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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去纽约市立图书馆看书，见大厅内有台式橱窗陈列馆藏的各种善本书，多是欧洲早期的手抄本，书页一律打开，翻到其中的某幅插图，以便读者欣赏那些中世纪手工绘制的精美作品。其中一部书的插图，是几个苦行僧在教堂后院浇花。画面的构图比较简单，人物造型甚至稍嫌稚拙，但画面四周的装饰图案却精雕细刻，匠心尽现。看着这幅插图，我竟有点感动：虽然画家的技艺不是炉火纯青，但其虔诚和纯朴却在认真的绘制中显露无遗。
这时，听到附近教堂的钟声，我收回思绪，抬眼望去，见图书馆大厅的高墙上挂著一幅巨大的壁毯，上面的图案，是十九世纪英国拉斐尔前派画家本－琼斯设计的亚瑟王和十二个圆桌骑士的故事，壁毯由拉斐尔前派的另一位画家莫里斯所经营的纺织公司编织。莫里斯不仅是一位画家、设计师、诗人、小说家，也是一位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同时还是一位经营出版和纺织的企业家。
不知道图书馆是否有意将善本插图陈列在拉斐尔前派的壁毯前。当教堂钟声将这二者联系起来时，我突然领悟了为什么拉斐尔前派画家们要推崇拉斐尔之前的艺术。过去我写作关于拉斐尔前派的文章，查过一些文献史料，知道这些画家不喜欢拉斐尔以后的艺术，他们认为，文艺复兴以后的艺术有欠真诚与自然，多是矫揉造作。我在各地美术博物馆看到过不少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的作品，但很少把这些作品同拉斐尔前派联系起来看待。直到此刻我才领悟，早期艺术家们的虔诚和纯朴，正是洛瑟迪、米莱斯、亨特、莫里斯、本－琼斯们一意追求的精神，是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的一种乌托邦精神。
这精神就是对艺术的真诚。试想，中世纪服务于教会的艺术家们，哪里有余钱去享受奢侈的物质生活。教会保障了他们的一日三餐和憩息之处，于是他们便有可能专注于艺术。这就象古代艺人，对身外之物毫无企盼，惟其如此，才能静心静气、全神贯注地建造金字塔、刻铸青铜器。文艺复兴拉开了西方现代史的序幕，工业革命则将其推向了高峰。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后工业和后现代之后的二十一世纪，一个用高科技来屠杀古代文明的世纪，一个丧失了真诚的世纪。这个世纪的艺术，一如旅游工艺品，充斥著自欺欺人的虚假、伪善和浅薄、愚蠢。
于是，我想起了法国乡下的米勒，想到了巴黎城里的莫迪利阿尼。尽管这两位画家迥然不同，但他们的真诚却是一样的。米勒笔下那些身体微躬的农民、莫迪利阿尼笔下那些斜躺的女子，无不呼应著文艺复兴以前的虔诚和纯朴。还有塞尚，有谁知道他为什么总要画苹果、有谁知道他为什么不区分树林与远山的空间关系？塞尚哪里是在写生，分明是在写意，抒写他对艺术的一腔真诚。
于是我又想到了明末清初的禅僧画家担当。看担当的山水，首先看见的是董其昌和倪赞，随后看到的是米家父子和黄公望，再后来还可以看到北宋诸家。那么担当自己在哪里？其实，担当的画是不能看的，只能悟，因为我们看不见担当自己的笔墨，而担当根本也就不在乎笔墨，他也许不认为自己是个画家。但是，担当有一点非常清醒：他是一位僧人，画是身外之物，画之于他，是悟禅的工具。悟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看见担当笔墨的随心所欲、天然浑成。在担当而言，对禅的虔诚，产生了笔墨的纯朴。所以，他并不是学前人笔墨，而是借前人笔墨以悟禅，这是他对禅艺的真诚之处。
前辈画家学者陈师曾在《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中提出了人品、学问、才情、思想的命题，我觉得这个命题同牛顿的例子相关。牛顿毕其一生研究物理学，最后将自己的研究引向宗教，探讨上帝的存在。过去我们替牛顿惋惜，认为他将自己的学问和才情，浪费到了荒唐的课题上，否则他可以为人类和科学作出更多贡献。可是，对牛顿来说，从科学走向神学，是自然而然的事。在他那个时代、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他已将物理学推进到了最前沿，使其在理论上升华为哲学，而那时的哲学与神学是难以划分的。如果没有哲学，科学便无法升华，科学家便永远是工匠，永远提不出万有引力或相对论这样的科学哲学理论。在艺术中，牛顿的例子类似于陈思曾所说的思想。这种思想，来自人品，来自对科学和艺术的真诚。
传入纽约市立图书馆的晚钟，提醒我夜幕的降临。在车流的灯火中，我沿著百老汇大街，跟随熙熙攘攘的人流，信步走到时代广场。眼前那巨无霸的电视墙面上是伊拉克战场的隆隆炮火和股票交易所的闪烁指数，可是我却双目一无所见，保留在我脑海中的，只是那部中世纪手绘插图和本－琼斯设计的壁毯。
二OO三年四月，麻州荷里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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