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夏志华：注意沈敬东作品中的眼睛(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2017-03-31 0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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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敬东艺术作品中的批判性以调校社会价值取向的方式展示，这说明艺术的纯粹诡计有其善良的一面。我们有时会看到，沈敬东的创作越是面对严肃的问题，其作品中艺术形象偶态特征会越发鲜明。比如面对一种成为过去的美好记忆，比如面对一个相去甚远的价值性事物，在需要重温与回味以获得精神滋补时，大都持有成人迈着童年步伐的追溯步态。乔治·德·契里柯说，构成我们正常行为和正常生活的逻辑，是一种对事物和我们自己之间关系的一串连续的记忆念珠。“六十年代”出生的沈敬东，经历了他经历过的，承受了他承担过的，他用艺术表达牢牢地把握的那份记忆，构成了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关系。称其为健康关系，是指艺术家本质上应该具有人与社会的批判关系。艺术创作属于诡计表达，对于社会，艺术就是纯粹诡计，只是有时针锋相对，有时形简意远，沈敬东把批判性融入偶态形象之中，淡化了艺术与疯狂的天然关系，这构成了表达者与社会的健康关系。《早上好》、《天注定之二》、《壮志凌云》、《包扎之一》等等“包扎”系列作品，包扎物这个符号对伤口的遮蔽性，不是为了制造一种耸人听闻的效果，其遮蔽性是为了将包扎物与伤口的关系一直延伸到思考之上。而沈敬东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大都是偶化式的，呆板与书面化表情似乎受到步调一致式的魔鬼化训练，统一性极强的形象及恣态，以及书面化表情之下，思考很容易在设计动机中萌灭。偶态形象上包扎符号的出现，一种神秘性改变了偶化形象的书面化表情，同时也改造了系列性上的视觉缺憾，不是从形式上而是从内容上改造了系列作品的同质化问题，缔造了系列作品之间的差异感。

　　递进意味进入沈敬东的系列作品，神秘的思考性把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把艺术家对社会的个人感受凸现在作品的最前沿，因此，神秘的思考也为作品开通思考的道路。海德格尔说，思最永恒之物是道路。而且，思想的道路上在自身拥有那种神秘的性质，它允许我们在思的道路上自由徜徉，向前或是向后，而且只有向后之路才能引导我们向前。但凡艺术作品，都必须与生俱有这样一种辨证式审美方式与思考力量，沈敬东在创作中依凭自己的记忆和对军人的特有感受，让能够进入作品的人，避开时间上的过去，回到思考中的“过去”，从“过去”的书面表情中，获得自由思考的条件与路径。历史属于世界属于当代，历史属于现在，过去属于历史会毫无意义，即使一个最现代化的社会，它所需要的各类参照体系及其语义，它所需要的新鲜元素，不会凭空产生于现在，也不会来自未来。

　　沈敬东作品中偶态形象的脸部大都形丰廓满，情态圆融，岁月与历史永远也改变不了脸形五官的比例。《小王子》如此，《Hero No.12》中的军人如此，受到《包扎》的人物也是如此，即使他们身负军人身份，也总是一幅偶态童子表情，总像厄洛斯那样，把他的天职天性溶解在他的玩耍与快乐之中。哲学家说，人已经卷入一种存在的领悟中了。但是，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把存在的神圣性演化得十分沉痛，人总是背负着“人”这个概念，而“人”这个概念就像女神送给珀耳修斯收藏墨杜萨头­的革囊一样，总是那么沉重，装着许许多多或相关或无关的东西。十分沉重的氛围中，去哪个视界去把握和订制存在的意义，成为沈敬东的艺术创作之路，也是他的创作工具下人物的必然之路。沈敬东的许多作品只呈现一个局部，或者是一个面部表情的特写，不为人们的视线留有空间，也不为人们的经验与常识留下背景，但沈敬东有“始”与“终”的判断，有起笔和落笔之间的精确选择，在线条对细节的订制过程，让细节成为艺术的含义空间，让形与体与光成为含义元素。而偶化式人物的固有姿态，固有服饰，贯常表情，在一种反复性中容纳了许多具有关系形式的空间。沈敬东在表达中故意鼓动视点对眼睛的背叛，而不用眼睛与符号、眼睛与色彩、眼睛与线符的关系囚禁我们的目光，这是为了不让我们的目光滞留在艺术形象的外表上，而让表达中的针对性，让表达含义直接成为空间，直接让现实成为的思考对象。一旦一幅艺术作品的空间就在我们的生活中，那生活中的每一个形象每一个人都将是他的表达所关注的，而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要随着沈敬东的画笔或者创作工具而卷入到对存在的领悟中。

　　艺术家的创作过程是一个不断牺牲个性的历程，但艺术家的个性不可能在牺牲中全部磨灭。因艺术沈敬东与社会构成了特殊的表达关系，很容易让人将他与一个国家或某些历史片断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可以为他的艺术作品增加厚度，也可以丰富他的作品的社会意义，也为艺术评论增加许多话题，但是，如果对这种关系不加转换，这种联系不仅不能接近他的真实表达，反而会成为一种负担而形成审美障碍。沈敬东的作品有很大一部分是“包扎”系列，这个系列也是批判家十分关注的部分，其实，《包扎》这些作品并不是对现实的直观印象以及对现实的录写，而是一个种带有残损性的思考形式。从艺术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过去与沈敬东的关系并不是伤痕式关系，民族灾难与沈敬东的艺术表达也不是新现实批判主义式关系，其作品中的偶化形象，总是带有特别的记忆转换方式。这就像从巴黎到丹枫白露的卢梭与柯罗，如果任由对巴黎对文明的记忆在自己的作品中疼痛不已，他们大可不必去巴比松；如果任由战争的记忆成为创作的疼痛色彩，塞加尔也不必去阿格角，这些画家将自己的记忆用作艺术最为深层的疼痛底色，他们的风景画才不至于让人徘徊。中国的伤痕艺术以及反省艺术，正是因为让自己的记忆和对现实的理解成为最浅表的色彩，让人在审美活动中首先付出的就是要承担阴影，在审美活动中要拿出最大的精力来承担并复习阴影。

　　中国有不少艺术家都喜欢对头­对脸部进行特写表达，但基本上不会像沈敬东那样，后退一步，反复端祥一番之后，用偶化塑像方式造就更大的思考空间。而是以其印象式以及对面部表现的时代特征加以直接呈现，这虽然具有极大的震撼性，但“时代特征”垄断了艺术所需要的延展性以及可反复思考性。当观赏者缺少对于那个时代的经验，这类作品就必须依靠历史片段说明书来理解，依靠艺术理论来存活。中国画家耿建翌的《第二状态》以脸部肌肉的剧烈且机械性的抽搐，展示了让人慑服的近乎歇斯底里的狂笑状态，鲁虹教授说在这种表面张力极强的笑脸背后，让人触摸到作者对人的异化产生的痛彻心骨的苦涩；方力钧的《系列一·之三》表达局外人的光头泼皮形象，他们张着大嘴似乎在大喊，亦或在打哈欠，艺术评论认为，这幅画象征性地表现了一些年轻人对现实的无望与绝望，由此，也机智性地调侃了那些已不堪重负的崇高道德理想与信仰。这两幅作品的时空、背景由符号特征确认强调，记忆由此锁定一个时代性现象，这种创作与观念似乎没有拉开必要的距离，以致其视域过于局部而让思考无法发散。沈敬东的《包扎》、《凡·高先生》，《天注定之二》融入了距离，摁灭了艺术家的灵感，挤压掉创作者的许多主观情绪，融入其中的距离就成了一把为审美解锁的钥匙，其表达也就不再那么就事论事，就时论时了。

　　艺术家几乎都要花上一生中的许多精力来面对痛苦，来表达痛苦以及痛苦之思。沈敬东的《英雄》、《包扎》中的偶化人物虽然乐观豁达向上，但在展示痛苦之思时，并不都是以步调一致训练有素的一贯态度来面对。沈敬东创作于2012年的《包扎之一》中的偶化形象，在“他”诞生之后的每个时段，以一个戏剧角色存在，他所思的痛苦不是自己的，而一部戏剧中的痛苦，也就是一个时代或是某个社会断面上的痛苦，因此，这个偶化形象所表现的不是个体的切肤之痛，而是一种代表性痛苦，因此，沈敬东作品中偶化形象对痛点的感受重点，不在于体会，而是在于在多大程度值得思考和思考了什么。《包扎》中偶化了的军人对个人的痛苦与民族痛苦的解放，都需要对称的事物与对称的情感拓展新的空间，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畏、烦、死与人相随，生命的存在性比畏烦死神圣得多，我们看沈敬东《包扎》这一类作品中的偶象式人物，一个满身带伤的人，要比一个健康的人，要比反思作品中艺术形象的人，对存在的领悟要多得多。而《玫瑰花》中那个手持玫瑰、缠满绷带的人，伤痛并不能改变他的表情，在伤痕与美丽之间，存在一个语义上的价值等号。沈敬东在表达内储蓄着反常思维。《包扎》中一个人满身带伤，脸部表情却那么平静，干净得没有一丝苦楚，显然是被某种哲理控制了情绪。生理上的疼痛并不等于感情上的疼痛，情感上的疼痛并不等于真理的疼痛，而真理的疼痛不一定有一种情感可以承受得了。事实和逻辑都是残酷的，现实事实与理性逻辑的双重绞杀，也只有沈敬东笔下的人物可以承受。完全沉浸于对存在进行领悟的人，才可以获得一丝丝的好运，才知道选择用什么表情承受痛苦，而不会给悲观主义和伤痕艺术留下理论证据。

　　人是思想者，涉及人的艺术表达必然是对思考的艺术表达，沈敬东作品中的偶化人物被思考削减去世俗的皱纹，才在艺术作品中成其为一个思想制者或者一个思想容器，即使沈敬东的创作将人物偶化，也并不因为人物偶态化而失去这一性质。在艺术作品中，人在思想过程有被思考搅动的各个情感侧面，因此，他的作品需要一种雕塑形态，当偶化形象直接占领对存在进行领悟这个核心主题，伤痕意味其实是微不足道的，而偶化人物挣脱单纯的形而上学迷雾，虽然他们大都是军人身份，但他们首要解除的就是与政治的标签式关系，因此，这些偶化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展示的各个侧面更加清晰、精确，这为各类目光提供了不少选择。“包扎”符号对于一些偶化形象略显夸张，这些符号及其表达中的一些命运意味，即使另一类生命体如一棵大树上出现白色的绷带，也会带领我们去感受另一类生命的命运。沈敬东“包扎”系列中某些作品，白色绷带对画面的占领从不犹豫，并由交叉走向缠绕，由缠绕趋向一种布置。如果一个机体上的伤口体现了历史的布置，体现了一种命运的布置，那么，某一种疗救也同样是一种布置，只是前一种布置来自感性，后一种布置源于理性。对于一个缺少理性、缺少人性确认的社会，艺术作品中的“包扎”其实是一个还没有完成的包扎过程，一个永远延续着的包扎过程。这为我们提供一个可以思考的契机，伤痛源起于感性深度，是否会比源起于理性深度要来得浅一些呢？面对这个问题，《军人》、《英雄》、《包扎》的内在关系，似乎是由普通走向特殊而后的结果，似乎普通永远无缘结果，特殊才能享有结局，那么，无关于伟大渺小辉煌与否，“包扎”只是一个滑向理性深度的结果。而沈敬东在《军人》、《英雄》、《包扎》之间的表达上，结果无法统领一个生命体伤口的多寡，因此，这类作品展示的不是个体经验与集体经验之间的比例，不是一个可以依循的历史规律。一个机体的健康性是由一种制度来保证，还是由一个英雄来保证，依据沈敬东作品中的人物表情来看，关于一个民族的健康，显然还无法确定由谁承担这一义务。沈敬东没有明确表明，但我们不能茫然，这就是沈敬东表达中的留白。

　　乐观者有乐观者的思考态度，沉痛者有沉痛者的思考方式，一向喜庆豁达的沈敬东，在《英雄》、《包扎》中用并不沉重反而带有喜剧气质的偶化形象来思考。当然，无论豁达还是沉重，对一个肌体的包扎，哪怕是最局部的，包扎都不排除会触及病理指向病原。人们在谈论岳敏君的《自由引导人民》这幅作品时，反复强调艺术家是在对傻笑人的人性麻木的冷冽反思，以此提炼这幅作品的时代和社会意义。麻木或使其麻木对于一个带有伤痛的群体也不失为一种自疗手法，但这种疗救手法到了比岳敏君稍晚，沈敬东要面临这一问题的年代，他直接用伤口外化的形式否定了这一手法，否定了他愚和自愚的共同的非健康性。这一否定中，受包扎者是一个没有免疫能力和自愈机能的有机体，是一块历史伤疤，是一个文化符号。当艺术需要放弃对傻笑人的嘲笑，转向比冷冽思考要温暖的同情，伤者身上的惨白包扎带发出的是呼唤拯救，既是对人性的呼唤，也是对新疗救方式的呼唤，更是一种对人们渴望已久而今还在渴望的一种新人性机制的呼唤。这一呼唤并不因重新撕裂伤口改变价值。沈敬东为他作品中的另一位伤者准备了一支红玫瑰，伤者手中的玫瑰就像伤者探视另一伤者即将送上的慰问礼物，红玫瑰的美丽以及玫瑰的意涵超越了局限于爱以及悼念的范围，它的密码性意义超越了专属性对象。对于作品中的那个人物，如果他的行为有了被认可的启示，伤口与玫瑰之间就等于有了新希望与新生的含义。这一含义为我们打开了绷带，让人看到，原来沈敬东作品中的包扎者，并不全是受伤的人，一些健康人，也需要包扎……。如此，《玫瑰花》（2014年）及其系列，仍属于乐观表达，这于我们健康人，《玫瑰花》具有礼品性意义，只是有点苦涩。

　　人这一形象，无论是以立体主义方式、野兽主义方式、超现实主义方式，还是以浪漫主义方式、批判现实主义式或者后现代主义方式进入艺术家的创作，都带有对现实的针对性，这与当今最潮流的艺术表达与思考分离的主张相左。沈敬东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带有宿命烙印，还是带有文化、历史、记忆伤痕，只要进入艺术作品，都会展示思考功能。从哲学的角度观察艺术作品中的事物，海德格尔认为，艺术的本质就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置入作品，因此，他认为凡·高的《农鞋》这幅作品中，起作用的是真理。沈敬东的作品中，起作用的是真理行为，即起作用的是思考。沈敬东完成《开国大典》后，有一个无缝追述——“沈小东是我，我幻想能站在这里”，对于这幅作品，这语言和深藏在这幅作品远处的伟人的声音一样，带有几分神圣，带有一个时代的觉醒。这是一把语言钥匙，完成了一个语言行为，也开启了思考大门，使《开国大典》衍生为一个整体性思考行为。沈敬东在创作中一般不利用语言，其作品的标题也不具备语言钥匙的性质，《开国大典》的两句追述性语言表达，是表达的一部分，也只是当作符号来使用。在《致马格利特》等作品中，沈敬东则直采用非语言符号，将整幅作品催生为一个思考行为。一只和平鸽成为军偶脸部的主要部分，军人的神圣使命感，以及某些时候军人形象中的精神鸦片不分青红皂白造成的羞耻感被一只和平鸽掩盖，军人形象内的精神鸦片，被一种信念移植到《陆军方阵》、《海军方阵》、《空军方阵》，一个群体就将全部为一个概念而存在；《书》这幅作品，一本红色书本成为人物脸部的全部，对神圣性不加辨别的盲目性被那红色的书本收留；“包扎”系列中伤者盲目乐观于绷带对脸部及肢体成小比例的占领。鸽子、红书、绷带这些符号，赋予作品思考性。海德格尔对《农鞋》的鞋带置若罔闻，却被《农鞋》的磨损痕迹以及鞋底鞋帮上的泥士引发联想，以致感叹，这双鞋啊！激荡着大地沉默的呼唤，炫耀着成熟谷物无言的馈赠，以及冬天田野休耕之寂寥中不加解释的自我拒绝。因此他承认，一走近作品，我们顿时到了与平常所处的世界迥乎不同的另一个天地。当沈敬东用一个符号将思考性嵌入作品，包扎带上渗出的红色血迹，就会像海德格尔见到的农鞋上的泥土，这些符号为偶化形象植入思考力，这些艺术作品就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天地。梅洛-庞蒂说，一位画家，一位艺术家，一位哲学家，应该不仅创造和表现一种思想，还要唤醒那些把思想植根他人意识的体验。沈敬东作品中的那位包扎者手中的鲜红玫瑰，其符号意义覆盖了它的表达、悼念、追思等等本意，引发人对牺牲价值的久久凝视，对牺牲动机的拷问，对生命责任以及义务的思考。

　　在重直觉轻理性的当今，为了接近表达的真实目的，沈敬东毫不回避符号化表达。显然，沈敬东也不排斥潮流，只是他如梅洛-庞蒂所说，不因潮流而在感觉和智慧之间人为地设置沟壑，将感性直觉和理性直觉按需要的比例融入表达，因此，偶化形象以及表达方式显得十分特殊与独立。如果我们无法排解贴在沈敬东作品上的单一标签造成的孤立感，那么契里柯的解释令人宽慰，他说，任何深刻的艺术品都有两种孤立，一种是可以称为造型的孤立，即从快乐的形式结构和组合获得的凝视之乐。第二种孤立是象征的，一种显然是形而上的孤立，因为一切视觉或心理教育上逻辑的可能性都被自动排除了。当沈敬东以偶化的艺术形象以及偶化的艺术技巧，向我们清清楚楚地解释一种整体性孤独维持着团结活泼的现状与生命的本质意义相去甚远，人们应当认可，艺术作品不可以牺牲一位艺术家还没有全部完成的思考而承担孤立。沈敬东作品中偶化人物的大部分器官甚至皮肤，无论健康还是受伤，无论裸露还是包扎，都建立起了与现实的关系，唯独偶化形象中那永远是一个小黑点的眼睛，拒绝接受所有器官建立起来的关系，一个生命对现实持最顽强的保留态度，代表着对现实生活的最真切感受，也泄露了偶化形象的最大神秘性。这最大的神秘性可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推翻当前对沈敬东作品的所有认识，因此，偶化形象的亲切感并没有抹杀作品的独特性。对于独特的艺术，特别之处的价值不在形式上的特别，而在思考与表达思考的特别性，因为，思考比沈敬东作品中军人身上的武器更坚锐，而比金属更永久的也是思考。在艺术创作过程中，艺术家比照自己的命运和心理历程进行创作，艺术家就会像海德格尔所说，必须学会在无名上生存。沈敬东的整个艺术创作及其作品，将人引向无名生存，引导人识破共同领域以及虚荣的诱惑，同时真切地认识并识破个人的一些东西的无力。如此一来，沈敬东的艺术创作展示的是艺术本质的珍贵之处，其作品则展示了人的本质的珍贵之处。就目前来看，珍贵的东西还是孤独的。而在现实中，只要你区别于猴子，你就会孤独，蔑视思考的艺术家只是一只爱模仿的猴子。沈敬东的创作手法丰富，作品种类繁多，但激活沈敬东创作的永远不只是灵感、透视法、色彩与符号，只要忠诚于艺术的珍贵本质，只要表达思考，一位艺术家无论画多少幅画，他的每一幅作品，都像是一个人第一次在世界上说话。

　　2017年2月28日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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