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天无 樊颖 | 梁平诗集《一蓑烟雨》论:在历史“现场”找回人的宽广存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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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位诗人不渴望与屈原对话,不敬服其高洁人格和至死不悔的求索精神。梁平亦不例外。2023年2月,诗刊社公众号发布《致敬屈原,诗歌朝圣——宜昌诗歌小辑》,集中展示多位诗人吟咏屈原的佳作。梁平的《屈子吟》也在其中,后收入《一蓑烟雨》。我们明白,以广义的历史为题材的诗歌文本,都是今人与古人的一次“相遇”;“历史”是现实中人眼中的历史,“现实”要在历史的“层累”中才能凸显其含义,不同诗人的抒情视域和手段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从抒情视域上说,《小辑》中大部分诗人选择聚焦于一事一物——某种横切面——展开抒情 (长诗除外),如《题屈原的画像》《幽兰日记,纪念屈原》《谒屈子祠记》《过向家坪》《秭归:屈原祠》《汨罗山谒屈原墓》等。梁平则采用了人们在端午节祭奠、礼赞屈原时常用的“屈子吟”作标题,提笔直入时间深处 : 两千多年的呜咽。 蓝墨水里的香草美人唱的哀歌, 从关中到绍骚,笔下的波澜从未停歇, 还有什么能比得上这幽冷与孤绝, 当后人摸索出你智慧的锁孔, 首行“两千多年的呜咽”句尾的句号像是“呜咽”的戛然而止,又如江水般激荡出无法遏制的情思;阴平之“呜”接短促的入声之“咽”, 有欲哭无泪之感。旋即,次行“流经”使江水成为“呜咽”的具象。它一直在流淌、在回响,时间与空间于此交会。末行的“以泪洗面”将江水转喻为泪河,让一张哀伤、迷惘与愤慨的脸在文字的湍流中显影。依凭第二节开始出现的“你”字,诗人进入与隐身的伟大诗人平等的对话。第三节转而从屈原一生在地理空间上的迁徙起笔,展示时间——命运在一个人身上的跌宕起伏。第四节则以哲思方式观照一个人的境遇,将其与国家的颓败相联系。最后一节“我”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出现,“我愿意”的直抒胸臆,从写法上说,更多是为了平衡此前的哲思可能带来的“非诗意”之感。诗人同时在暗示,浪漫与现实的对立应当被取消。从本文探讨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着眼,这句诗可改写为:“我愿意在你的历史里再一次确立现实。” 四 我们无意在不同诗人的“同题诗”中比较高下,只借上述解读表明,梁平的诗确如批评家所言,是有“气”之诗,充盈着“柔肠之侠气、王者之豪气和山水之灵气”[13]。无论是将“气”理解为抒情主体的胸襟、情怀,还是文本的艺术意境中灌注的生气,抑或是回旋在阅读者心中的某种快意,它都与文本的语言构形,确切地说,与诗人抒情视域、方法的宽广相关。耶胡达·阿米亥相信,诗人总得在外面,在世界之中——历史与现实混沌一体、时间与空间汇聚成流之处。但与此同时,他“必须对文字敏感,必须对如何在现实中运用文字敏感”[14]。这是诗歌艺术的奥妙所在。就《一蓑烟雨》而言,诗人将抽象的空间转换为可言说的、清晰可辨的场所,由此出发追寻生命成长的印记。他开启的时空之旅既在脚踏实地的田野作业中,也在对萦绕此一场所的既往人事的想象内。故此,诗人需要一种更为宽广的形式;也不妨说,空间的广阔性与人的存在的宽广性,召唤一种新形式的诞生。梁平《时间笔记》中歌咏过的波兰诗人米沃什(《时间上的米沃什》),喜欢使用“蜕皮”的隐喻,即不断放弃旧的形式和假定,“我的诗歌总是在寻找一个更宽阔的形式”[15]。受其影响的梁平也需要如此,以契合其写作对宽广性的探索;同时与米沃什一样,远离那些专注于“审美目标”的诗人诗作,而致力于对“真实”世界的揭示。如此,叙事与抒情的兼容成为他现在必须面对和处理的问题。 在关于叙事的备注中,梁平说:“我相信写作的原创性更多来自于叙事,冷静、客观地观察和处理外部世界以及复杂的个人经验,抒情已经无能为力。”[16]此处的叙事,与20世纪90年代诗界引发热议的叙事性并不完全等同。两者都可指抒情诗的叙事功能,是抒情性的别样体现。不过,后者所言叙事性,主要指诗中出现人物(通常不止一个)、对话、戏剧性场景等,也可能有相对完整的事件,故语言呈现散文化特征,甚或被指摘为“分行的散文”。要言之,90年代诗歌中的叙事性诗一开始就把目标对准“纯诗”——“单纯的诗”,亦即“单纯抒情的诗”。这与梁平当下写作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他所言叙事之“事”,主要不是指抒情诗中对某一事件、人物、场景的铺叙,而是作为诗人抒情起点和归宿的本事之“事”。以诗集中《苏小小》为例: 钱塘苏小小的墓, 毕竟是青楼的前辈, 红颜薄得要命。风月场的痴情, 苏小小究竟是传奇故事里虚拟的人物,用以满足人们对一位才貌双全的歌妓的好奇心,还是实有其人,生活在六朝南宋或者宋代,历来众说纷纭。唐代温庭筠、白居易、李谅、李贺等人诗中书写、凭吊的,是生逢六朝南齐、喜欢乘油壁车出行的苏小小。不论真相如何,今人对她的认识,基本来自民间话本、诗词曲赋,就像梁平诗中所说,“活在文字和戏曲里的美人/档案不全,或者根本没有档案”。这个人物是通过文人创作的作品、民众的口口相传,活跃于人们的想象中。而每次新的创作,由于融入个人化的感受、理解,又增殖了人物形象的内涵。 显然,梁平的诗加入了这一亦真亦幻、虚实相间的传奇谱系,与既存的口头、书面文本形成互文。他面对的本事庞杂,却也有迹可循。诗的每节都兼具叙事与抒情,但难以在其间做出切分。以第一节为例,前三行似乎是叙说本事,后三行转为抒情,但感慨万千中仍有本事的若隐若现——前已述及,苏小小的身世实则来自不断增殖的“想象”,但她的墓的确在西子湖边(2004年10月杭州市重修苏小小墓,曾引起一片哗然)。第二节仅用三行诗句,叙说苏小小与三位负心郎的情感纠葛:孟浪(传为钱塘观察使)、鲍仁(传为进京赶考的书生)和阮郁(传为宰相公子)。由此可见梁平所谈叙事之“事”,主要涉及传说、典籍等历史流传物。其处理的手法(如何“叙”)是借助或现或隐的互文,将本事删减到最低限度。第三节除了头尾两行,每行都有两个以上的古典式意象(个别意象兼具互文性,如“病榻”“西泠桥畔”)。密集而统一、连贯的意象,是诗人删减而又不离本事的艺术技巧的体现。诗人的另一种手段,是赋予语言以“弹跳力”[17],以减轻叙事带来的诗意淡化。如第一节的“洁癖”,不完全指人物的“质本洁来还洁去”,也指苏小小静卧的西泠桥畔湖光山色的洁净、清新。第二节的“孟浪”既是人名,也是一个词语,指言行的鲁莽、冒失,由此推演出传说中这位痴情男子“浪打浪”的癫狂。第三节将“过错”倒置为“错过”,看似词语游戏,实则是人生即命运的断语。
梁平:《一蓑烟雨》 诗集中其他如《草堂》《与薛涛比邻》《李清照》《相如与司马》《李白别传》《岳阳楼补记》《李白故里》等篇目,都牵涉读者熟知的人物、故事、文物遗址,因此诗人可以放心依凭读者的知识经验或“前理解”,对本事做点化。如《岳阳楼补记》中第二至四节: 在太白潇洒“天上接行杯”之后, 走得好辛苦,从夜的南湖上岸, 岳阳楼前,不能容忍风花雪月了, 第二节用四行涵盖三位风流人物的诗文,各人神态仅用“潇洒”“唏嘘”“肆意”与“浩荡”四个词语描绘,并有词类活用。诗人对吟咏对象本事的浓缩可见一斑。复沓的“之后”句式以句号收束,留下长时间停顿,仿佛时间于此中断,又宛如在等待着什么。分节之后“我”出场,却是以隐身方式。由此,“走得好辛苦”也隐约指向上节三位人物跋涉的艰辛,与“我”一样一路“跌跌撞撞”。第四节则是现时的诗人对《岳阳楼记》精髓的萃取,三行已足以昭示范仲淹其人的开阔襟怀,其文的宽广气势。这首诗的最后一节:“范公好吗?——还好吗,还好吗/水上起了波澜。”发自肺腑的关切声似乎可以穿透时间的重重屏障,跃动于水面,渐行渐远,而且兼具拟声与拟形(“还好吗,还好吗”的声音传递犹如水上波澜,历历在目)的效果。梁平强调的“保持叙事的克制和保持诗歌的肌理具有相同的重要性”[18],就是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思考和尝试的,“诗行短促的强力和诗行绵长的魅力之间的一种对话或平衡”[19]。《一蓑烟雨》中,每节三行或以三行为主的诗,共计36首,超过全集篇目的五分之一;若去除不分节的诗篇,其占比接近30%。诗人对这种诗行建构形式的探索,显然不是无缘无故的。 概言之,以身临其境的体验唤醒读者的“在场感”;以从本事中择取的关键词语——意象构建恰切的意境,并“卷入”其中;以富有弹跳力的语言彰显“活的历史”,避免“讲古”“忆昔”时的老气横秋;以叙事的克制保持诗歌肌理,免于“抒情的泛滥”被反转为“叙事的泛滥”——《一蓑烟雨》为现代汉诗的叙事技艺提供了新的样板。 “每个人都应该说出他所途经的道路,十字路口和路边长凳。每个人都应该起草一份关于他失落的田园的地籍册。”[20]诗人梁平走出“小楼”,在山水间,在古道、驿站,在水码头、吊脚楼的烟火气里,与世界、他人相遇,投身广袤大地的怀抱。对他而言,或许并不存在田园地籍册的失落,更要紧的是清点它的名录,检点渗入骨子里的生命基因,它们既抽象又具体。前已提及,对空间广阔性的延展和对人的宽广存在的确认,召唤出诗歌宽广的形式——一种不那么像“诗歌”的诗歌。梁平几乎是在两个方向上同时着手:致力于大型组诗的构建,以文本阔大的空间呼应其行走大地之上的连绵足迹,是为“外显”;而克制的叙事是为了“内扩”每个语词——意象,保持住抒情诗的张力。这是相反相成的两端。这是又一次向着未知之地的启程。梁平始终在确认着:诗歌即生命。 本文原载于《大西南文学论坛》2025年春季号·总第九辑 注释 [1]耿占春:《从“私人档案”勘探的秘密编码——梁平〈时间笔记〉的一个导读》,《时间笔记》,花城出版社,2020年,第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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