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从边缘走向主流?还是自由并尖锐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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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批评家贾方舟看来，国家体制接纳当代艺术分了四步：“最早的第一步是中国美术馆能够任命范迪安当馆长；第二步是中央美术学院能够任命徐冰当副院长；第三步，中国艺术研究院能够开设一个当代艺术研究院，第四步就是中国美术馆能够有这样一个展览，标志着我们的国家开始接纳当代艺术，开始首肯当代艺术。” 此次展览又被媒体称为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后交出的第一份“成绩单”。200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被称为当代艺术“F4“的张晓刚、方力钧、岳敏君、王广义在内的21位当代艺术家被聘为中国当代艺术院特聘艺术家。有评论称之为“宽容的体现”、“历史的进步”，有人则将之形容为“梁山好汉被招安”。陈丹青曾在挂牌仪式上说：“不管怎么样，都不要把自己的锐气灭掉，不要让自己慢慢变蔫了。” 凝固在许多人集体记忆中的1989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也曾被人批评为“梁山英雄排座次”。栗宪庭曾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回忆，有些艺术家原来都很真诚地谈艺术，突然能够进美术馆了，就变得牛哄哄的，“以为自己能进入国家的艺术殿堂了，以为能够马上浮出水面，成为一个国家的什么人了。”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吴冠中谈“形式美”开始，当代艺术一直扮演着对抗僵化文化传统的角色。而自政府开始主办上海双年展和宋庄艺术节等活动，以及政府支持的创意产业将当代艺术纳入其中后，当代艺术的“合法化”问题浮出水面。当代艺术“集体”进入中国美术馆后，是否意味着它已从边缘走向主流？市场化、合法化的当代艺术，还是自由并尖锐的吗？ “我们一直纠结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批评家朱青生说，“如果当代艺术可以被国家作为一种战略，那么它是否已经丧失了当代艺术在国家机构和文化机构中的某些作用？” 在策展人吕澎看来，关键是要让艺术家的自由表达获得制度化的保障，让艺术家自己在时间中去发现问题，不要用行政的命令和语言去引导。 合法化的“收编”一定要以牺牲艺术自由作为代价？“身份不是最重要的”，叶永青说，“身份只是用来解决问题，是用来使用的。对艺术家来说，真正的驱动力还是自己内心热爱的东西。” 记者 王晶晶 实习生 文霄予 沈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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