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诗歌史系列写作之五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7-11-6 09:47:02

日常化书写与现实的回归 90年代女性诗歌在汲取80年代女性诗歌经验的基础上，逐渐体现出向“日常化书写与现实回归”的趋势，这种趋势从更为深层的认知上讲，还包括诗人感受时代、读者阅读对“诗人”这一“身份”提出的“新要求”。相对于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女性意识、女性个体经验大面积在“个人化写作”中出现，进而导致因过分依赖“自我”、“悬浮”乃至“封闭”造成整体阅读和接受上存有的“障碍”，90年代女性诗歌的“个人化”倾向虽依然存在，但更多表现的是在内外动因的交相辉映下，重视个体感受力、想象力以及对过分倚重诗歌表层事物的一种疏离。90年代女性诗歌并不是以显示性别意识为其“个人化表征”的，所以，从80年代到90年代女性诗歌在性别意识上呈现的“苏醒——极致——沉潜内化”的趋势，就往往容易在外部演化过程中掩示其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化”趋势。除此之外，90年代女性诗歌在语言、叙述技巧、意象使用上的逐步成熟和反思中的前进，也往往使其在外部显现为一种无性别化的趋势，这样，在技巧上逐步成熟、性别意识上的反复与弱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90年代女性诗歌的“个人化写作”及其倾向在具体认知过程上，也就易于形成一种视觉上的“盲点”。以翟永明为例，在1990年至1992年旅居美国的两年时间里，翟永明虽然很少创作，不过，她却在对以往创作逐步产生质疑的前提下，不断思考着一种变化的可能性。虽然，标志最终告别以往创作的诗歌作品是完成于1992年归国后的《咖啡馆之歌》，然而，作为一种前奏，《我策马扬鞭》所起到的过渡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对于具有转折意义的诗作《咖啡馆之歌》，诗人曾自称：“我找到了我最满意的形式，一种我从前并不欣赏的方式……通过写作《咖啡馆之歌》，我完成了久已期待的语言的转换，它带走了我过去写作中受普拉斯影响而强调的自白语调，而带来一种新的细微而平淡的叙说风格。”[1]的确，《咖啡馆之歌》语言平和、讲究韵律节奏，而且还在关注现实生活场景中加入了大量的“戏剧性”的叙事成分，这种极具真实性的描绘方式不仅为诗人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的新视角，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出现还给诗人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创作图景。在这种崭新的叙述视角下，《重逢》、《莉莉和琼》、《道具和场景的述说》、《脸谱生涯》等的出现，不但标志着翟永明已经顺利地完成了诗学意义上的转变，而且，在上述以戏曲为题材的作品如《道具和场景的述说》、《脸谱生涯》中，诗人还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向传统回归的现象。相对于80年代中期以组诗《女人》的“成名作”而言，以上关于翟永明90年代的写作无疑标志着一种“身份”的转变，不过，这种适应时代性的转变对于包括翟永明在内的女性诗人来说，却明显具有进步的意义。90年代女性诗歌的“个人化”书写，虽在更多时候以“沉默”的方式展开，但可以在自我狭小空间进行自由想象和最终汇成写作的整体，仍然使这一时期女性诗歌呈现出一种异彩纷呈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但印证了新时期以来的诗歌艺术在整体上呈现出由80年代的“单一”到90年代的“综合”倾向，而且，也使90年代女性诗歌即使置身于整个90年代诗歌的发展脉络中也毫不逊色，并最终在汇合90年代诗歌艺术的整体潮流中，显示了一种新诗学话语的形成。正如赵树勤在《当代女性诗学的理论建构及其流变》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女性诗学理论话语的建构有一种明显的发展态势，这就是由躯体冲动到语词冲动、由躯体写作到语词写作的发展。”[2]从语言的角度上看待这种趋势，所谓回归传统和指向现实生活之后，90年代女性诗歌首要特征就是使用生活语言乃至日常口语进行叙述。对比80年代的写作，翟永明在90年代的作品，如《咖啡馆之歌》、《终于使我周转不灵》、《周末与几位忙人共饮》、《潜水艇的悲哀》等文本中，所表现出来语言特点以及“咖啡馆”、“酒巴”等这些日常场景，都体现为一种内在的超越性；面对着“现在是周末：40度的伏特加/加冰  与计划经济时代的白酒/一起倾斜  与几个忙人/共同浣肠  除了在座的一位/素食主义的年轻信奉者”（《周末与几位忙人共饮》）这样的语句，熟悉以往创作的读者很难想象这是出自翟永明之手。由于90年代女性诗歌普遍走向生活、走向世俗，并希望能够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所以，90年代女性诗歌就在近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下选择了口语以及文本上的叙事性风格。当然，这种叙述或者“叙事”式的冠名，并不是在文类趋于兼杂的时代向小说进行了某种“借代与挪用”——它更多的是为强调“事件或场景”以及“感觉化的细节”，而出现的“诗歌思维延长的一根触须”，它“实在是凝聚矛盾复杂的现代个人经验，探索感觉思维的自由与约束，实现诗歌情境的具体性与丰富性的一种有效艺术手段”。[3]“日常化书写和现实回归”使诸多在此之前已创作多年的女诗人逐渐为广大读者所熟知。除王小妮之外，这类“诗人”还可以以蓝蓝[4]为例。尽管，早在1980年，十四岁的蓝蓝就发表了她的处女作《我要歌唱》，然而，如果按照诗歌史的角度来说，蓝蓝则应当是被看作90年代崛起的女性诗人：这样的结论不但来自于她在90年代越发引人瞩目，还在于她在90年代形成了属于自己的风格，并逐渐出现了一位成熟诗人应具有的包容性与开放性。遵循个人记忆、以近乎自发的民间方式沉吟低唱并不断融入生活经验以及切身的感受，不但是蓝蓝诗歌的重要底色，同时，也是其诗歌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组诗《不真实的野葵花》、《断想》、《在我的村庄》等作品中，诗人正不断通过类似杜鹃、油菜花、草莓、樱草、芦苇等乡土意象传达自己的“乡土记忆”，而不断在自己钟爱的自然、乡土意象中表达对世界的认识，以及洗练而纯净、朴素而深情、甚或略带感伤唯美诗风，正是蓝蓝作品于单纯中见深刻的重要前提。同样地，由于蓝蓝总是期待通过借助乡土事物、乡土上的爱恋、城市与乡土的对比来展示一种整体上的“宁静中的思索”，于是，在《内心生活》、《白汗褂子》、《内营力》、《萤火虫》、《现在》、《梦之轻》、《祈祷》、《沉思》等作品中，蓝蓝总是偏爱对静穆意象如秋天、静穆等的选择，并逐渐将“沉思与默想”扩展为其诗歌一贯所要表达与营造的情境氛围。当然，还应当指出的是，90年代蓝蓝的诗歌创作始终包含着一种持续、暗藏的变化。随着诗人生活与心境的变化，同时，也是90年代诗歌必须处于“冷风景”时代里面向城市生活的使然，蓝蓝的诗歌正经历个人化、日常化乃至经验化的嬗变，曾经的乡土世界正不断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开放。《在小店》、《幸福生活》、《柿树》、《让我接受平庸的生活》、《图书馆》等描写城市特别是城乡之交的独特地域性作品都无疑是标志蓝蓝转型的作品，而在记录六年生活经历的《笔记》中，作者更是以一种真实的描述，期待一种新的突破。不过，或许正是因为蓝蓝长期执著于上述两种写作倾向的表达，因此，我们常常会在她的诗歌中感受到淳朴乡村、恬静氛围与现实城市生活地碰撞后产生了一种所谓的烦恼，这一点，在新近出版的诗集《睡梦，睡梦》中的许多作品中正得以真实的表达。  注释：[1]翟永明：《〈咖啡馆之歌〉以及以后》，《纸上建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2]赵树勤：《当代女性诗学的理论建构及其流变》，《文艺研究》，2001年2期。[3]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633～636页。[4]蓝蓝，原名胡兰兰，1966年出生于山东烟台，在山东和河南的农村长大，1998年大学毕业。现在河南文联工作，曾出版诗集《含笑终生》、《情歌》、《睡梦，睡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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