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蔡国强：我只是一个说故事的人(3)

来源：外滩画报
作者：蔡国强
2012-09-28 04:17
阅读次

　　C：我虽然是个在小城镇长大的居民，但也是个农民。我们国家长期处于农业社会，尤其我在西方行走时，感觉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农民，所以对农民很有感情。我在中国时间不多，筹备奥运会开闭幕式期间，和几万农民工一起在奥运村工作。我可以看到他们蹲在不远处吃馒头，吃完了接着干活，他们对于奥运场馆的建设和他们简单的生活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B：你挑选农民发明家的物品时完全凭借个人的喜好吗？

　　C：我找的这些都和我的艺术家的气味有关系，我对有移动感的东西充满兴趣。小孩就喜欢会动的东西，我这个人保持跟童年的一致性，而且从不掩饰自己长不大，很享受这种不成熟。

　　B：1999年，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你凭借《收租院》获得金狮奖。但群雕《收租院》原作者则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你还差点惹上“侵权”官司。这一次“农民达·芬奇”的展览展览，你同样借用了农民发明家们的创意，为了避免“侵权”的误会，你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

　　C：之前的误会可能主要是大家一直没有理解，或者我没有说清楚。我做的事情有时候自己也说不清，也需要时间慢慢说清楚。我最近慢慢体会到，无论是《收租院》，还是农民发明家们，其实他们是主人公，我是说这个故事的人，大家不会忘记主人公是谁，更不会把说故事的人当成主人公。

　　很多人说我把那些雕塑（群雕《收租院》）当成自己的作品展给人家看，其实不是。每个雕塑底部，我都配了很多图，还印了一本小册子，把每一个原作品的照片和名字配在上面，并且讨论当时他们为什么什么做这样的作品，他们在当时的贡献，所以仔细看就不会误会那些雕塑是我的。但是，得奖之后大家会以为我沽名钓誉，把那些雕塑当成自己的作品。其实我真的没有。

　　这一次，我想没有一个观众看的时候会误会潜水艇和飞机是我做的，而且都会清清楚楚写是谁做的，他们发明创造的故事和人生。应该说，我们是找一个机会隆重地把他们的故事说给大家。以前，网络、报纸和电视上有关这些农民发明家的报道不少，但很多时候，大家却是抱着嘲笑或怀疑的态度看他们，我是想从文化和创造力的角度，认认真真地来“报道”他们，讨论他们。

　　B：以你的公众影响力来介入到农民发明创造中，你有没有想过这么做会对这些农民带来怎样的影响？对更多的民众又有怎样的引导作用？

　　C：农民发明家受到了尊敬，他们会觉得自己的创造有了市场。如果最广大的农民都有了这样的意识，中国有可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但是也因为我们现代化的进程，不管农民多努力，他们的质朴感会慢慢消失。这种质朴感对我来说，就像放一朵烟花一样，当时欣赏了它的美丽，但很快就消失不见。长时间看不到的话，自己就慢慢伤感了。

　　B：上海外滩美术馆外墙面上的几个大字“不知如何降下”是你自己写的吗？

　　C：我写的，这次我是要我的字串起来，形成一种艺术语言形式。后面你会看到各种各样标语，都是我写的。录像带上的农民的籍贯、名字、出生年月和他们的作品等，都是我手写之后再拍下来的。我为什么什么要写？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人会书法，把他们的名字打出来和我自己用毛笔写出来，感情真的不一样。

　　我不太会写字，把“写字”用到艺术展览当中，以前也有过，都是比较小型的。平时我也不大写，所以这次算比较大规模地展示字体。

　　我的“书法”是乱写的。我父亲是搞书法的，他最恨我的这些字，太烂，太难看了。从小我就跟他有反抗，因为我是长子，又追求西方文化的素描、油画和雕塑，偏偏不搞书法也不画国画。

　　到了国外之后，我做草图都用毛笔画，看场地后比如说要在山上做一朵云彩，画几笔山，画一朵云彩，都很快，但外国人拿一个铅笔要勾勒半天。

　　后来我父亲也感受到我的字很有特点，书法家不是要形成自己的风格吗？

　　“毛泽东是青少年时期对我最有影响的一个人”

　　B：1981年，24岁的你从家乡泉州来到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是出于怎样的机缘？上海对于你有什么意义？

　　C：因为我在泉州的剧院做舞台设计，我们那个剧院和上海戏剧学院关系比较深厚，也给我提供了到这个学校读书的机会。

　　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泉州，是一个传统的东方小城镇。可是我一直追求油画、素描，这些都是很西方化的东西。一到上海，我就很兴奋，这里到处都是洋房。我整天在街上写生，徐家汇的天主教教堂，襄阳路上的东正教堂，一个个都是我最好的对象，春夏秋冬我都去画，感觉终于有地方可以画外国风景了。可以说上海是我与西方文化第一次相遇的地方，没想到后来我走遍了西方。

　　B：站在东西方之间，你既像旁观者，又是亲历者，如何处理两种文化之间的关系？

　　C：首先，我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其次，我比较开放，能接受很多西方好的东西，也就比较好处理东西方的关系。我的作品充满着矛盾，这和东方哲学有关。西方是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矛盾解决得越好，艺术家就越好，对矛盾问题说得越清楚，艺术家成就越高；但东方是把矛盾本身呈现出来，并非要解决。因为世界本来就是矛盾的，旧的矛盾不走，新的矛盾又来了。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也对现代化进程的种种问题很生气，也和你们一样在想怎么改变。只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你们感到很多矛盾不好写，不好说，而我可以做作品。我的作品和我的人生状态就满足了这个时代的特点，它是摇摆的，既有东西之间的摇摆，也有左右之间的摇摆。

　　B：你的作品和展览展览总能在社会上引发广泛的关注，却又经常面临一些有关艺术性本身的质疑，如何在公众影响力和艺术性之间寻找平衡点？

　　C：作为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艺术家，我一直坚持艺术要为民众所理解，和民众对话。我在潜移默化中学会了如何简单有效地把意见传达到广大群众中去，而且很容易和他们打成一片。而且我认为艺术是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又有快感的，这跟我的外国同行不同。

　　毛泽东尤其了不起，他说的话简单而有用。在这样的环境长大，我自然而然地愿意和大众对话。我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展览有上百万人来看，能做到这一点的艺术家屈指可数。也不是说我的艺术特别棒所以大家来看，某种意义上我的艺术是雅俗共赏的。

　　B：如何保有无限的创造力？

喜欢()

相关阅读

南方论坛

频道头条

频道推荐

频道热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