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娄毅：边缘化言说的力量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娄毅
2012-09-29 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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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弗吉尼亚·伍尔夫被一件事情困扰。才华毫不逊色的她，却不能和兄弟们一样接受英国的高等教育，上牛津剑桥。原因只有一个，她是女性。就此刺激她探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翻遍历史书，成功女性的名字如此稀少？她从不怀疑，历史上有过许多像她一样求知若渴的智慧女性，当中不乏奇异天赋和非凡创造力的人，可为何最终她们都寂寂无闻，史上无名？难道最终全都自甘沉沦，自暴自弃？她不得不提出一个假设自己做推理：“当一个天才的灵魂落到女性的身体里，在人世间会遭遇怎样的命运？能否成就一个女莎士比亚？”她根据自己的情况虚构出一个像莎士比亚一样有天赋有野心的人物：“她”出生在富家，贵为父母的“掌上明珠”，童年时代无忧无虑，没有受到性别问题的困扰。但很快到了婚嫁年龄，父亲的严厉逼迫与她强烈的反抗发生不可弥合的冲突，最
终她选择离家出走，从此割断了经济来源，丧失了传统意义的安全保护网。她以为能凭自己的才华养活自己，没想到屡屡碰壁，处处受人欺辱，社会上根本没有为年轻单身女性敞开的门。当她衣食无着，居无定所，走投无路时，又遇人不淑，横遭强奸…，最终摆脱不了悲剧下场。从历史中，伍尔夫得出来的结论非常悲观。而且她看到，即使到了二十世纪，社会进步了，女性争得了一点权力，拓展了发展的空间，情况还是很糟。如果先前的女人掌握的是养儿育女而非橡胶事业，现在的女人也没有牛津剑桥的壮丽学院，只有几间相当寒酸的新学校；她们向来鲜少得到男人所一直享有的高水准教育。她借由叙述男性学院里豪华午宴和女性学校的粗陋晚餐的故事来建立对比，从一顿饭的豪华连接到男人学习、旅行、写作的自由，而另一顿饭的粗陋连接到女人处处受限的生活。她发现，传统观念认为男女性别差异会造成才智和思维上的差异，其实并非由特定的生理特征造成，而是社会权利分配和组织方式的结果。尽管女人与男人的身体构造不同，但在历史的文化建构中把自然属性的不同作为了划分权利的依据。而对两性培养教育方式的根本不同，直接导致了两性在社会能力、事业成就和社会地位的最终差异。她痛苦而理性的思考，以丰富而感性的小说形式，通过真实的故事和浪漫的意像，引发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反思，从而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而时代的进步，在她死后，承认并成就了她，使她成为历史的例外。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女性运动的发展，这样的例外也越来越多。纵观今天的中国，有才华的女性，已经能平等的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在事业发展上有所作为，经济上独立自主，社会上赢得一定地位，拥有自己相对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完全能够依靠自身的努力，享受高品质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少人还能运用自己的天赋从事创造性的活动，为此我们要感谢那些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和女性主义的先驱们。

　　然而，时代高速发展也带来一些新的始料未及。除了和男性一起面对全球化高速发展出现的共同问题，当代的女性生存又有了另一种艰困。旧有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又面临新的困境：承受来自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和压力越来越大。除了自我要求的严苛，人们也期望她们在商场上、职场上、艺术界中扮演强者，期望她们形象美，气质好，素质高，又要可依靠、工作努力、有纪律、有野心，同时还要比男人善良；是职场英雄也是良母贤妻，冲刺不懈又爱心爆棚；对男性的支配保持警惕又是个一流的情人…。总之，在解除了“大地之母”和“女巫”的神话后，又被纳入当代“内外兼修完美女人”的标准框架，以此来塑造和苛责她们，要求女性付出更多。她不得不扮演多种角色，疲于奔命。更多的迷失与困惑应运而生。

　　面对这诸多问题，湖北的七位女性艺术家，以她们疲累却仍敏感的身心体验着当下中国社会的千变万化。用她们的眼睛，用她们的思考，用她们的画笔，呈现出她们感到迷惑且困扰的问题和现象。反思时代，清理自己，勇敢地去探索时代的悖论和矛盾，重新建立起被扭曲了的个体化自我理解，开启新一轮的伍尔夫之思。
　　
　　《女儿经》是中国古代对女子进行道德规训的教材。王清丽的《新女儿经》则采用与传统规训对比的手法，描绘了不仅在经济上，也在观念上解放了自己的当代女性，在传统角色扮演上的巨大变化。作者观点是，尽管当代女性不需再“烧茶汤”，“孝敬公婆”的传统美德仍应继承。图文比对的画面，暗含重建道德标准的诉求。不过画风本身的讽喻性质带来负面解读，将矛盾显露其中。作者对笔下人物的态度，似乎既赞赏又批判；既否定又肯定，夹杂对复杂多元的社会发展现象难以把握的困惑，在敏感地捕捉中体现出判断的困境。从中可见出作者对置身其中的当代女性问题的持续反思。经历欲望诱惑与良知反省，批判的同时希望重建有序，这正是当下人的精神情状。
　　
　　相比《天堂密码》中画面形式上灵与肉的冲突，在作者的《梦游》系列中，已经获得成功解决。余萍从中国传统绘画中汲取灵感，借鉴水墨艺术的构图、造境等经典手法，使画面变得简洁轻盈，意趣盎然。表达上也更成熟自信。借“梦游”之名，而使灵魂无所羁袢，既是灵魂摆脱肉体的最好理由，也是反观存在、反观人世、反观自身、反观传统的极佳角度。这种人文诗意境像，意欲唤起人们对精神生存的觉醒、对精神家园的向往与追求。饱含着作者对当下物质丰富而精神匮乏之反差的思考。人类何时才能“诗意地栖居大地”？
　　
　　高虹的作品采用的是叙事性手法。她笔下的“新娘”似乎是现时代爱情故事中的人物心理写照。“出嫁”前没有丝毫的欣喜，反被焦虑、压抑乃至绝望所控制。背景色彩虽然并不黑暗，偏冷偏暖的灰色甚至还很典雅，但结合画中孤寂无助的人物形象，成为一种忽明忽暗的晦暗心理色彩。萧瑟画面中稀少的物体，配合着人物产生隐喻的含意。枯树，似代表心灵爱情之树正在萎去；沙发、床及上面的人物，似代表着与“性”相关的被虐和自戮倾向；而镜子，既含有美好的想象又表明幻觉易碎的意味。“新娘”的隐喻，可视作现代“婚姻”的暗示。既是作者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生存经验引发的思考，亦是有关现代两性关系及当代婚姻生活极悲观看法的阐发。在早已不用遵从传统规则的当今，男女爱情和婚姻生活，本该获得更多的快乐和幸福，没承想却陷入更深的矛盾、困难与黑暗之中。这个悖论，已说明当代情感生活始料未及的复杂性。孤独忧郁的“新娘”，传达出当代人对爱情基石脆弱易毁的怀疑以及对婚姻生活的普遍焦虑情绪。
　　
　　女性的身体和形象在视觉图像中，作为被消费的角色由来已久。在今天的消费时代，美丽的女性形象，更成视觉画面中吸引人眼球的重要符码。她们不仅作为审美客体刺激着消费者的感官欲，更呈现出商业社会对女性形象的消费动机。由此可见商业消费的利益原则，与男性化的性心理和对女性美的标准有关，它操纵和诱导着社会审美观的形成。黄海蓉的《形象消费》系列，视觉上给人复制时代到处可见的广告的意味，只是这美丽的形象与广告上肤浅并快乐着的形象有所不同，她们眼中透射出困惑、怀疑，还有些许忧伤，仿佛在质问：快乐的消费真的能带来快乐吗？作者使用了她最喜爱的符号——“水”，似乎隐喻“女人如水”，怕被蹂躏。可是当形象被它覆盖后，其质感却产生了类似塑料薄膜和人工胶水等物质的效果，让人感觉透不过气。而被消费的美丽女性形象，包裹缠绕在这种密不透风的物质下面，使看上去透明轻盈的画面，封存住观者只能用心灵感受的被动、难受和“窒息”。

　　王衍茹的作品《花鸟系列》，会让人联想起传统中国画的构图方式，不过在局部用色上，却有着法国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的影子。在有色或无色的底子上，村托出花鸟等物体的鲜艳和丰富的色彩。用笔上，有线有点，随意洒脱。在中国画图式运用中寓进西方油画色彩的造型表现力，使之具有一种现代的意趣，这本身可视为一种创新。只是她笔下的花、鸟、虫等，看上去缺乏饱满充盈的生命，华丽之下有点凌乱，也有点孤独，似乎患有现代人的那种亚健康或不健康的毛病。并且，它们仿佛常常处于突兀的、非和谐的、有危机感的情景之中：花，并非饱含水分，新鲜欲滴，而是处在垂落凋谢期；鸟虫们则在左顾右盼，正在搜寻或聚集着日渐稀少的食物，时而流露出的惶恐茫然之表情，好像在担心仅存无几栖息地的最终失去。生存对它们来说，正在变得日益艰难。由此带给人这样的思考，人类自顾自的高速发展，对自然的和谐造成破坏，引发了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的关系兴许已经陷入困境。

　　刘晓峰的《身体》等作品，有种设计美，并含有对英国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审美风格的祭奠和追忆的味道。欧洲的十九世纪是表现优雅感的鼎盛时期，新古典主义的艺术与设计充满幻想主义色彩。在此之后，艺术设计逐渐从幻想美跨度到了追求实用性。今天，维多利亚风格又在悄然回潮，可能成为新的时尚。作者敏感于这种时尚之美。女性柔美的身材和浪漫的气质，往往会在不经意间表现出来。对一些年轻而美丽的女性身体的局部，包括与之相称的珠宝与服饰，作者尤感兴趣。她追寻那些带来视觉美感的事物，截取物体及现象的局部细节来作画，摄影式的黑白效果中透出一种抽象的纯粹和简洁，她希望人们静静欣赏、领悟其美丽与可爱，并学会展示自己的优雅和端庄。她的画张扬女性之美，同时也富现代感。她竭力将这些美好事物的局部与细节，以理想的宁静，静穆的优雅的风格表达出来。采用扩大局部聚焦一点和 “模糊化”的处理手法，使女性身体和物体的局部产生变形，难以辨认，既给人一种丰盛、温和的感觉，也参杂着晦涩和暧昧。

　　林欣的《林林的午餐》，呈现的是对数字化时代带来的“虚拟世界”这一概念的研究兴趣。她想表达数字科技创造的独特美感，以及科技带给人类生活的深刻改变，并思考今天人类遇到的更为错综复杂的真实与虚幻，虚拟与存在的问题。她笔下的机器女性仿佛具有思想，有着性感的形体，透含仿人类的机警和聪明。但光滑冰冷的外表和机械单调的行为，仍会给人一种非人类的凶狠狡黠的入侵感。看上去机器女性并不快乐，仿佛被无奈和嫉妒的情感包围，也许是在为无法真正具有人类的丰富表情和柔软身体而苦恼；或许更困扰她的，是她不知道自己的存在，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幻？她在耽心，新新人类与她相伴正在日久生情，但能否长久与之同枕共眠？这种虚拟与真实的困扰对人类也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正如作者所言，“当我们用科技无限真实地去创造一个物体，再用不断的对话和生活对她产生依赖，那么，这个虚拟体对我们来说到底是生活中的真实存在还是现实中的虚幻？她对我们来说又处于何种地位会产生何种影响呢？”，桌上的苹果和杯中的液体，好像在作暗示和提醒：现代科技，是把难以预料的双仞剑。
　　
　　七位女性艺术家，虽然年龄不同，性格不同，成长环境和个体经历不同，对时代的思考和感悟也不同，但是，她们都有着“女性”的共同身份，有着受过高等教育的经历，有着相似的思维品质和表达能力，有着才华、技艺和创造力，也有着一些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从各自不同的情境出发，她们都在真诚地表达一些这样一些思考：现实是什么？生命的目的是什么？共同面对新世界的男人和女人们，究竟应该怎样生活在一起？

　　她们竭力保持自己的创作空间，执意选取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绘画和思考已经成为她们精神不可或缺的部分。保持与时代主流和日常生活的联系，努力扩张自己的触角向外向内伸展，随时用另一种角度反观自己的作品。她们享受现代生活又充满警觉地关注问题，不论参与还是疏离，都与主流与中心保持着距离。不论有意还是无奈，她们都采用一种游离于中心的边缘化言说方式，坚持表达自己。

　　对她们绘画创作的影响预期，我们还很难乐观。中国的现实，尚不可能在短时间使女性的艺术地位发生逆转。女性艺术家的创作仍处在边缘化地带。然而在这里，在她们的创作里，我们看到了敏锐、活力和蓬勃的生机，汇集成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正在通过顽强不断地边缘性述说，促使中心变得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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