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出归德门……在途购古钱十枚，又经幢八幅……是刻笔法娟秀，似智永师书。

　　至濠畔街阅肆……余购得覃谿书《金刚般若经》一部，共三十四叶，价十二金。

　　当时大米平均零售价是每百斤1.5到2两银子。若按张仲礼估算叶昌炽年收入为1000两银子的话，叶昌炽购买碑刻拓本的费用远远大于他的收入，其中还不包括购买书籍的费用。此可为幕府成员在碑刻拓本方面的消费情况之一例。

　　关于汪鸣銮藏拓，叶昌炽在日记中多处提及：

　　郋亭出示《马鸣寺碑》(图1)及《刘文清小楷》二册。

　　夜，郋亭出示愙斋金器拓本，璮蜡之精，无与伦比，三代至魏晋，不下三百种。惜挑灯匆促，不能停视。

　　所录拓本收藏大多与吴大澂(1835～1902年)有联系。因此，我认为汪鸣銮的碑刻拓本藏品由吴大澂打理，并定夺汪氏的收藏倾向。光绪十三年，时值吴大澂任职广州巡抚，加之吴大澂是汪鸣銮的妹夫，这使叶昌炽得以遍观吴大澂(清卿)的金石拓本藏品。叶氏日记载：

　　谒清卿中丞。清丈遍示所藏彝器，内外签押房，罗列几满。又出示在秦中所得石墨，以西夏《国方碑》、唐《杨智积墓志铭》见赠。又赠《唐裴歌墓志》《文安县主墓志铭》《比丘尼法灯法师墓志铭》《松江县令汤府君妻汤氏墓志铭》《范阳县令杨府君夫人韦氏墓志铭》《刘氏幼子阿返墓志铭》，皆中丞藏石，亦有秦中携归者也。中丞将续辑《关中金石记》，属余任编撰之役。

　　吴大澂赠与叶昌炽拓本数种，作为编《关中金石志》期间酬劳。叶氏尝记：

　　中丞送来拓本二十四种，以《于孝显碑》《隆阐法师碑》《元思云景嘉造像记》见赠。

　　中丞送来拓本三十种。见赠唐宋碑五通。

　　纵观汉碑十件通，皆吴伯瑜物……据云，皆宋拓，桂未谷旧藏，皆有手跋。“鲁府图书”及“敬德堂印”，当是明藩也。《史晨前后碑》《百名卒史碑》最精，《鲁峻》《韩仁》次。云若《沈府群神道》，则直是百年内物耳。

　　中丞出示宋拓薛尚功《钟鼎彞器款识》册，沈韵初旧物也，有覃溪跋。又何伯瑜旧拓汉碑十余通，以武梁祠画像为最精，其题唐拓，则以竹垞之故，知未必然也。次《天玺纪功碑》《李孟初神祠记》(图2)《谷朗碑》，皆胜于今拓本……各碑多有桂未谷跋及洗稚存、武虚谷诸人题审，其字馈不尽可信。

　　为编辑《关中金石志》，吴大澂出示的碑刻拓本有汉碑、造像、墓志、刻经、经幢等。后吴大澂又嘱编《闽中金石》。

　　吴大澂富收藏，有记载如：

　　光绪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至抚署中丞。见示新得一簠、一敦、一鼎、一爵、一敦盖，又旧藏玉敦卢理，精莹制作精妙通体，无丝毫破损，真奇物也。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抚署中丞。案牍之旁罗列者皆古瓷也。中丞指示此哥、此官、此汝、此定，有出二杯曰：此柴窑也。未学官见不敢知，唯唯而已。

　　吴大澂如此众多的藏品，由《愙斋金石砖瓦录》《愙斋手书金石目录》《愙斋藏器目》《愙斋集古录》著录可知。

　　由叶昌炽日记可知，汪鸣銮藏拓本多为石鼓、武氏祠堂画像及曲阜汉魏六朝石刻，而江标所藏以经幢、题名、造像为主，吴大澂则以彝器为胜。从他们的身份来看，汪鸣銮乃同治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并历督陕、甘、江西、山东、广东学政；江标，光绪十五年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年授湖南学政；吴大澂历任编修，陕甘学政，河南、河北道员，太仆寺卿，太常寺卿，通政使，左都御史，广东、湖南巡抚等。都是张仲礼所指的上层绅士，即士大夫阶层。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就言及收藏与政治的影响。康有为避谈国事，转入金石研究，以提倡新的碑刻书法来宣扬新思潮。吴大澂、汪鸣銮、江标同样处在改革思潮风起云涌的广州，也是提倡改革者。1894年，吴大澂疏请与日本作战，力陈边疆重防，被慈禧革职。江标力求富强实学，与谭嗣同、唐才常友善，资助时务学堂、南学会，参加维新运动，尚未就职，新政失败，革职永不叙用后，回湖南老家付梓刻书。他们作为晚清的官员，在政局动荡中仕途难免坎坷，乃至传统的士大夫日常生活都受到不可逆料的政治影响。清季金石收藏延续乾嘉金石学的风格，同时也受到“经世致用”的学术之风影响。

　　法国学者谢和耐(Jacques Gernet)认为，19世纪末的改革变法家龚自珍对康有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文化生活的复杂性是与错综复杂的思潮融为一体的，政治因素的注重成了当时整个中国思想的特征”。在学术领域，“经世致用”表现为公羊学激进派，认为真正的经典传统具有改革和进化的特征。吴大澂临写的《毛公鼎》《石鼓》，以及《缘督庐日记》所载吴氏家藏，均融入吴的书法中，笔笔精到，如铸金范蜡。同时，他的书法研究又打上了时代的烙印，颇具微言大义。叶昌炽对此所论极是：

　　南夷铜鼓皆无字，交趾铜柱有二。《水经注》引《林邑记》云：建武十九年(公元43年)，马援植两铜柱于象林南界，与西屠国分汉之南疆，铭之曰：铜柱折，交趾灭。是汉柱尝有刻字矣……曩(nǎng)吴愙斋中丞与俄人定界，立铜柱于宁古塔，以拓本征题。时方有法越之役，余以访求汉唐遗迹讽之。虽托趾寓言，苟有好古之士，要未尝不可物色。

　　《中俄边界铜柱铭》和《吉林勘界记》是吴大澂光绪十一年(1885年)与沙俄签订《中俄珲春东界约》前记录的边疆地理资料。学术中的“经世致用”，收藏领域中经典传统的变革和进化，显示出政治在其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