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赝品风波:真与假之外的趣味

  文: 曾侯丙 编辑:Agnes

  从真假难辨的苏轼《功甫帖》到纽约佳士得最头疼的巴斯奎特涂鸦,从一流文物复制品到笑掉大牙的奇葩假货,我们该如何重新看待“赝品”的意义?

  艺术品鉴定界有句绕口令: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话是没错,但它也具有极佳的催眠功效,说明骨干的现实总喜欢穿上扑朔迷离的层层外衣。比如至今未有定论的苏轼《功甫帖》,从2013年9月纽约某知名拍卖行拍出至今,围绕这件海外回流的天价“文物”所打的笔墨官司,各执一词使得诸位群众以及普通专家相当晕眩。真相到底是什么?是东坡真迹?还是晚清摹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赝品风波本身,就已成为了收藏史上绕不过去的话题,无论真伪,它已经赚取了足够多的眼球。

苏轼《功甫帖》

苏轼《功甫帖》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很早的关于赝品和鉴定的故事,开头很狡黠,结尾很有节操。韩非子写道: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雁往。齐人曰:“雁也。”鲁人曰:“真也。”齐曰:“使乐正子春来,吾将听子。”鲁君请乐正子春,乐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爱之。”答曰:“臣亦爱臣之信。”《韩非子》整本书充满了我们引以为豪的东方智慧,各种机智耍心眼使计谋,以及相对应的反心眼反计谋。虽鲁国国君对于这个不听使唤的坚守鉴定专家很无奈,恪守职业道德的鉴定专家乐正子春同志看起来比当今的拍卖行和鉴宝师要来得靠谱可信。金钱的诱惑和伪造的技艺,如今一定程度上被暧昧地融进了艺术品收藏界的潜规则之中。

  赝品是对文物真品的模仿,简而言之就是假货,本来没那么复杂,然而时间久了,情况就复杂了起来。有人说我们今天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看见的《兰亭集序》神龙本是唐代冯承素的摹本,既然不是王羲之的真迹,那也算是广义上的赝品,不过这么精美的赝品值得存在。假作真时真亦假嘛!这种说法要一码归一码,在唐代它是赝品,但以今天的视角看,它至少是唐代的文物,说晋为赝,说唐为真。况且这还是帝王领衔御用书法家执行的文物复制工程,原作早已随陪葬去了,摹本自身就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生产力,即使不是复制王羲之,也极具文化遗产的内涵。至于历朝历代当时的诸多赝品,恐怕与诸多真品一样,湮没在滚滚的历史洪流之中。时间无情抹去一切,失去是必然的,遗留是偶然的,往往需要花费巨大力量“逆天而行”,才能保存下部分文物。说到底,文物能遗留至今其实是个概率问题,可能还有运气的因素。

《兰亭集序》,冯承素摹本

《兰亭集序》,冯承素摹本

  这也让我们联想起二战时期荷兰赝品画家米格仑的故事。这位吗啡上瘾者临摹伪造了维米尔的多幅名作,甚至还宣称糊弄了戈林用173幅画来换一副赝品。米格仑所伪造的维米尔作品,包括至今悬挂在罗依曼斯博物馆和艾丁堡国家画廊里的几幅,都曾经得到过全世界的专家们的高度赞赏。其中一幅《基督及其于艾茂斯之门徒》,不但于1937年被著名的艺术评鉴家布瑞蒂斯博士宣布为维米尔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也被大多数艺术评鉴家公认为真迹。 这就像一根被编织进历史麻花的棉线,吃了不会死,反倒还别具一格,更让人看清文化的脉络。

  历史不断在重演,2006年11月,一名来自马耳他的买主花了300万欧元,从著名的兰佩尔茨拍卖行拍得一幅德国画家海因里希·坎本东克的画作《红马图》。兰佩尔茨拍卖行口口声声向买主承诺,此画一定不会有假,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坎本东克的儿子都口头确认了此画的真实性”。但事实却是:沃尔夫冈和海伦娜夫妇,这对赝品界的邦尼与克莱德,在15年内伪造了35幅名画并出售获利3000万欧。真是艺高人胆大。

海因里希·坎本东克《红马图》

海因里希·坎本东克《红马图》

  不过时至今日,工业革命解放生产力,机械复制全面开花,传统手工业大量萎缩,文物也不再神秘,通过各种大众媒体的宣传,成为一种具有文化属性的奢侈品。如今的赝品也越发丰富起来,数量和质量毫无悬念地为历代之冠。它们有的是为了坑蒙拐骗的假文物,有的是惊世骇俗挑战人类审美极限的臆造品。只要能把别人口袋里的钱骗走,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传统的闭门造车苦练神功,出门坑爹祸害一方的早已不稀奇。专家级别的造假者,开着跑车(而且有两辆)的专家级别的造假者(而且只有三十多岁),以及专家参与其中尚未开跑车的造假者,他们都有一定的专业素质,形成一定的分工协作,和若干年前初级阶段的单兵作战小打小闹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极个别的赝品甚至能混入大型拍卖行,包括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有意无意地、堂而皇之地成为了艺术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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