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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艺术史如何体现自身的价值诉求(2)

    但是,中国当代艺术史除了建立一条以社会学为主导的叙事话语,即立足于人性、人文、人本为基石的文化传统外,是否还有其它的价值尺度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一方面, “当代艺术”的内涵并不是单向度的,它既可以体现在形态的差异上,也可以由不同的文化诉求凸显出来。换言之,除了有社会学叙事为主导的发展脉络外,还有一些以审美的现代性和回归艺术本体为目标的艺术现象,它们同样属于当代艺术的文化范畴。另一方面,当代艺术的价值取向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它总处于流动与发展的状态,它会随外部的政治、文化、社会语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如何呈现这种价值诉求的衍生与嬗变便成为了当代艺术史书写中的一个难点。

    正是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价值诉求也应是多元化的,除了社会学的叙事方式外,还可以找到一些新的叙事模式。比如,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中,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曾出现过许多民间的艺术团体。例如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北京的“无名画会”、“星星画会”、上海的“草草社”、重庆的“野草画会”等。和当时主流的“伤痕”美术对“文革”的反思有所不同,这一时期的民间画会和艺术团体则具有鲜明的前卫文化立场。不管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北京西单民主墙所举行的各种现代艺术作品的展示活动,还是北京的“星星画会”、 重庆的“野草画会”等艺术团体的自发集结,参与其中的大部分艺术家对体制的批判、对自我表现的遵从、对语言革命的渴望,都体现了前卫艺术反主流、反体制、反政治性话语的诸多文化特征。同样,即使在抽象艺术领域,不管是80年代初的抽象,还是“新潮”阶段在“纯化语言”口号下出现的抽象,不管是90年代的抽象水墨,还是2003年以来出现的“后抽象”绘画,它们都有自身的发展脉络、艺术史的上下文关系,而且也都能成为中国各个时期社会、文化的表征。实际上,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如何从身体、性别、身份的叙事话语对中国女性艺术进行细致的梳理;如何从创作观念、文化诉求、语言特征的角度对中国的行为艺术进行解读,等等。

    一言蔽之,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价值尺度与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诉求是互为表里,相互依存的。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如果只有中国的当代艺术,而没有中国的当代艺术史,那么,前者的价值诉求就会被削弱,被忽略,甚至面临着被其它话语,尤其是来自于意识形态话语所遮蔽的危险。因此,当代艺术史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将前者的价值诉求结晶化、理论化,使其背后潜藏的艺术与文化价值尽可能的彰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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