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没有“中国符号”，只有个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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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方策展人朱其 透过个人与集体景观的角度 早报：欧洲策展人常常将中国艺术家看作一个集体代表，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朱其：1990年代有一个观念的误区——将前来参与国际展览的艺术家看作是他那个文化的代表，但实际上那个艺术家只是代表他个人。许多欧洲策展人都有一种共同的自我矛盾的态度，即他们将西方艺术家只是看作一个自我表达的个人，却将非西方国家的艺术家看作一个文化体的集体代表。这是欧洲在文化差异主题下看待非西方艺术的一个带有歧见的观念：以新大陆发现之前的文化体作为背景来解读个人在现代社会的艺术表达，从而将这种个人表达看作是一个文化体的现代实践，而不是看作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转变中的个人”。 早报：这次展览方力钧和刘小东均有作品参展，他们表现的都是1990年代初的边缘青年，为什么在西方前者受到的关注要先于后者，且程度更甚？ 朱其：方力钧和刘小东在1990年代产生的绘画差异，实际上导致了在西方的命运差异。尽管他们都表现了1990年代初的边缘青年，但一个是玩世青年，另一个则是“正派”青年。反叛的玩世青年形象更为明确，也比较适合西方人理解；而“正派”青年属于一种中国式的迷惘一代，不用说西方人难以确认他们的真正状态和精神取向，就是这些形象指涉的真实人群自身也并不知道到自己要往哪里。 画家刘小东却没有在西方走红，尽管他也画得很出色。刘小东实际上也表现了1990年代初的北京边缘青年，但他的笔下都是一些比较散淡、含蓄甚至沉默的“正派”青年，游离在日常性之中，他们与主流社会虽然保持距离，但也没有玩世不恭。刘小东的画面背景主要是在北京的郊区，尽管具有北京城郊结合部的地域特征，但没有符号化的政治景观。 符号性和形象的政治化风格更容易被西方接受，而表达中国语境的集体状况和个人内心的复杂性则可能超出了西方的解读能力。并不是说这一定没有可能解读，而是说这种复杂性至少要有五年到八年的认识周期。 早报：西方观众究竟想看到的是什么？或者说这次展览，你们想给他们看到什么？ 朱其：尽管有一部分当代艺术试图重新改造中国的语言形式，但西方要看到的不是如参照他们的形式进行传统的现代化，而是中国艺术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图像。 符号的艺术掩盖了中国集体结构和个人内心的复杂性和深度，它只是揭示了一般意义的现代特征，这对欧洲或者西方是一个早期认知的形象模式，但一直到1990年代，欧洲事实上开始不满足于这种符号化的解读。事实上还不仅是要走出1990年代欧洲对中国艺术的解读误区，更为重要的是，要将这个展览的主题放在中国正在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发展背景下，从个人与集体景观的角度来解读中国当代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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