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颂仁：当代艺术后进分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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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美国派 如今对西方标准不屑的张颂仁，曾经却是标准的美国派。 70年代的香港，出国留学几乎是所有青年人必走的道路。作为移民香港的第二代，在这个没有归属感的弹丸之地，大家都想选择离开，去一个更安稳而更明确的地方。张颂仁选择了美国，考入著名的威廉姆斯大学攻读数学和哲学。 张颂仁赶上了美国一个自由而精神的年代，嬉皮士、自由主义、泛爱论、人本主义……绝对开放的生活形态，绝对乐观主义的思维态度，是当时美国给予全球的重要文化基础。那时候，他西化得非常彻底，连梦话都说英语。美国让他觉得人生的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自由的精神培养着一个反叛的青年。在与西方同学的无数次争辩中，他不满于整个世界都以西方文明为最高指标，在满足自己对西方世界的一切好奇之后，他有了一颗复古的心。 1986年，张颂仁第一次把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拿到美国，碰了钉子，美国同仁觉得这个东西在美国没有市场。1994年，他带着艺术家们参加圣保罗艺术展，人不多可是实力很强，他们是张晓刚、王广义、方力均，如今当代艺术中卖价最高的4大天王中的3个人，还有邓林……那一年，世界开始关注中国当代艺术。 不久后，“中国当代艺术”开始在名利场上大显风光。1995年，威尼斯百年回顾展上，张颂仁与一直收藏当代艺术的好友香港富豪邓永锵大摆宴席，请来了戴安娜王妃。威尼斯人见惯了王家贵族，可是戴安娜的到来，依旧有万人空巷的场面，如今在威尼斯说起当年那盛况，还有人念念不忘。 此后，“中国当代艺术”的身价一路飙升。 在那段与当代艺术“相爱”的时光里，张颂仁是打包把当代艺术带到欧洲去的人，他显现着大男子主义的掌控，“中国艺术家总是有一种西方情结，这个情结不消除掉不会做出一种属于中国的真正划时代的东西。而我比较了解西方的口味，我要把中国放在一个和西方人平起平坐的平台。因为必须消除向外的心魔，你才可以回到自己那里。” 访谈：希望自己的追求能改变世界 南都周刊：你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 张颂仁：大儿子出生，看到一个真实的生命与我有关，特别喜悦。没想到会那么开心。开心与痛苦都是无法描摹的，那是超于语言和记忆以外的东西。 南都周刊：郑在东在上海外滩3号举办画展时，听说那天你哭了？对一个男人来说，有限的几次流眼泪，通常为了什么？ 张颂仁：我认识在东20多年，认识他的时候，他很穷但是很会生活，现在他的作品卖价很高，他依旧是生活的玩家。那天画展，很多台湾的朋友都来捧场，因为高兴，所以大哭吧。 年纪大了比较容易哭。比如我的父亲、我的老师去世的时候，大多是感慨生活的消亡。也许是年纪大了，以前是参加朋友的婚礼多，现在参加葬礼比参加婚礼多。 南都周刊：有人说50岁是男人最好的年龄，你同意这个说法么？ 张颂仁：50岁以后，在累积的基础上，一切都有了实现的可能，人在社会上变得更有活动能力了，从这点来说，50岁确实是男人最好的年龄。 50岁未必能知天命。知天命是知道有些事情不可为。商品经济，社会控制，让人群整体长期处于不成熟的状态。不然商品消费怎么能左右这么多人思维。我做不到50岁知天命，因为我开窍比较慢。 南都周刊：那么“30而立，40不惑”呢？ 张颂仁：都做不到的。我28岁做独立策展人，三十二三岁开始开画廊。那时候连自己想做什么都迷糊。30岁的时候，不甘心就是个开画廊的，觉得能做更伟大的事情。40岁的时候，知道自己也就做画廊的命，想就熬下去吧。 其实，只要是不做些闷的事情，就觉得要做好玩的事情。 南都周刊：怎么认定自己？做策展这一行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张颂仁：我发脾气很快，做事情冲动，有莽劲。事情做坏了，内疚感比较强。 做画廊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些梦想。我老是希望自己追求的理想能改变世界的现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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