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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政治：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滥觞(4)

来源：艺术国际
作者：佟玉洁
2012-09-28 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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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女性主义性消费中的性别政治是利用两性生活建立爱欲的叙事美学。中国女艺术家第一次接触到性爱题材却是通俗的再现了世俗世界的两性生活。两性爱欲的愉悦与焦虑交替出现。私密生活公共化是中国女艺术家性爱艺术的一道独特的风景。中国女性艺术家对私密生活空间的两性和谐的期盼胜过两性的对抗。两性的性愉悦的日常叙事为我们带来了市井生活的另一面。作品中，赤裸的男女性器官符号化，公共化，既拉开性别的差距，又展示了性别平等的理念。爱欲生活世俗化也是中国女艺术家性爱艺术作品常见的一种表现方式，运用在性爱艺术的男女人物的面部的戏剧脸谱的程式设计，颇具戏剧性的效果，使性爱艺术的概念被抽象为一种好与坏的文化理念。与此同时，在异性恋伦理范围内的爱欲的小资化，也是中国女性艺术家追求的性爱方式。中国女性艺术家的性爱艺术体现出来的爱欲的小资化，将性爱艺术定调为调情的艺术。性爱中的男女角色即是性别差异的体现者，又是异性恋秩序的维护者。两性性爱的自私决定了他们情感的纯度，但是生活的复杂性使得异性恋的爱欲焦灼化。作品中性爱的对象已经不在是两性而是多性别同处的公共空间。于是爱欲的虚拟化也就成为女性艺术的主题。中国女性艺术家第一次戏说春宫图，是性幻想和性妄想一次激情的邂逅。其中，在戏说春宫图中，把符号化的赤裸男女遣回大自然幻化为一种物象。表达一种文人画的拙趣，淡雅的墨趣与诙谐的意趣。中国女艺术家性体制内的性爱艺术，旨在追求性合谐、性愉悦。性只不过是他们认识社会与文化的一个切入点，赤裸的两性符号只是作品的元素。作为性爱艺术叙事的主体，传达的文化价值观也不同以往的男性艺术家。

    艺术就是政治。这就意味着，艺术一旦成为政治，分享权力与分享权力的影响力就是艺术的终极目标。而当代艺术又提供了权力话语空间。几千年的中外美术史的主体是男性，而女性艺术被边缘为民间的女红。这种文化的差异被父系文化认定为由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里的男女生理性别差异决定的。在女权主义者莫妮克·威蒂格看来，所谓生理性别是不存在的，只有被压迫的性别，与压迫的性别。而女性性别的压迫性来自于她从属于男性文化的被动角色，女性只是具有生育功能与家务功能的工具，因此也被定义为私人领域。而私人领域的艺术被称为女红。男性因享有社会政治文化等特权而被定义为公共领域。因此，公共领域的艺术成为了社会政治文化的代言人。最终，因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文化差异导致着女性权力话语的缺席。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性别政治利用了差异性别文化的策略再现差异性别文化的尴尬，制造了不同于西方的女性主义艺术的叙事方式。作为女性权力话语行为主体的中国女性主义艺术的性别政治态度是鲜明的。其一，对父权文化的政治话语形成的男根文化以及对父权文化制定义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批判。在中国的原始社会里男根的崇拜是以大量的陶祖、石祖和铜祖的出现终止了母系氏族的统治，同时也拉开了农业文明的序幕。男根象征着男性的权利，受到了至高无上的礼遇。如中国汉字系统将男根文化法律化并诞生了具有生殖崇拜的“且”字，它同时成为中国祭祀文化中的牌位的象征。如中国软玉文化中男根图腾标识的玉圭，分别用于典礼、盟会、朝聘等政治活动重要的礼器。中国女艺术家首先通过微观的日常叙事与宏观的历史叙事，质疑并批判男根文化生成的现实与历史基础。同时利用代表着男根暴力文化的衍生物——枪作为女艺术家艺术的媒介方式，游戏男根文化并为男根文化去势。游戏状态下的女性自杀模拟的枪文化的诙谐与调侃，让处在危机状态下的性身份与周边的环境发生了互动，表面的轻松的背后，是一个中国女性生存沉重的话题。与此同时，游戏状态下的女性自杀模拟枪文化的激烈与暴力，让处在危机状态下的性身份终结两性对话成为可能，或者在终结自己的过去之后回归文化主体。此时，利用男性文化传达女性文化的质疑性与批判性，性别政治的中国身份是清晰的。其二，对父权文化形成的“视奸论”以及女性“约会强奸”的性文本的制造进行了批判。如果说父权文化形成的“视奸论”造成了女性主体的被动与缺席，那么女性“约会强奸”的性文本的建立，同样是在父权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女性主体的被动与缺席。在父系文化性权力结构中，女性的肉身承载了太多了父系文化的欲望，女性既是圣母又是妓女的双重标准，不仅造就了父权制社会政治文化伦理的标准，而且成为了父权制社会政治文化统治下性别压迫的范本。中国女艺术家无论是平面艺术、三维影像制作，还是行为艺术的身体表演，质疑现实与历史文本中的女性压迫的问题是深刻而尖锐的。此时女性身体政治文化多重话语空间的建立，表明艺术是政治的理念。同时表明中国女艺术家性别政治的艺术实践作为权力话语主体已经确立。但是女性身体政治仍然是智性与非智性的角逐场。非智性的女艺术家在大是大非的现实与历史上性态度是暧昧的，并且能与历史上的性侵略者建立性苟合的艺术文本。说明，中国女性主义性别政治的道路的坎坷与曲折。其三，作为女性性爱为行为主体的性消费同样凸显艺术就是政治的理念。父权制下男性为主体的性消费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其中作为男性生殖崇拜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文化的父权制，已经成为渗透到各个领域的男性中心主义，它不仅统治着女性文化心理，而且压迫着女性的肉体。特别是作为中国道家文化的性态度十分复杂。一方面，提出乳毛未生十二岁的女性是采阴补阳的最佳状态。在《玉房指要》中就有“皇帝御一千二百女而登仙”的说法。房事御女童年化以及一次御女多多益善的伪道德的性态度，使女性成为男性养生的工具。一方面，道家又提出男女两性的性结合阴阳互补的理念。《易经》中说：“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经》强调了一种阴阳和谐，生成万物的观念。中国女艺术家第一次在自己的艺术里表达两性的性愉悦，性爱的平等在于两性角色的固定化，而且两性性器官的公开化。中国女艺术家的性爱艺术权力话语空间的建立，旨在追求性体制内的两性的性和谐与性愉悦。同时也颠覆了由父权制为主导的性消费的霸权主义。中国女性主义的性叙事学创造出作为微观政治中身体文本、自然文本和历史文本。尽管解读中国女性主义艺术性别政治大环境没有完全脱离西方女性主义艺术批评的语境，但是女性的性质疑与性批判作为女性主义艺术性别政治的中国身份的一个部分，与女性主义艺术中的性愉悦一道，凸显性别政治的中国身份。中国女艺术家制造了艺术就是政治的理念，并在当代艺术的权力话语空间中，学会了分享权力与分享权力的影响力。性别政治作为中国前女性主义艺术阶段性的成果，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2010-3-18

    参考书目：

    ①西美尔：《妇女、性和爱情》，见《西方性学名著摘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150页；

    ②克里斯汀·艾斯特伯格：《身份理论》，见李银河编译的《酷儿理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242页；

    ③苏珊·古芭：《“空白书页”和女性创造力的问题》，见王逢振等人编译的《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288页；

    ④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李零、郭晓惠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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