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艺术：从黑暗之心到文明之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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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暗之心”到“阿维尼翁的少女” 尽管奴隶贸易时代已经结束，对非洲文明的探索已经开始，但围绕非洲的殖民掠夺仍在继续，约瑟夫·康拉德在小说《黑暗的心》中描绘了深入刚果河的旅行。在叙述者马洛的口中，脱离了“文明世界”的白人代理商库尔兹，生活在土著的世界中，被土著们奉若神明，尊为君王。这一殖民时代的象征形象，随着故事主角马洛深入到黑暗神秘的非洲大陆后，却发现了一个劫掠村庄，掠取象牙，骗取崇拜的“暴君”。 库尔兹这位“文明世界”的代表一方面追求土著社会充满原始主义的“古老质朴”，另一方面又试图将“文明”的统治强加给当地居民，而他背后对“象牙”的贪婪，或许和中国清中后期象牙制品数量激增，存在某种深层联系。 这一形象在现实生活的具体投射，无疑以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殖民帝国对非洲的争夺最为显著。不过在大战的间隙之中，艺术家和人类学家们通过非洲文化的介绍和发掘，对战后非洲地位的上升，民族意识觉醒，民族国家的崛起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而这当中，则首推法国艺术世界，法国在非洲以及南美洲、大洋洲拥有大量殖民地，从这些地方运回当地文明的物质文化制品，虽是帝国主义掠夺非西方世界的证据，但客观上也确实增进了西方社会普罗大众对异文化的理解和悦纳。尤其是滥觞于20世纪之初，法国巴黎蒙马特尔高地上的“印象派”与其主要代表画家们。达恩·弗兰克在《巴黎的盛宴》中如是写道： 马蒂斯之所以懂得非洲艺术，是因为他经常去托卡德罗(也叫夏尔宫)一座十分宏大的地下剧院的民族博物馆。那里保存有法国殖民主义者从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带回来的大量珍贵物品。这些物品不是仍然堆积在运输箱内，就是被胡乱地堆放在积满灰尘的柜子里。阿波利奈尔似乎还对如此肆意对待这么珍贵的财宝而提出过抗议。他曾经建议将这些珍品移交卢浮宫。那时毕加索还未涉足托卡德罗博物馆，为研究古伊比利亚雕像，他常去的是卢浮宫。 通过这些，不仅使我们一窥法国民族学的渊源，而且在弗兰克的帮助下，我们也可以借此重建了非洲艺术与马蒂斯和毕加索的联系。他提到，马蒂斯从收藏家雷伊马那那里看到“一个黑木的非洲小雕像，那是刚果雕塑家维利的一件雕塑作品：一个坐着的人，高昂着脑袋，但没有眼珠。那个雕像的样子与各部分的比例，完全是出于想像。与西方传统的雕塑相反，这个雕像并不太重视肌肉组织的刻画，这两点十分奇特、新颖。” 自从马蒂斯向毕加索介绍了这件作品，并经过安德烈·德朗的推荐后，毕加索才跨进民族学博物馆的门槛。后来也是德朗，或者说主要是德朗，拿一些坊格(坊格艺术的主要代表物是一些圆隆雕像)、加蓬、几内亚、喀麦隆地区的民族面具给毕加索看的。这种面具对西班牙画家毕加索的思想产生了与他首次见到维利雕像时同样大的冲击。 非洲艺术对马蒂斯、毕加索，以及同时代诸多艺术家的影响显而易见。尽管有人对毕加索名作《阿维尼翁的少女》创作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非洲艺术的影响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按照一些人类学家和艺术史学家的说法，约翰·理查森肯定地认为《阿维尼翁的少女》中少女们的面部毫无争议是非洲面具的复制品，而且毕加索在参观了托卡德罗的民族学博物馆之后，重画了她们的脸部。” 虽然非洲文化在殖民主义的活动中经受了惊人的变迁过程，但无国界的艺术之灵，以别样的形式——分别从文学和美术两个方面——唤起殖民者本身对非洲社会的关注，正是通过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如缕不绝地传递着非洲之声，并最终为非洲赢得了自我的解放。 关于古老与现代的非洲人类学 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人类学对非洲研究的深入，人们对非洲文化的认识也有了显著提升。其中比较著名的学者，有英国人类学家达里尔·福德，他担任国际非洲学会主席达三十年之久，曾在尼日利亚东南部进行田野调查，主编有《非洲季刊》和《非洲辑要季刊》。此外，英国人类学曼彻斯特学派的创始人马克斯·格拉克曼也以非洲作为研究的重点。更著名的则有英国人类学家伊文思·普里查德对苏丹南部努尔人的研究。普里查德和另一位学者福忒斯还一同编写了《非洲政治制度》一书，虽然他们站在殖民者立场上，对非洲文化、宗教和政治体制的研究有推动英国殖民地管理的潜在目的，但这在继承了第一代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用人类学知识服务殖民地管理理念的同时，也实际推动了非洲传统社会的变迁。 这一点，在当时女人类学奥黛丽·理查兹在《东非酋长》一书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战后时期，英国殖民部开始支持建立地方政府，即英国概念的地方政府，……并由中央政府赋予监督社会事业的权力。”原先由殖民者统治的权力，将要还给自治的地方，但“自由对于少数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结束外来统治，但是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则可能意味着回到众所周知的旧制度上去”， 当殖民统治结束时，非洲社会便以其夹杂着欧洲政治体制的本来面貌，重新回归。 与此同时，另一些人类学家也以不同的形式，从考古人类学的方向发掘非洲文化的本质。出生于肯尼亚英国传教士家庭的路易斯·利基，从小生活于肯尼亚最大的基库尤部落。1926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人类学和考古学学位后回到肯尼亚。在此之后的数十年里路易斯·利基开始了在奥杜威峡谷寻找人类祖先化石的生涯。在他的带动下，他的妻子、儿子、儿媳，以及第三代传人都投身古人类学的田野发掘工作，数十年于肯尼亚草原进行田野发掘，丰富了自人类学家唐纳德·约翰逊自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发现“南方猿人露西”以来人类始祖的谱系序列，使利基一家不愧“人类学第一世家”的称号。不仅如此，在利基一家和约翰逊等考古人类学的共同努力下，非洲作为人类起源的纪录不断刷新，同时也为抵制种族主义，呼唤全世界共同关注非洲文化作为人类学“文化之根”，贡献了卓越的贡献。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分子人类学在21世纪初的重大突破，“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假说已经得到充分证实，那么这些前人在数十年来进行的努力也最终收获了令人钦佩、分量十足的赞美。 非洲的馈赠 有关非洲的研究和探索仍在继续，其中有人类学，也有其他许多专业；其中诸如杰克·古迪、米歇尔·罗兰、克利福德·格尔茨、布迪厄、厄内斯特·盖尔纳和保罗·拉比诺等著名学者如群星闪烁，他们的学术名著难以一一记述。非洲作为人类种群起源之地和文化发祥之地的地位都得到不断巩固，正如贝尔纳在《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中所作的尝试一样，非洲不但为我们贡献了人类文明的源头，古往今来，也为我们留下了《阿维尼翁的少女》的原型，以及诸多口头历史的记录。 当这些非洲人群沿着始于殖民时代，又延伸到20世纪的离散之路向着北美迁移时，又为人类音乐史贡献了著名的“蓝调”布鲁斯音乐。种种这些，都构成了非洲文化对当下不断的影响。 当我们今天继续发掘非洲文化之根时，我们不仅仅发现的是一个古代的源远流长的非洲，我们还发现的是一个全新的，不断带给我们新的启示的非洲。这些启示，不仅参与塑造了我们的文化之根，而且还促进了我们今天的文明。而这一切正是古老的非洲给我们源源不断的馈赠。 (本文系节选，全文见即将出版的《非洲的艺术和文化》一书，上海博物馆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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