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帕尔玛：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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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大多数人都认为铅笔画只不过是创作油画时的辅助手段，比如说用于研究、练习，或是作为速写。这一点一直以来变化不大。不过，铅笔画同时又是艺术家最个人化的表现手段。我在达·芬奇的速写中，能比从他的油画中更多地看出他的个性。人们可以从铅笔画中看出艺术家的精神状态，他是激动的，还是紧张的，或者是放松的。我觉得，一幅铅笔画更像是一首诗，它有一些粗略的、轻快的因素，不像画一幅大型油画作品或是写一部小说那样，需要做什么宏伟的计划。 B：以你的亲身经历，过去一年多的经济危机对于艺术家和艺术市场有哪些影响？画家们的创作主题会受其影响么？ P：首先，这场危机有它非常积极的一面。原先，整个艺术品市场都陷入了漫不经心、歇斯底里的状态，大家只想着卖、卖、卖，想着如何快速挣钱。每个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可以从中发大财。大多数的艺术品都是为了市场而熟练生产出来的。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作品毫无艺术水准可言。但是现在，人们已经不再关注这个流于表面的市场了。从这一点来说，危机是积极的。 B：如何评价你在上海的个人展览和整个行程中的所见所闻？ P：上海之行对我来说是一次重要的经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些所谓的普通老百姓。拿欧洲的生活水准来比较，这里还有许多贫困人口，但是这里的老百姓看上去非常耐心和勇敢。他们用自行车驮着洗衣机回家，却没有喋喋不休地抱怨。除此之外，这里也很少非常肥胖的人。德国几乎和美国一样，很多人都很肥胖，很颓废，他们不想运动，对什么都抱怨个不休，而这对他们并不好。富裕让他们变得懒惰起来。我特别喜欢上海的老人。他们一点儿也不胖，脸部表情都非常生动、有趣。 我希望中国艺术能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不要死盯着西方的艺术，更应当向自己那些了不起的祖先学习。让我有些不解的是，在我所遇到的中国艺术家中，大多数人对安迪·沃霍尔、艺术市场或是当代明星艺术家了如指掌，而对本国的中国艺术史却兴致不大。 B：在上海的展览中，我看到你的作品大部分都没有被装进画框，而是用一种艺术的手法悬挂在展厅内，这也是你的一种特别设计么？有什么目的？ P：其实在许多展览上，我也常常会用到画框。这主要看我是在哪里办画展。在上海，有两个理由让我放弃了使用画框。一个原因是运输，没有画框，画的运输要简单得多。另外，我也想用晾衣夹来悬挂这些素描作品。这会非常好玩。 B：在你的作品中，经常出现非常矛盾的画面，比如男人的面孔、女人的身子；人的身体，动物或者骷髅的面孔；又或者是不成比例的身体构成，等等。你为什么采用这种充满强烈感官刺激的画面？ P：解读的事情我想还是留给观众自己吧。不过，素描的确非常适合用来表现戏剧性场景，尤其是对于两性的主题而言。恰恰是当你放弃色彩的时候，反而可以表现出很多东西。有些东西放在油画上会显得庸俗或是粗俗笨拙，但在素描里就没有问题。这是因为素描比油画要更加抽象。比如我们拿戈雅的铜版画做例子，在他的铜版画中，表现的内容绝大多数是丑陋的面孔、死亡以及残暴。许多这样的铜版画如果换成油画，就会显得矫揉造作、庸俗无聊。但铅笔画非常适合用来表现两性的、充满幻想和荒诞不经的场景。油画总是具有表现、展示的特点，而素描则反映出一些主观的、个人化的东西。 B：格林斯潘、盖特纳、伯南克、保尔森甚至萨默斯，这些人无一不是美国国家经济的掌权者，但是在你的画中，他们被赋予了怪异的形象，可以告诉读者你创作这些作品的动机么? 你希望你的作品给观者带来哪些感受？ P：当我创作这些画的时候，我正感到非常气愤。当时，华盛顿正在进行权力交接。新总统喊着“改变”的口号上了台，可是奥巴马一上台，我们就看出来，他其实什么也不会改变。看看他的团队就知道了。在他的顾问里，尽是些像盖特纳或萨默斯这样的人。这些人是各类金融资本家的代表，他们奖励那些富有的投机家，而受到惩罚的却是那些普通的劳动人民。这些人从老百姓身上盘剥税赋，然后用来作为那些银行家的奖金分红。我对这种所谓的“改变”感到极度的失望。所以，我在我的画里把这群金融人士画成动物的头骨和死人骷髅，这让我很开心。它们都是末日和毁灭的象征。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注定要灭亡。而这些银行家其实早已死亡，他们是没有未来的僵尸。 B：你认为你的铅笔肖像画与其他艺术家类似作品最大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P：我认为，最大的区别在于，我对这种最简单的艺术表现手段感到非常满意。白纸加黑线条而已。铅笔和纸张，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全部工具。 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在将来某一天觉得这种手段不够用了，反而需要使用颜料或是画布。我不需要这些，最简单的东西就够我用的了。对我来说，其他的一切都是奢侈的。只要能继续画下去我就满足了。我觉得，人们从我的素描作品中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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