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心态意识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8-9-1 15:32:04

由于本文最终是选择“心态意识”的角度，研讨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发展中的问题，所以，它可能与目前一些关于此类命题的批评有所不同，与此同时，作为从属于诗歌范畴的“心态意识”，在其视点设定的过程中，也必然决定了它要从诗人特定时期的心理状态、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密切相关，并由此反映出一个时代的文化语境。自90年代文学伴随着文化转型的态势与80年代文学脱离开来，这一时期的诗歌写作就以“中断”[1]的方式展开了自我的旅程。相对于80年代诗歌喧嚣而繁荣的场景，欧阳江河的理论文章《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和王家新的诗句“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已为90年代诗歌及其生存状态勾勒出基本的轮廓。而后，所谓诗人的“心态意识”则在另一个场域中生成、展开。当然，针对心态意识这一极具“个人性”同时又极具“相对性”的概念而言，本文自然无法进行全景式的书写，因此，选择带有“典型性”的个案进行描述就在实际研讨中，成为本文另一重要的逻辑起点。                一、文化保守及其普泛意识     无论从何种角度，谈论90年代诗歌的心态意识，诗人兼学者郑敏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个案。而作为重要的前提，其依据除了源于郑敏的长文《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引发的论争之外，还在于在论争中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2]本身就代表了一种文化心态。在《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中，郑敏曾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解构主义哲学为理论武器，进行“历史的批判”。然而，无论是从历史回顾的角度，还是从反思传统和现代的角度，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断裂感”，在今天看来似乎都已然变得渐渐一目了然起来：要打破传统束缚势必采取矫枉过正的方式，而矫枉过正势必要付出所谓“文化的代价”……在这样的前提下，郑敏所言的“由于我们在世纪初的白话文及后来的新文学运动中立意要自绝于古典文学，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竭力使创作界遗忘和背离古典诗词……对此缺乏知识的后果是延迟了白话文从原来仅只是古代口头语向全功能的现代语言的成长。只强调口语的易懂，加上对西方语法的偏爱，杜绝白话文对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其中所沉积的中华几千年文化的精髓的学习和吸收的机会，为此白话文创作迟迟得不到成熟是必然的事。”[3]虽然是以切中历史关键的方式，揭示了新诗历史诞生过程中的症结问题，不过，在十余年后重温这篇长文的时候，笔者以为：或许更为值得关注的是郑敏同样在文章中使用了“心态”一词——考虑当时遗老遗少们对文言文的依附，白话文运动所受到的四面包围和压力，胡、陈及郑振铎等人奋力为白话文运动打开局面的勇气和热情是值得我们今天敬重的。但是从思维方式和对语言性质的认识，我们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又不得不对他们那种宁左勿右的心态，和它对新文学，特别是新诗的创作的负面影响作一些冷静的思考。总之他们那种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方式和对语言理论缺乏认识，决定这些负面的必然出现。[4]以及文章立论的前提——中国新诗创作已将近一世纪。最近国际汉学界在公众媒体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几千年诗史的汉语文学在今天没有出现得到国际文学界公认的大作品、大诗人？问题提出的角度显然将古典诗词的几千年业绩考虑在内。在将近一个世纪的创作实践中，中国新诗的成就不够理想的原因包括社会与语言文学的多种因素。由此可知，郑敏为此而进行的“语言的一次断裂与两次转变”、“现象与理论”之论述，同样是以某种心态的方式切入历史的：虽然矫枉过正势必要付出所谓“文化的代价”，但“文化的代价”往往是可以通过后来者的建设，进行适度的修复与改观的；而或许正是因为新诗在发展近百年的历史并在世纪末反思的情境中，迟迟没有得到一种理想意义上的解决，所以，这样一位成就卓著的老诗人才以近乎切肤之痛的心态予以指责。何况，在古典诗歌辉煌成绩和“当下”国际汉学界质疑的逼仄之下，新诗也确实由于其历史的单薄、沉积的匮乏而显得幼稚了许多。由这场论争绵延到世纪初“新诗有无传统”的论争中，郑敏曾在《关于诗歌传统》一文中提出“10个问题”，再次表达她对新诗以及新诗传统的态度，比如：在联系以往论述的基础上，郑敏认为：“7、汉字的形象有无穷的艺术魅力，形神的创造性的结合，几乎是世界古文字今天仍能充满活力的绝无仅有者。形成中华文化中诗书画一体的重要传统。但是新诗却始终没有能继承这个传统。你认为是什么使得书法家和画家远离新诗而去？”“10、你认为汉语新诗在语言和艺术上，内容和形式上如何传承中国几千年的古典诗歌的传统？”
[5]……对<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于郑敏">于郑敏</personname>先生关乎新诗传统的言论，我们当然应当理解这一面对“文言/白话”、“传统/现代”时候，一位老诗人所具有的难以割舍的心态，然而，正如历史学家所言的“传统虽永远在改变之中，但其间终有不变者在，否则将无传统可言了”[6]那样，单纯从古典、文字、现代等方式断言传统无疑是过于简单的一件事情。而对<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于郑敏">于郑敏</personname>先生曾期待的“现代性包含古典性，古典性丰富现代性，似乎是今后中国诗歌创新之路”[7]，所谓20世纪新诗的历史也从不匮乏这样的范例，30年代中国新诗特别是具有现代主义意识的诗歌，如戴望舒、卞之琳、吴兴华等人的作品，皆是融合古典和现代或者说从属于古典和现代之间的诗歌创作，他们作品的流传并在诗歌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似乎都在说明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并未在新诗中完全丧失，它依旧以影荫的方式潜在于新诗写作的周围。至此，可以较为清楚的看出，如果仅是从学术思辨的意义上出发，那么，<p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郑敏">郑敏</personname>先生理解的“传统”无疑是在传统自身拥有的复杂性、多义性甚至是传统自身的层次感上出现了某种简单化的偏差，因此，她对传统探讨的合理性及其片面性也就逐渐变得一目了然了。   在结合历次言论以及诸如《回顾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发展，并谈当前先锋派新诗创作》、《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等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一条贯穿郑敏诗人心态的主线，这就是反思“后新诗潮”以来的中国新诗创作。郑敏曾言：“后新诗潮出现的最大问题是语言问题。‘后’派所要表达的是后现代主义的观念，简单地说就是将事物和谐完整的外表击碎，以显露其不和谐的碎裂内核。为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诗歌语言也必须呈现不和谐状态，但语言是先个人而存在的社会、种族的共有财产。而且是一个种族的意识和模式与造型者，它一旦被破坏，就不再有传达和承载信息、意义的功能，这种语言的顽强独立性使得诗人比音乐家、画家都更难于进入创作的后现代主义。”[8]而在另一篇文章中，郑敏则以抓住“后新诗潮”最本质的语言问题进行总体的反思“自80年代我们的诗歌界也兴起诗歌语言热。但由于缺乏对当代语言理论严肃认真的研究，有些‘先锋’作品肆意扭曲语言，这种以自己的意志任意玩弄语言的创作恰恰违反了结构与解构的语言观”。[9]由上述言论，不难推测：郑敏对于“后新诗潮”以来的中国新诗是不满意的。而事实上，在郑敏的一些言论中，也确然反映了一位老诗人的心态问题，怀着“强烈的诗歌责任感”以及“当前新诗创作存在的种种误区、一些坏诗与非诗也能堂而皇之地进入诗歌的圣殿”所带来的“切肤之痛”[10]，郑敏的反思性言论，无疑是值得理解的，不但如此，由此而深入，我们似乎也不难推究所谓郑敏先生诗人心态的其他构成内容。如果说标题的“文化保守”已然决定了郑敏先生要以退守传统与古典的方式，判别新诗的成就，那么，在不断走向“文化诗意”的过程中，诗人郑敏的心态必然会逐步呈现一种普泛的意义。当然，这个问题也可以换取另外一种角度说明，那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正是诗人心态不断呈现普泛意义的文化情怀，才导致诗人可以从文化、古典等方面探究新诗的出路。然而，对于这种由“文化保守”而衍生出来的普泛情怀，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情怀无疑是具有汇通天人合一式的宗教意识的，尽管，从诗人个体的经历来看，诗人的这种态度更多的应当来自传统文化（的救助），同样也与诗人的留洋经历以及年龄身份有关。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8-9-1 15:32:58

二、在边缘处思索 在90年代诗歌的发展过程中，“边缘”无疑是一个流行语汇。随着80年代末期，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海子、骆一禾的相继辞世，90年代的文化转型以及纯文学无法阻挡的走向沉默，“边缘”不但是诗歌现实处境的生动写照，而且，也是一代诗人普遍的感受。由于读者的减少和大众文化蓬勃而起造成的外部挤压，90年代诗歌从传统的中心位置脱下“冠冕”已成为一种事实，在这一阶段，无论是与往日地位的比照，还是诗歌在自身消费上难以符合对抗现实的预期效果，都使诗歌暗藏一种认同层面上的危机。当然，诗歌不再占据主流特别是疏离于意识形态，也会在诗歌逐步走向“圈子”和“小众”的过程中，体现另一层次的批判功能，不过，这种功能的显示又势必会反衬诗歌自身的“边缘意识”。能够充分反映“边缘心态意识”的理论话语无疑是多方面的，即使忽视诗歌在90年代普遍陷入的“失落感”，“个人化写作”也会在成为90年代诗歌批评热点话题的同时，集中反映了这种心态意识。与任何一种写作都是“个人”不同的是，“个人化写作”在90年代的适时而发并不是重复某种历史的命题，其关键之处是在反思历史上种种附庸式写作而最终为90年代的诗人所普遍接受，它命名的歧义不在于它是诗歌无奈后的写作策略，而只在于摆脱以往历史写作模式之后，自我的发现与自我深入。因此，“个人化”就在意味着自我解放的同时，负载了某种自由与责任的共同承担，同样的，它自然也在日常生活的体验当中充满了个体焦虑式的人生状态。当然，造成90年代诗歌写作中的“边缘意识”，还与一种“中年心态”密切相关。这是体现在写作中的“时间”与诗人年龄的双重问题。正如欧阳江河所言：“与青春的定义‘只有一次、不再回来’不同，中年所拥有的是另一种性质的时间，它可以持续到来，可以一再重复。”[11]显然的，在大量含有时间指向的诗句中，曾经的年轻一代诗人已经在“时间的炼金”中体味到另外一种感受，面对着浪漫的激情已然远逝，或许，只有历史的重温和怀旧的记忆，才能以丰富而复杂的感受造就一种写作上的可能，而这种指向内心并表达另一种时间的“概念”，或许正是对峙现实、让沉默的部分进行言说的最佳途径。在以“到今天还不认识的人/就远远地敬着他。/三十年中/我的朋友和敌人都足够了。”（《不认识的就不想再认识了》）结束80年代诗歌创作之后，王小妮在90年代诗歌中一个最为显著的变化就是“重新作一个诗人”，怀着“在诗换不到一抹银子粉末的时候，它还不能自由吗？”[12]诘问进行创作的王小妮，在历经80年代“痛定思痛”、“炼狱式生涯”[13]之后，面对90年代文化转型、市场化效应的场景，其难以掩饰的“光晕”就在于以“神圣的坚守”方式，恰当地处理了自我感受与世界对话的关系。因此，无论是“我就在水火之间”的独特生命感受，还是“时间”本身给予的公正阅读，都使王小妮的写作在不断濒于“自然与超然”的过程中达到了一种纯然的透明。同样可以代表“在边缘处思索”的“典型”还有诗人昌耀。无论就个人生命历程还是诗歌的精神历程来考察，昌耀的诗歌都与他流放青海的经历有关，这使得在青海从事农垦的沧桑岁月对昌耀的诗歌创作乃至诗人的一生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4]。正如诗人在后来一篇回忆的文章中写道的那样：“这是一个对于我的生活观念、文学观念发生重大影响的时期。我以肉体与灵魂体验的双重痛苦，感悟了自己的真实处境与生存的意义。”[15]不过，由于地域的原因，昌耀又在事实上成为当代诗界的“边缘人”，不但如此，由于长期居于边缘，理想与现实经历的差距，已经使昌耀的作品带有某种发自心灵深处的“孤独感”。尽管，昌耀的诗中总是通过怀乡人、朝圣者、东方的勇武者，赶路者等抒情主人公形象，诉说着荒原之上的航程，但高原的“生命体验”，无法从现实中实现的“梦”，以及“人生不解的苦闷”，却常常让其在“无话可说
激情先于本体早死”（《生命体验》）中呈现出无法排解的“孤独”，与此同时，在昌耀诗歌的最后一个时期，能够深刻表达诗人心态的则是经历多年诗意求索之后的“怀旧”、“慨叹”与“彻悟”——“怀旧总会包含一个关于‘回家’的主题，多少有着哀惋感伤的韵味。仿佛偶然涌上心头，却为着原因深远的内在需要。”
[16]这种“怀旧的伤口”以及“是的，也许我会宁静地走向寂灭，/如若死亡选择才是我最后可获的慰藉”式的诗句，当然是最能震颤阅读者心灵的文字。在这些文字的表意中，不但时间感已经凌乱不堪甚至遭遇丧失，而且，曾经的浪漫激情也逐渐变为一柄自我伤残的刀子，刻画着独特奇异甚或怪诞诗行，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昌耀90年代的诗”，确实“可说是现代时间之伤和精神之痛最鲜明的写照。”[17]

张立群 · 发表于 2008-9-1 15:33:55

四、世纪初诗歌：在底层中提升 90年代中国新诗在文化反思、“个人化写作”、“边缘”等心态意识的影响下，经由世纪末诗坛的论争与阵营分化，已造成以后新诗写作中的问题逐渐变得复杂起来。作为一个重要的结果，“盘峰论争”之后，诸多长期处于沉思默想状态并为诗坛所“忽视”的青年诗人以及新的诗歌现象渐渐浮现出来。这样，对于世纪初中国新诗的心态意识而言，一些新的内容又随之产生。于世纪初诗坛出现的所谓“打工诗歌”、“底层写作”、“诗歌道德伦理”等现象，无疑是一个复杂而有意义的话题，而诸多论者对于“诗歌伦理”以及“伦理”在内涵理解上的差异性，不但从侧面确证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而且，也从某种态度的表露中传达出对当前诗歌创作及其理论提升上的种种指认方式。如果说90年代诗歌是在“非诗的年代”里展开它的写作空间的，而诗人常常带有的历史化记忆，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对人们日常生活产生强烈冲击之后，或者不肯从善如流，或者以怀旧的情绪展现无奈，或者就是片面的以欲望化的方式揭示自我，但在骨子里却始终无法摆脱诗歌高雅气质的情怀，都是90年代诗歌讲究“技术”、“语言叙述”，并进而造成所谓诗歌“中产阶级”（至少是“有产阶级”）出现的重要原因。那么，在“世纪初文学”成为一个独立概念并与前者在对比中形成一种“镜像结构”之后，人们确实可以在现象的涌现中发现一种超越意识：除了因世纪末诗歌论争遮蔽了大批年轻有为的诗人之外，“个人化写作”向更为真实、现实的层面推进，无疑是“打工诗歌”、“底层写作”等带有鲜明身份意识、伦理色彩等名字不胫而走并最终发展为某种诗歌写作走势的重要原因。当然，在诸如谢湘南《呼吸》式的“打工者”诗篇、卢卫平式的“向下生长的枝条”以及诗人刘虹终于在《呐喊》中以近乎“忍无可忍”的口吻喊出“我歌颂重和大”的作品中，我们也必须重视这样两种同样堪称心态意识的成分：首先，是阅读者本身的接受意识和诗歌自身的审美期待。90年代诗歌在“个人”日益走向封闭、曲高和寡的内耗中，也最终产生了关于“自我”的危机，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无论是读者对诗歌的阅读期待，还是对某种“写作真空”的填充，都需要一种代表更多数人心态意识和身份意识的写作出现，并进而在融合生命感、理性意识等诗歌成分之后呈现一种现实关怀，它叩问、质询着诗歌乃至文学写作本身道德的匮乏以及所谓的孤芳自赏，它特别是其最终的实现过程与实现方式又反过来构成一种“诗歌镜像”，从而释放诗人与诗歌双重的心理空间。其次，是意识形态本身赋予诗歌的伦理色彩。对从“打工诗歌”、“底层写作”发展为“诗歌道德伦理”的研讨，由于“道德伦理”在外部常常处于一种不可靠的状态，其实际操作只能从诗歌自身的功能和实践性的影响上进行探讨。作为一种通过诗歌艺术自身而透射出来的伦理意识，“诗歌道德伦理”当然不能仅仅通过宣言的方式重复所谓伦理的命题，或者就是以语言的方式宣布自己是一个伦理者、底层者；“诗歌道德伦理”必须要通过自我发现达到道德伦理层面并进而在捍卫道德伦理的过程中，完成诗人与诗歌本身的心灵净化。这样，对于世纪初诗歌最终转向了一种“道德批评”，所谓传统视野、语言视野以及认知和批评中的心理机制，又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正如诗歌的道德伦理自身就隐含了意识形态功能那样，作为一种外在的限制，世纪初中国文坛众多刊物强调文学“干预现实”已为这种写作营造了潜在的心理空间。历史的经验和理论的经验已经证明，文学适当的公共化、意识形态化无疑是正确的。它既可以防止中国诗人处理现实总不免重复眼高手低的诟病，也能在一种俨然上升为公共化标准的逻辑演绎下，以“乌托邦情境”修复历史与现实，而这种“理性”与“艺术”并重的趋势从结果上看，又能引导并符合诗歌现实与诗歌真实的心理机制。总之，关于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心态意识所包含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本文在以关键词的方式，截取几个典型之后，或许还要补充的是：在世纪初诗歌概念出现之后，以往的种种心态意识正以融合的方式，嵌入到当下的历史场景之中。这既是诗歌在一段特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同时，也蕴含着种种崭新的写作起点，而作为一种指认方式，所谓“心态意识”，不但体现了诗人的思维观念，同样，也包括研究者自身的个体意识，毕竟，“要证实肯定性，我们必须首先忽略任何超出我们直接经验的事物，或者把它‘放进括号里’”
[24]。而这种始终无法逾越的底限，又使这种“认知过程”必将在发展中，自觉地指向了未来。

曾蒙 · 发表于 2008-9-3 08:43:20

注释没有上来呢

纳寒 · 发表于 2008-9-6 16:10:42

      好专业的评论。学习中。

时光的秘密 · 发表于 2008-10-5 14:01:53

学习一下~~楼主水平挺高啊~

风痕 · 发表于 2008-10-8 23:31:56

终于按照内心写作  却不能按照内心生活  评论未读完   这句我是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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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心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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