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超当代：中国当代艺术的新方位(2)

来源：中国美术报

2017-10-11 0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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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一些批评家乐观地宣称欧洲中心主义已寿终正寝，但事实却是，以中心—边缘、文化游牧—反殖民主义为轴心的当代艺术格局并未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旧秩序内，一切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诉求均遭到各种方式的贬抑、冷遇、涂改或嘲弄。在很多情况下，与其说发展中国家是参展者，不如说他们是西方策展理念下的“被游牧者”。这种境遇，迫使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采取低级的迎合策略。在这方面，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可作为典型标本。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反殖民主义仍是发展中国家当代艺术的主题之一。2017年卡塞尔文献展参展者、澳大利亚土著艺术家高登表述了这样的看法：英语是我的第二语言，而我却不知道我的第一个语言是什么，因为殖民者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和选择便以可怕的暴力早早地从我身上偷走了。因此，我长大后颁给了自己一个许可，以我的艺术实践、无限的想象力和绝对的自由，及任何我想要的方式来寻回我自己的语言与文化。高登的表述无疑是发展中国家文化命运的历史缩影，又是全球化时代的全新诉求。现在要考虑的是，既然旧秩序、旧格局已难以满足全球地域主义文化普遍崛起的现实需求，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另起炉灶，建立一个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不同族群艺术互融共生，并以对话为存在方式的新秩序、新格局呢？“凤凰艺术年展”或许成为这个构想的有效实践——这是值得期待的。

　　近年来，来自于西方话语体系之外的地域主义文化价值能否得到有效的伸张，甚至成为各地域当代艺术的精神皈依与创作资源，已成为全球当代艺术最具时代性的课题。究其根源，这一课题的形成得力于两种新潮流的推动：首先，本土文化与普适主义的冲突与角力，导致“全球地域主义”文化思潮的兴起。各地域文化在自我认知的过程中，以再构的方式被普遍地运用于当代艺术的创作中。令人惊诧的是，这一思潮不但改写了世界当代艺术的版图与格局，还决定了世界各地域当代艺术和而不同的历史走向。其次，对西方现代、当代艺术史的重新梳理，揭示了一个隐匿不彰的事实：从现代到当代，西方艺术并非仅仅是自身逻辑推进的结果，它还是全球多地域文化共同参与的结果。美国著名策展人亚历山大·门罗在其策展思想中认为，用亚洲艺术及思想来激发艺术表现的新形式是美国现当代艺术最大的推动力之一。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古典即当代”这一思想及命题，长期维系并推动了西方现当代艺术实践。应该说，上述两种思潮极大地激发了全球各地域文化重建当代艺术的雄心。在中国艺术家那里，即便最顽固的脑袋，也不会再怀疑这样的道理：数千年的文明传统，不仅是当代艺术创作的根基与资源，也是超越当下糟糕状况的动力与方法。因而，自2000年以来，以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转换为依托，努力建构“中国性”，实现价值体系与审美观的“再中国化”，正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不依赖传统，我们依赖什么呢？”中国艺术家徐冰的这一发问，也许是这个时代最典型、最智慧的问题。一如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说：“我们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回到原点。”

　　艺术能改变世界吗？或者说，在艺术的作用下，这个世界能变得好吗？向来“以艺术家在各种政治背景下的反思而创作”的卡塞尔文献展，仍坚信艺术对现实的拯救作用。从圣保罗双年展的主题“现实的不确定性”上，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用意。与此相反，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则更像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派对”，在不知所云的“艺术万岁”的主题下，艺术家们似乎普遍失去了对社会问题的兴趣。无论从气质上，还是从性质上看，中国当代艺术的状况更接近威尼斯双年展。经过早期的泛政治化冲动后，中国当代艺术大幅度、整建制地龟缩到“自治”的小圈子中，面对腐败丛生、生态失衡、人性异化、道德沦丧的现实，中国当代艺术不仅彻底丧失了反思性批判的能力，而且对现实问题的敏感度也所剩无几。问题在于，丧失了反思性批判能力的当代艺术还能称之为当代艺术吗？——依我看，当代艺术的全部问题可以归结于此。另外，无论当代艺术如何变化，有一点是值得永远坚信的，那就是：艺术不会改变世界，但它拥有的精神能量与价值，将在社会、人性的重建中发挥关键的作用。至少，作为见证者，它会将社会现实以及人性投射到历史的屏幕上，以便人们在那里更清楚地认识自己，并由此反躬自问。就当代艺术的担当而言，结论是明摆着的：中国当代艺术不是在重获历史功能与政治隐喻中复活，就是在自恋主义的沉沦中自娱而死。基于这个前提，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捍卫“艺术即政治”这一命题，捍卫当代艺术的反思性批判能力，就是捍卫当代艺术自己。

　　如今，当代艺术成为一项巨大的生意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威尼斯双年展越来越像艺术品博览会就是很好的例证。说得明白一些，决定展览性质与取向的，并非策展人，或者说并非仅仅是策展人，而是其背后的投资商、画廊老板、经纪人和艺术掮客。这并不奇怪，它完全符合美国后现代文化学者所提出并加以阐释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经济盈利与文化推广完全合二为一。1993年，我就说过：“现代主义以来，伟大的艺术家背后都有一根伟大的金钱支架。”过了10年我又说：“市场之外没有伟大的艺术家。”然而，问题并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今天艺术家的“新贵”们几乎成为资本与权力的合谋者。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新潮美术”一代与“泼皮”“波普”一代，已在金钱的黏合下形成了巨大的新保守主义群体。作为“成功”的典范，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诱导更多的新晋艺术家加入拍卖排行榜的逐利行列，一同成为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与景观的参与者。如果说，当代艺术堕落为晚期资本主义逻辑的宠物是其最大的不幸的话，那么，当代艺术家的助纣为虐，更是人类精神生活陷落的象征。问题是：谁能来拯救这一切？

　　显然，这个问题是无解的。我不能提供答案只能提供无用的独白：借助市场力量而不屈从于市场意识形态，才是当代艺术的谋生之道。

　　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当代艺术家？关于这个问题，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关于“当代人”的看法或许能让我们有所顿悟。依我的理解，阿甘本所谓的“当代人”，指的正是诗人和艺术家。阿甘本写道：“那些真正的当代的人，那些真正地属于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合时代要求也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不合时宜的。但恰恰是因为这种条件，恰恰是通过这种断裂和时代错误，他们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感知和理解自身的时代。”①同时，“诗人——当代的人——必须坚守他对自身时代的凝视……他坚守这种凝视不是为了察觉时代的光明，而是为了察觉时代的黑暗。”②那么，什么是黑暗？阿甘本解释道：“在不断膨胀的宇宙中，最遥远的星系以一种极快的速度逃离我们，它们的逃离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它们发出的光线无法抵达我们。被我们觉察为宇宙之黑暗的东西，就是这种无法抵达我们的光线。”③阿甘本认为，当代人是稀少的。出于这个原因，“做一个当代的人，首先就是一个勇气问题，因为它不仅意味着能够坚守对时代之黑暗的凝视，也意味着能够在这种黑暗中觉察一种距离我们无限之远，却一直驶向我们的光明。换言之，成为当代的人就像等待一场注定要错失的约定。”④按照阿甘本的标准，中国当代艺术领域除了“利己主义者”“犬儒”“新保守主义势力”“时尚者”“新贵”“自恋者”等等，还剩下了什么？

　　我想说的是，做一个当代艺术家必须从仰望星空开始。“凤凰艺术年展”为此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视角。

　　在这里，我们还要略微讨论一下当代艺术的批评与理论建构问题。在这一领域所面临的挑战，远比我们想象的尖锐得多。我们不妨先设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从批评家的文字、话语中剔除掉西方当代艺术的观念、逻辑乃至词汇的话，那么，还剩下什么呢？答案不言自明：不是所剩无几，而是一无所有。检视当代艺术批评理论，可以看到，“全盘西化”之弊不仅突出地表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写作中，也漫漶于抽象艺术、女性主义艺术、装置艺术、影像艺术、行为艺术的批评及策展理念中。当下的几部中国当代艺术史著作，无论是体例、结构，还是理念、标准以及行文，几可视作西方当代艺术史的影印件。这类著作，既忽略了中国当代艺术所特有的形态、类型、文化属性、价值取向与现代性路径，又缺乏基本的历史观。一幅当代批评的末日图景由此浮现出来：文化态度上的犬儒主义、价值上的全盘西化以及人格上的机会主义。从根本上讲，中国批评家从来不具备本土艺术批评体系建构的文化自觉，更谈不上这方面的美学雄心，所谓的“拿来主义”，业已成为他们想象力贫乏的遮羞布——以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现状计，这类字眼并不算恶毒。然而，问题在于，批判并不能替代建构，而今日之中国当代艺术，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原创性的基础理论与批评体系，道理很简单：原创性理论是中国当代艺术主体性建构的基石。我一直以为，中国当代艺术理论建构有两个可以依赖的传统：其一，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传统。依“中国的古典即现代”之说，古典传统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其二，中国现代美术传统。百余年来，中国艺术家在处理中与西、古与今问题上表现出了卓越的智慧。在他们的构想、策略与方法中，中国美术完成了由审美现代性向政治现代性的转换，积累了丰富的现代性经验，成功地在西方现代性之外开辟了“另一种现代性”的胜景。筑基于此，一个理念是值得信赖的：从本土经验而不是从西方文本出发，将是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理论完成自我超越的必由之路。

　　凤凰古镇，地处湖南西部，其势西托云贵，东控辰沅，北制川鄂，南扼桂边。沱江蜿蜒如带，穿城而过。环河两岸，庙祠馆阁、旧时民居、石板街道、吊脚木楼鳞次栉比，舒缓地演绎着古城的春秋人文；环城四周，青山叠黛，嘉木供碧。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艾黎将之称为“中国最美丽的小城”。在沈从文曼妙的文字中，凤凰古城以“边城”的身份，连同它所拥有的边陲风光、缱绻凄美的爱情以及淳朴良善的人性之美，早已蜚声海内外。沿卧虹桥拾级而行，时而能嗅到边城的气息。如果留心倾听，似还能感受到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思考的节奏；而微风掠过山水的姿态，不正是国画大家陈师曾、黄永玉笔下的诗意吗？立足远眺，我在感叹之余坚信：凤凰古镇的山川锦绣，人文之盛，既是吸引中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卢森堡等国艺术家云集于此的理由，也是“凤凰艺术年展”全体参展艺术家共同塑造“超当代”主题的底蕴与资源。

　　如果说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历史就是一部奋斗史的话，那么，今天中国美术依然在奋斗，“凤凰艺术年展”为此加注了一个堂皇而坚硬的时代注脚。总体而言，“超当代”旨在建构与西方当代艺术和而不同的艺术标准和价值体系，担负起探索全新艺术方位与路径的重任，在超越当下乱象与困厄的过程中，塑造出面对未来的新思维、新方案。比前辈们幸运的是，我们不再是孤独的奋斗，而是和不同国度、不同族群的艺术家们结伴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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