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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瀚如:要反观以往“国家”及“民族”的概念(2)

  Michael Arcega则用一种比较直接而幽默的方式表达了移民的痛苦状态。他做的是一个木制的装置作品,这个装置能被打开,人可以钻进去,实际上他做的是一个偷渡工具,以一种很幽默的方式,让你感受到所谓非法移民的非常痛苦的状态。

  《当代艺术与投资》:这次展览与您日常研究项目是否有联系?

  侯瀚如:实际上,这个展览策划活动本身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它与我一贯的工作内容是有联系的,很多艺术家都曾经与我合作过,参加过不同的双年展。我做展览的方式一直都是关注几个主要的课题,特别是我在旧金山艺术学院的这个展览空间里面,做的展览都是按照我的四五个研究主题不断深入发展下去的。与这个展览有关的一个主题就是“新的文化与艺术生产方式”(New Models of Culture and Art Production)。这个主题探讨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是怎样产生与主流完全不同的生产模式。从文化,艺术的角度探讨经济及各空间的生产。特别在这样一种非西方语境里,全球化对这些地方的冲击之后产生了各种抵抗式生产方式,或者批判式的生产方式。那么,我们研究的就是这样一些新的生产方式是如何产生的。在艺术层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很多艺术家在不断探讨这些问题。

  《当代艺术与投资》:如何看待中国艺术家这方面的作品?

  侯瀚如:前年,我在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上做过的“世界工厂”项目与中国艺术家有关系。这个世界工厂里面包括了很多艺术家,他们探讨了很多我谈到的关于农民工的问题,像这类问题对中国现实的冲击是什么?像中国时下一直在进行的拆迁,拆迁对城市以及对人的生活的冲击是什么,这些课题都在我最近的展览和文章中有所涉及。

  《当代艺术与投资》:如何理解移民流动带来的“时空组织”(space /time organization)?

  侯瀚如:由于人口的移动,因为各种不同下层人,非西方人的移动,造成了对西方现有格局的很大冲击。这种冲击很具体,但是经常就是存在于社会里面但没有办法定义的一些空间。像很多国家中各种各样不同的“中国城”(China Town)。这个空间很有意思,过去“中国城”是有门楼的,或者有一种很明显的样式。但是,今天的中国城完全不一样。它会出现在郊区,或者半远郊,这时候,你在定位这个空间属性的时候就有了问题,你能说这个地方属于美国?还是中国的传统的地方?或者它是什么?这就产生了一种“国中之国”的形态。同样的,像非洲的一些移民在迁移的过程中,他们临时居住的一些类似难民营的地方,这种地方的出现也是很奇怪的,很临时,但是又能看到很有创意的建筑方式。这种建筑方式给我们的启示又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纳到:如何看待今天的“创意“问题?什么叫”创造性”?“创造性”又是属于“谁”?等问题。比如,中国最有创意的例子之一就是“钉子户”。钉子户很有意思,他们给艺术家也带来了很多有意思的启发,还有像现在北京艺术家拆迁的事情,拆迁产生的斗争也是很有意思的。艺术家如何去用创造性的方式介入这样的问题,这些都会带来很有意思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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