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远去 京城再无真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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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襄先生讣告上的头衔很长: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实际上,相对这些一本正经的语词,“京城第一玩家”可能是更贴切的称谓,而如果嫌这个称谓还不够全面,不妨再加上“吃主儿”几个字——对此,天堂里的王先生应该不会有太大异议。 王先生爱玩,少年时养狗、玩葫芦、养鸣虫、弄鸽子,耍大鹰、捉兔、逮獾;成年后玩书画、雕塑、金石、建筑、家具、乐器、漆器、匏器、竹刻、铜炉、金石牙角雕刻等等。他由“玩”而成“学”,最后成为一代大家、国宝级人物。实际上,晚清到民国,京城里前朝风流、新兴权贵,如王先生这般爱玩之人,不在少数。不过最后能玩出王先生这般成就,如黄苗子先生所言“玩物成家”者,却并不算多。究其原因,除了王先生书香门第的家庭背景与“贵族”身份,恐怕更要归结到他的勤奋,还有他所受的现代学术训练,甚至一些更为复杂的东西:估计不少人都看过王先生早年的那张照片,京城少年,身着猎装,手擎苍鹰。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误读,这张照片里,王先生眉宇之间实在是有股读书人不多见的“彪悍”气质,甚至,还有些“顽劣”。 就在王先生逝世前不久,他的朋友、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也告别了这个世界。潘采夫在纪念杨宪益先生的文章中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不少今天的文化人对这样一位经历传奇、坎坷、悲惨到极致的文化老人,竟然不知不闻?我觉得,不妨接着潘采夫的思路问下去,对于名声显赫的王世襄先生,我们又真正了解多少? 王世襄先生在传媒与大众里走红,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情,而近年来的收藏热、传统文化热,更是将王先生的声望推向又一个高峰。但是这些扑面而来的“盛誉”,却有意无意掩盖了王先生与大时代之间的某种真实关系:因为曾为国民党政府讨回抗战时期被劫掠的大量文物,王先生被关押十几个月,释放后回到家中,被告知开除公职,需自谋生路。而在他下放改造时,被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文人雅集之地“芳嘉园”,一下子拥进八户人家,私家小院顿成大杂院。改革开放以后,王先生用十年时间跑房管所和“落实政策”办公室,让小院里的住户减少到三家,但最后还是因为不堪其他住户敲铁皮噪音之苦,被迫搬离。今天,芳嘉园已经先于它的主人,在这个城市中消失,仅供后人遐想。 所以,今天谈论王世襄先生,除了他的超然、洒脱,他的玩与吃、收藏与家世,不妨也记住王先生的“彪悍”,记住他是一个有强悍生命力、经历过时代波折的中国文化人,记住王先生的自述:“我就是我,我有一定之规,一不自寻短见,二不铤而走险,全力著书立说,做对祖国文化有益的工作。我按照我的道路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应该得到公正的认识,我能做到,这就是我的胜利。” 据说,中国将在2015年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而培养“贵族”也成了今天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但这些美好的蓝图,却无法掩饰今天日益粗糙的生活。想想王先生“爱玩”背后满溢的生活热情,再看看今天所谓“贵族”建立在奢侈消费上的炫富,也许就会发现,我们今天的尘世面容,实在是有些过于苍白和黯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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