o:p></o:p>
让那激烈、呐喊、愤怒的生命<o:p></o:p>
服从：一个人的<o:p></o:p>
 形状<o:p></o:p>
 一个有限的容器。<o:p></o:p>
我被天空充电。<o:p></o:p>
或者，我就是一节孤独的<o:p></o:p>
人形电池<o:p></o:p>
被连接到昨天与明天之间<o:p></o:p>
那是时间遥远的正负极<o:p></o:p>
我渺小得无法<o:p></o:p>
 呼吸。<o:p></o:p>
但每晚<o:p></o:p>
我都躺在父亲与儿子中间<o:p></o:p>
 靠紧我，我说。<o:p></o:p>
三人挨得紧紧<o:p></o:p>
我把光，通过我的脉搏与梦<o:p></o:p>
 从老人体内<o:p></o:p>
 输向幼者<o:p></o:p>
 于是白昼发生，发生<o:p></o:p>
 再次发生<o:p></o:p>
闪电当然是生活中的景象，但让人的惊讶的是刘川如何通过物理学意义上的常识将诗歌纳入到诗的意境。在“避雷针”、“人形电池”、“天空充电”这些颇具新意的意象排列中，我的“孤独感”是来自于一种时间遥不可及的力量，而在充当一种导体中介之后，我在接续生命的过程中的“渺小”，绝非缘自一种“白昼光芒”的释放，而是来自于一种生命的有限感甚至是延续过程中的代谢新陈与成就感的匮乏——这样，无论个体怎样聚合在群体当中，但是，个体与生俱来的孤独感或者说潜藏在心灵深处的自我意识便在个体应当承当的有限使命中，被发掘出来，只是这种堪称人生常事的描述在刘川的笔下却由于语词和比喻的捕捉，变得如此沉重。<o:p></o:p>
如果说在日常俗景中善于发现诗意是刘川诗歌创作适应当代诗歌之后的一种写作走向，那么，如何从繁琐的场景以及意象铺陈中提升诗歌的内涵就成为接续下来的创作要求。究竟如何思考和从口语的堆砌中回到“元诗歌”的写作状态，回到“无技巧”的写作状态？刘川无疑是为此思忖良久，而思忖的结果或曰在刘川诗歌中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如何通过一种对比结构产生“陌生化”的效果。除了上述的《还剩一匹马》是在“有”“无”之间展开诗的世界之外，类似《新书》中以“白雪”掩盖文字，从而通过一种“纯粹”意象的丢失（白雪）回归生活——
而上学去的孩子<o:p></o:p>
走上台阶，抖去书包上的雪<o:p></o:p>
他们只去学<o:p></o:p>
有形的字<o:p></o:p>
恰恰是以“掩饰”和“寻找”的方式完成了一种哲学性的思考。同样的，在明显是感受到许多之后的《有时候我非常强大》中，
有时候我非常强大<o:p></o:p>
像一只手<o:p></o:p>
攥成了拳头<o:p></o:p>
有时候我突然弱小<o:p></o:p>
像伸展开了的五指<o:p></o:p>
也无疑是表达“聚”“散”原理的一首短诗，只是，它的限制视点使这种叙述在符合现实中走向一种合理性，“弱小”与“强大”的对比绝不在于时间的限制，而是在于我之情绪与生理体验的一种自然反映：对于个体而言，没有人不期待时刻强大的境界，但是，现实却使个体不由自主的松懈，于是，现实生活也就变成了诸种偶然融合的“自然原始状态”。
 至此，无论从语言的组织，还是比喻的使用，刘川诗歌告诉我们的都是一个诗人与世界的表述方式，如果比喻以及比喻的方式是他观察世界和审视自我的主要表达方式，那么，比喻以及语言使用担当的功能还在于一种“叙述”与“抒情”，在生动有趣的语言叙述之中，诗人轻松自如的言说方式，可以负载的内容无疑又是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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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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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假如这就是我的一切》中，刘川这样书写——
每个人都要出力。自信心与自信力。<o:p></o:p>
筑一道堤坝挡住太平洋的侵袭<o:p></o:p>
漫长的海岸线上，有人搬来了砖头<o:p></o:p>
有人扛来了水泥<o:p></o:p>
有人用汽车拉来了钢筋和脚手架<o:p></o:p>
甚至一个瘸孩子用小手一捧一捧捧着<o:p></o:p>
沙子<o:p></o:p>
其他人干脆充当建筑工，戴上了安全帽<o:p></o:p>
只有我，一个贫穷的老头<o:p></o:p>
什么也没有，连力气也没有<o:p></o:p>
路过这里而满怀惭愧<o:p></o:p>
不知该为人们做些什么<o:p></o:p>
最后还是鼓足勇气走过去<o:p></o:p>
捧出了一盏灯，点燃<o:p></o:p>
让那工人，把这明亮的灯火<o:p></o:p>
砌进大堤的水泥里去，充当一小块砖瓦<o:p></o:p>
之后，我和孩子们一齐围拢过来<o:p></o:p>
看海水是如何一次次冲上来<o:p></o:p>
被那微小的火焰挡住<o:p></o:p>
这仍然是一个“对比的结构”，不过，这次对比却主要在于一种“苍老无力而为之”的努力，那“微小的火焰”发着灵光，对它的夸张描写以及观看阻隔“太平洋”之水的目光，都明显带有一种救赎般的意识。当然，以此来判定刘川头脑中一直存有某种宗教意识或许是牵强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刘川的诗歌总是期待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即通过精神感觉的“神与意”和外在自然境界的“境与象”的融合，刘川希望以“大象无形”的方式将诗歌中的“意”转化为一条回归生命的路径，从而使诗歌在超越语言中超越历史时间。
 当然，即便如此，刘川诗歌中的“救赎意识”仍然是一个复杂的内容，它甚至在刘川作为一个诗人个体强调口语与俗语的书写中遭遇人为的掩盖。在《火车》中，所谓的
这个城市要搬迁 <o:p></o:p>
我把所有的医院<o:p></o:p>
都放到铁轨上<o:p></o:p>
在前边拉<o:p></o:p>
就像一列有许多节<o:p></o:p>
白色车厢的火车<o:p></o:p>
病人们推开窗子<o:p></o:p>
向外面张望着<o:p></o:p>
流动的风景<o:p></o:p>
他们高兴的说着笑话<o:p></o:p>
全然忘了病痛<o:p></o:p>
简直是去旅行，医生和护士<o:p></o:p>
像乘务员，推着餐车<o:p></o:p>
在过道里走动，一个腿上<o:p></o:p>
打着石膏的小男孩<o:p></o:p>
兴奋地单腿跳着，想去<o:p></o:p>
叫醒太平间里的人<o:p></o:p>
我用力地拉着<o:p></o:p>
嘴里叼着一支又粗又长的雪茄<o:p></o:p>
像火车那样<o:p></o:p>
鼻子里冒出一缕缕浓烟<o:p></o:p>
表面上是“带走了许多”，但从心态意识上看待，刘川“纤夫式的”行为无法掩饰其最为简单的“清高”与“普世的情怀”，而暴露这一问题的细节就在于他使用了“像火车那样”，可见，所谓“火车”仍旧是一种自我的感受和灵魂的体验，只是这种内在的意蕴绝非缘自“诺亚方舟”等宗教意象的使用（比如，短诗《纪念结婚一周年》），而在于一种自我主体意识的显露——一座城市需要搬迁，但其负担的主要内容至少是“我”之思维却将“所有医院”放在首位，是“医院”才是救赎城市的唯一可能，还是整座城市的人都已在浑然不知的情境下成为患者？这种“含泪之微笑”并含有某种绝望意识的书写果真可以仅仅系于牵引者一身？于是，在反复阅读《祈求》一诗之后，我发觉：与“如果申令的许诺可以兑现，满足我的三个请求”相对应的，正是“我”不断祈求“果绿漆”及其使用方式的结果，在结尾处
上帝啊，我离不开这平淡的生活，冬日里<o:p></o:p>
把屋子收拾整洁了，把院子打扫干净了<o:p></o:p>
我就出门去把全世界的树梢刷绿。<o:p></o:p>
的诗句，不但是诗人企盼中的理想，而且，也是诗人心中潜藏的“自我理想”及其实现的唯一可能。<o:p></o:p>
 正如刘小枫所言：“思想应该沉思历史时间中的生命形式和体验形式的歌唱。诗是存在的歌唱，生命本身的言说。诗的语言原初、直接地使生命形式和体验形式成为言语，使人的存在精神性地转化为透明或浑浊。”[4]以语言和基本的比喻切入生活与生命本身，并不断期待在回归生命和诗歌最初的状态中完成生命的提升和救赎，正是刘川赋予我们独特诗意并与这一代诗人区别开来的重要原因。与当下通过速度换取声名鹊起的部分诗人相比，呼唤生命并为救赎生命而写作的诗人无疑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因而，我坚信刘川会经得起时间的磨砺并由此走得更远！<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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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o:p></o:p>
[1]《首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奖作品》之“刘川诗观”，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o:p></o:p>
[2]《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奖作品》之“刘川诗观”，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年版。<o:p></o:p>
[3]《第三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获奖作品》之“刘川诗观”，桂林：漓江出版社，2006年版。<o:p></o:p>
[4]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31页。<o:p></o:p>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6-10-5 01:31:10

曾蒙兄，我可以往年刊上发稿吗？地址如何，偶然看见的！谢谢！

曾蒙 · 发表于 2006-10-6 21:01:30

张兄节日快乐！稿子你先准备好，到时我会给你来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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