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中时间观念的嬗变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8-2-22 12:05:37

随着“世纪初文学”的命名成为一种趋势，20世纪文学已经成为一个渐行渐远的概念。在这一前提下，“新时期文学”特别是80年代文学研究成为晚近的热点并不是偶然的。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独特的个体而言，“新时期文学”一直是和“五四新文学”时期构成文学两极并峙的局面。毕竟，在文学领域特别是怀有某种理想情结与怀旧情结的心态意识中，这两个时代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为激动人心和从属于文学本身的时代。而对于“新时期文学”来说，即使它已经在发展的链条上遭遇“后新时期”和晚近的“世纪初文学”的“历史终结”，但作为一种源出于“新时期”文学的逻辑演绎，其历史效力仍然不容忽视，更何况，在步入90年代文化转型时期之后，文学地位的历史性滑落也使新时期文学的前端，即80年代文学常常成为人们体味历史温暖的重要阶段。这样一来，“80年代文学”成为研究热点就很容易在诸多因素叠加中展开自己的言说空间，而本文以小说中时间观念的嬗变为线索进行的研究，也确然期待从回顾历史中走向当代。 一 无论从生命意识或者是宇宙意识的角度，时间都是叙事性作品不可回避的要素。不过，既然谈及20世纪80年代中国小说的时间嬗变，那么，这种明显带有研究主体先验意识的研究对象，就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是一个将中国小说叙事时间之表现进行立体空间展示的时代，这一独特的个性化特征使其唯有在对应“历史”时才能全部显现出来。“历史”是由中国小说的源流和现代构成的。中国小说根源于中国人的宇宙观念和人学观念，一直带有很强的伦理色彩和抒情色彩。古典小说注重时间的整体性和生命感，“年－月－日”之章回体的盛行，都与中国小说的传统有关。中国小说脱胎于神话以及后来的史传文学、志怪、志人小说，这使得中国史传文学和诸子散文中的若干篇章，构成中国最早的小说形式并在历史的发展中继承下来，正如蒲安迪所言：“西方人重‘模仿’，等于假定所讲述的一切都是出于虚构；中国人尚‘传述’（transmission），等于宣称所述的一切都出于真实。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传’或‘传述’的观念始终是中国叙事的两大分支——史文（historical）和小说（fictional）——的共同源泉。”[1]古典小说的时间传统最终外化为其创作基本按照“顺叙”结构文本的基本特征。进入近现代特别是20世纪以来，由于受到西洋写作的影响，侧重频繁使用倒装叙述、交错叙述、心理意识等方法构成了五四之后中国小说的基本风貌，并在30、40年代所谓的现代派小说中达到一种极致。当代小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曾经“重返古典”，究其原因，在于写作者和阅读者的“身份”与“权利”（比如：文学史意义上的1949至1966年的“十七年文学”）以及对现代主义手法的禁锢。不过，就写作观念而言，20世纪中外作家长篇小说“时间意识”及其变化理论，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接受了爱因斯坦于世纪初提出的相对论的影响，这不但使文学中的时间观念具有哲学的意义，同样，也从未摆脱时间固有的物理性色彩。以常见的作家对时间的理解和作为叙事之结构因素这两大构成方面来看，认为时间长河经由历史、现在到未来，只能按其存在的方式向前发展；与此同时，时间也是一道环环相扣的链条，从昨天、今天到明天，任何人无法停留时间或将其倒转，已然在历史和主体生存状态下形成无可更改的自然规律。在这一无可逾越的规律制约下，小说作为一种对生活反映的艺术，当然只能作出按时间顺序，按照事件发生、发展、高潮、结局来表达。中国传统小说的时间表达和20世纪现代小说生成的特定背景，使“小说时间”的局限性随着时代发展、个体对生存的理解，特别是80年代外来文化迅速涌入刺激当代小说的艺术变革而凸现出来。线性时间观念虽然可以引导读者渴望知道以后想发生什么，但反过来说，它的优点也正和它的缺点一样容易引发读者阅读的倦怠。这种近乎类型化的手法，一旦形成延展的规律，则容易与艺术自身的嬗变和进步之间形成张力。在某种意义上说，50至70年代中国小说是滞后于世界小说艺术浪潮的。即使也多线索的爱情题材营造全篇并波澜起伏，但从开始的一见倾心到由于某种原因中间绕了弯子，到最后形成一种“团圆式的结局”，也是阅读诸如《青春之歌》等作品难以逾越的障碍。读者可以在开篇处猜测结局，而小小的波折和起伏不过是静水微澜。是以，所谓80年代小说时间观念的嬗变实际上是通过历史的嬗变展开自己的逻辑起点的，而遭遇现代性、后现代性并在文化复苏的年代进行一种汇入式的融合，则是80年代小说本身处于激情洋溢状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80年代小说在经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等较为沉重的历史阶段之后，逐渐出现了时间上的变化趋势。在80年代初期西方现代派文艺大讨论中迅速出版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中，作者就曾在关于时间的论述时指出：“记忆是不受时间顺序约束的，可以自由跑马。现代小说家运用这种办法，把时间和事件组织在人物的记忆中，便赢得了极大的自由”，“既然可以把一分钟见面的感触写得比十年的离别之苦还长，而十年又可以压缩在一瞬间，那么事件的繁简和时间就不再成正比了。这便提出了所谓心理时间的问题。”[2]对现代派小说时间的认同和解读，使中国80年代小说终于在长期的实践、探索特别是反思的过程中，明确传统的时间观念可以变革。对于与此同时甚至早在理论探讨之前就进行的小说实践而言，一些作家已经触及到时间可以分为物理时间和艺术时间。物理时间不能倒流但艺术时间的长河是可以倒流的，它可以在一瞬间或一个小小的时间区域里可以容纳无限的过去与未来，因而，作家有权切割时间将其重新安排组合创造出“我的时间顺序”。时间在这里不再是潜流而被作家们推到了前台。对于80年代初期的创作来说，王蒙的“东方意识流”创作（比如《春之声》）、白桦的《小鸟听不懂大树的歌》等，均曾以故地重游的方式结构小说的时间流程，但这已经不再是线性的顺序，而是一种讲究策略的时间组合方式，车过故地，一草一木一景，引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回忆，行进的时间与记忆的时间在作品中交替出现，作品不是以记忆的时间而是以行进的时间来结束，于是，过去二十几年的时间链条被解散了一环一环地安排在现实行进的时间之中。同样体现时间记忆化、心理化的小说还有谌容的著名作品《人到中年》，但与前两者相比，《人到中年》更多体现了一种时间的空间化结构。在开篇处，谌容就以“仿佛是星儿在太空中闪烁，仿佛是船儿在水面上摇荡。眼科大夫陆文婷仰卧在病床上，不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她想喊，喊不出声来。她想看，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眼前有无数的光环，忽明忽暗，变幻无常。只觉得身子被一片浮云托起，时沉时浮，飘游不定”的叙述，将时间的流动状态改为定格，然后，才是陆文婷昏迷中意识的倒转与回忆。在回忆中，谌容有意将主人公的回忆作为一种立体化处理，总是在回忆过去的一个个片断中连接到现实，然后，再次回到过去并接近现在，从而将一个兢兢业业、勤俭清贫的知识分子生活处境揭示出来。这种梦境般的叙述和改编之后的电影相得益彰，充分体现了一种蒙太奇电影镜头中的推、拉、摇以及定格的特征，即它们在各自独立的单元内以短时间的叙述延长心理时间，并在给读者和观众强烈的印象和感受中，加速或延长时间的进程，进而在现实生活中时空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空间意义上的时间再创造。对时间观念重新认识，使当代小说在进入80年代之后发生了第一次历史性的变革。一方面，这样的小说打破了有头有尾的长河式描写格局，它改变了原有的时间节奏，加快了时间的流程，显示出一种明快的跳跃感和大量的时间省略，从而以自我和尽情的描写无视时间的法则，这种叙述改变了原有时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大篇幅非逻辑的时间调度，昨日之事发生在今天，今日之感却又出现在昨天，而同一件事、同一个人的命运也被分散切割在非时间顺序的框架之中；另一方面，从接受的角度上讲，由于作家将现在时的感情融进作品，所以，他的作品极容易接近今天的读者，此外，这种现在时的短暂也必将在心理空间上缩小读者阅读的累赘。即便如此，80年代前期小说时间的嬗变又最终难以逾越时间的障碍。在这些作家苦心孤诣建立时间顺序的同时，却又总是自然或不自然的或是无意识的回到传统的时间观念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当读者阅读这些作品的时间，经过再度的组合后，总是又显示出了一种清楚的时间长河以及在这时间长河中，演化出的完整的故事和人物的命运。这样一来，时间嬗变的脚步必将面临新的历史化进程。                            三 当我们阅读完刘心武《钟鼓楼》、莫言系列长篇《红高粱家族系列》之后，不难发现：时间在这里既不是不可逾越的链条，也不是切割后重建起来的客体时间，在这里是更多是一种瞬间，一种感觉。发表于1984年的《钟鼓楼》，是刘心武8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最高成就。全文以薛家婚礼为主要线索，其时间极为鲜明地体现了瞬间意识。<chsdate wst="on" year="1982" month="12" day="12" islunardate="False" isrocdate="False">1982年12月12日</chsdate>这一天既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但它却贯串起北京一座九户人家的四合院居民在12个小时内发生的故事。小说共分6章，每一章的时间区域为一个时辰，如卯、辰、巳、午、未、申，这也同样标志着一种瞬间意识。作品使用的截取一瞬间的手法，也许更为适合短篇小说的创作；但短篇小说所表现的瞬间往往相对单纯、单一，而长篇小说的瞬间却可以在包容无限中，构筑起纵横交错的北京市民社会生活图景。《钟鼓楼》将发生在一天的瞬间，即在每一个时辰里的瞬间，进行了多向、多方位、多线索的人物心态展示：部长、演员、炊事员、作家、编辑、小市民、、小职员、小偷等，在这一瞬间中描绘出了几十位芸芸众生相，包容极大的时间跨度。这些多维度的小故事，或然相互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但却在共同体现人文景观和作者对历史文化的思考中，显示了北京独特历史文化所留有的深刻印记，而其杂糅短小作品的手法，也使信息量增大，并在有限的时间里显示出无限的时间，这具有以上论述之时间观念所不容易达到的特殊效果。与《钟鼓楼》中的时间观念相比，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系列》则体现了时间即感觉这一结构观念[3]。《红高粱家族》从形态上看，似乎存在着两种时间，即“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及“二奶奶”所交织成的过去时，和“我”的现在时。这部作品的过去时是不必重建的，也不需要重建。过去时只是一种对象，但并不是描述和展示的对象，它仅仅是一种感觉的对象。对于过去时，任何一点的感觉，莫言都不顾及这一点的前伸和后延，只是在这一点感觉上建立他的艺术空间。在这里，时间即感觉，感觉到的便存在，没有感觉到或不能引起了感觉兴趣的便不存在，各个感觉点之间绝不做过程似的描述。如果它在客观上造成连接，也仅仅是因为感觉上的密集。它常常通过对人物感觉、对事件感觉的描绘，作为推动红高粱这片永恒土地上粗野、疯狂的力量。如果说时间的连结正是这块永恒的土地所造成的，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常常把对人物的感觉推向极端的同时，也一种情绪感觉的反复出现而强化了人物的性格，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作品情绪格调的重复，这无疑都是时间即感觉的观念造成的。而从细部上看待诸如《红高粱》这样独立的单元中，奶奶戴凤莲的死前场景，也被莫言以抒情、心理化甚至是视觉、嗅觉、听觉所替代，这是一个生命升华甚至是“盛着满溢的快乐、宁静、温暖、舒适、和谐”的过程，它没有时间终结意义上的悲哀，而只是一种瞬间式的感觉及其灵魂的净化。 “时间即瞬间”和“时间即感觉”的出现，表明80年代小说的时间观念进入到更为崭新的时空状态之中。其中，“时间即感觉”已然表明，当代小说家对时间关注的重心已转移到对人物的心态、人的内在世界之展示和思考层次上来了。而从艺术观念的角度上，则是作家在面对生活、面向时间时，可以从自己感受最深刻的一点出击，并将其推向极端。这一刻，历史已经步入了“寻根文学”的浪潮之中，对小说时间进行更为极端实践的先锋小说，已为期不远了。四 毫无疑问，出现在80年代中期之后的先锋派都是技术至上者，他们在语言和形式上尽情的施展自己的才华，而小说中的时间要素，也同样无法遭到幸免。正如陈晓明在考察先锋派小说之后，曾指出“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先锋文学写作来说，特别是小说叙述来说，没有什么比对克服时间性的障碍，更具有文学的纯粹性，也没有什么思想比对突破时间性的历史困厄更切近对生存论意义的纯粹关注。我这里说的是时间性的历史——它是超越单纯的意识形态历史的那种生存宿命的理解。”[4]先锋小说时间观念上体现的渐变与突变，既与文学内在的超越机制有关，也与外来文化特别是后现代的影响有关。一般而言，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开篇处叙述的“许多年以后，面对着行刑队，奥雷连诺上校将会想起那久远的一天下午，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曾对当代中国先锋小说的时间意识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一逻辑下，“许多年以前；许多年以后”正是支撑叙述方法活动的一条重要母题式句式。除此之外，以历史的眼光看来，对先锋小说的时间观念乃至整个先锋派小说都起到垂身示范作用的还有博尔赫斯的后现代派小说。博尔赫斯对时间观念的与众不同是由来已久的事情，早在完成于1952年《探讨别集》的《时间的新反驳》一文中，博尔赫斯就曾以直言不讳的“唯心主义”语调，强调“我否认将各种行为罗列在同一个时间里的存在。否认同时存在比否认接连发生还要困难的多”，[5]博尔赫斯的时间观充分体现在他的小说创作之中，在以《小径分岔的花园》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中，博尔赫斯的时间观既得到了迷宫式的展现，又深刻影响到了博氏小说中的“现实”成分。应当说，博尔赫斯否定历时性时间观和共时性时间观之后的“多种时间并存而非共时”的时间观只能导引一种迷宫式时间状态的出现，这种“认为不是只有一个时间”的观念，即“存在许多的时间，而且这些时间的系列——这些时间系列的成员之间自然是有的在先，有的同时，有的在后——并不分先后，也不同时存在，它们是各种不同的系列”[6]，应当是属于后现代的一种观念：它解构了习以为常的时间概念，将时间推向了“无时间”或是非连续性、逻辑性的状态，因此，博尔赫斯要进行如下的质疑：“为什么要设想单一时间的观念，一种如牛顿所设想的绝对时间的观念呢？”[7]先锋小说的时间意识首先体现为一种自由、循环的时间，这也是常常造成其文本结构处于碎裂状态的重要原因。自由式的叙事时间是指时间或历史在后现代文本中像一个固定的书架一样，叙述者可以从古至今亦可从现在到过去乃至将来任意穿行，而无论多么遥远的时间在叙述者的手中不过是书架上的一本书，可以被随意打开翻阅，以洪峰的《和平年代》、苏童的《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余华的《四月三日事件》为例，这三部小说都是以时间为题目乃至主题的。本来，题目的时间固定下来后，那么这个时间就被肯定了，被绝对化了，但作家们在将故事固定在时间上之后，历史与观看的视角却没有被停止。相反，由于叙事者“我”的自由穿梭于历史与现在，故事内的具体时间都自行消失了，所有的事件都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符码中自由漂流，直至发生空间上的转折，而被转到空间早的时间最终成了电影空间画面上的蒙太奇组接，时间被切割成了一个个横断面，作家成为自由人，而这些无疑都使其小说文本的结构自由开放、扑朔迷离。循环的叙事时间是自由式叙事时间的特例，但却是最具革新实验的叙事时间策略，所谓循环时间实际上是指一种无变化、无发展的循环重复的时间手法，它是文学进入后现代后常用的一种叙事时间手法，这种策略在新时期小说创作中可以看作是引申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开头语的结果。而作为一种文本效果，这道叙事语式的频繁使用就“确定了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循环回返的圆圈轨迹。叙述的时间从久远的过去跨进现在，又从现在回到过去。”
[8]为了能够使时间在现实的基础上，自然的发生“定格”与“错位”，进而衍生出自由、循环的效果，先锋作家主要的艺术手段在于使用“重复”的表现方式。余华《现实一种》中“老太太抱怨”叙述的重复造成家庭关系冷漠的时间性强化，格非在《褐色鸟群》中，通过细节和人物相貌的重复，构筑起“双向探访”故事中不满“循环”的圆圈，似乎都在不断印证故事中穿插的叙述：“你的故事始终是一个圆圈，它在展开情节的同时，也意味着重复。只要你高兴，你就可以永远讲下去”。 其次，先锋小说的时间观念还常常以空间代替时间的分延而产生开放的时间效果。余华的《往事与刑罚》是阅读后很容易联系到博尔赫斯名作《小径分岔的花园》的一部短篇小说。“陌生人”在接到来历不明的电报之后，来到一个名叫“烟”的小镇，这使得“陌生人”走向了“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然而，与“刑罚专家”初次见面就扭转了这个时间方向，在“刑罚专家”随意的“提醒”下，“陌生人”“发了自己想去的地方和自己正准备去的地方无法统一，也就是说，他背道而驰了。事实上，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正离他越来越远。”显然地，“陌生人”无论是自己行进的方向，还是与“刑罚专家”的对白，都暗示了小说在一开始就呈现出了“结构的缺口”。在接近和远离的过程中，几条不同的时间线索集合在一起，但能够为两人共同认同的却只有“我们永远生活在过去里。”既然，“刑罚专家”已经“掌握了人类所拥有的全部刑罚”，并将“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之外的“四个时间”赋予了辉煌而残酷的刑罚，他苦心孤诣创作的留给自己的“刑罚”便显得那样弥足珍贵。“刑罚专家”不希望糟蹋这个刑罚并对这个生死攸关的行为记忆深刻，也许正在于“时间惩罚”的力量。在结尾处，当“陌生人”以最为普遍自然也是未能免俗的“自缢”结束生命，并以此写下了“我挽救了这个刑罚”和时间“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一切谜团终于解开：从文本开始的“缺口”到最后的“重逢”，陌生者作为第三者的观看当然不仅仅是记忆的“返乡”和死的过程，他所展现的更多的是“可以生长的过去”，而“杀害往事”的意义却在“刑罚专家”的话语中得到体现，“你并没有和过去分离”，“其实你始终深陷于过去之中，也许你有时会觉得远离过去，这只是貌离神合，这意味着你更加接近过去了。”这或许就是记忆及其在意识中永恒不变的历史留存。开放的时间观念不但使先锋小说呈现出独特的文本结构，而且，也必将造就小说曲折离奇的阅读效果。这既是作家将主体空前提升的结果，也无疑是深谙传统之后“矫枉过正”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小说行进到先锋文学时代，任何一种叙述的要素都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所谓小说的叙述也更多由此成为关于小说的小说、关于叙述的叙述。先锋小说的时间观念在先锋作家目光转向历史和“还乡”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在诸如刘震云“故乡系列”等新历史小说以及90年代晚生代作家中，这种可以随意穿梭于古今的时间意识，对当代小说的创作和创新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但如此，如果可以将80年代时间观念进一步放大，则所谓90年代出现的女性先锋叙事也同样具有上述特征。不过，由于时间是构成任何一部小说必不可少的元素，而文学上的超越和创新也往往会在特定时期内呈现某种“回溯效应”，这一点，对于从激情的80年代到沉潜的90年代似乎更加适用，所以，在近乎狂欢化的实验之后，当代小说中的时间观念之嬗变再也难返80年代的辉煌，就成为一种难忘的历史记忆。但那种激动人心的阅读感受以及不时在当下青年作家笔下闪现的痕迹，则是历史铭刻的结果。   注释：[1]蒲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31页。[2]高行键：《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年版，84、85页。[3]本文依据的《红高粱家族系列》主要依据作家出版社，《莫言文集》第一卷中的《红高粱》部分，具体包括《红高粱》、《高粱酒》、《狗道》、《高粱殡》、《狗皮》、《野种》、《野人》，这与以单行本出现的《红高粱家族》包含的篇目并不一致。[4]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32页。[5]博尔赫斯：《时间的新反驳》，《博尔赫斯全集》之“散文卷”上，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6][7]博尔赫斯：《时间》，《博尔赫斯全集》之“散文卷”下，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8]吴义勤：《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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