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夏志华：宫廷画家戈雅的恐怖审美(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夏志华
2017-11-02 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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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雅应对世界的两种风格

　　 存在腐蚀收买动机的社会是愚蠢的，丧失真诚性的政府则是可恶的。这种社会的愚蠢在于它总是把专制者或者专机构的利益当作一种原则，并让所有人服从这一原则，让所有行为适应专制者的利益动机。这种严苛的要求必将改变人类以人性为保障的正确方向。哲学和艺术最初觉醒的力量并不首先来自真理，专制与错误便成了力图保持人类正确方向的哲学和艺术觉醒的力量。对于艺术家个人，异端裁判所对《裸体的玛哈》审判让戈雅产生了恐惧，戈雅先前有关法西战争期间替法国工作的指控于1815年才正式撤销，这项指控让戈雅产生了生理和心灵上的恐怖，自此，戈雅对外总是保持中立的政治立场，以保持自己对祖国情感的纯洁性。而可能污染了戈雅对祖国情感的纯洁性的指控，让这位画家的人品受到了极大的怀疑，并波及到戈雅的创作以致引发自我人性危机。

　　 法国入侵期间流亡海外的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多七世返回马德里，为祖国而战的民众筋疲力尽，保持最后一丝力气来期待并迎接良好社会的出现，但年轻的国王竟然是一位残酷的独裁者，不断没有给人们一丝希望，反而剥夺了他们希望的权力。国王恢复了被入侵者拿破仑·波拿巴废除的异端裁判所，执政中对一般百姓态度恶劣，颁布的各种政策与禁律对追求自由的人们造成了极大威胁。紧接着1815年发生的一些事件，给戈雅带来的是生活、地位、荣誉、尊严等等全面性危机。尽管戈雅对费迪南多七世极为反感，但他仍然继续担任首席皇家画家，并为年轻的国王画了一些肖象。可是，宫廷此时更加喜欢文森特·洛佩兹那种比较愉悦浮华的风格，戈雅受到宫廷的冷落。

　　 戈雅从他的作品多次受到异端裁判所的纠缠，与之后的一次审判和一次叛国指控中，早就感觉到了宫廷对他的冷落。但他已经习惯于被前一位国王宠爱时建立起来的生活，因而一直维持着那种高贵的生活。但是多次打击，以及在为国王和王公贵族画肖像画时发现的不同人性面貌，又让他一步一步向真正属于他的表达目迈进，因此，戈雅以小学生玩智慧游戏的方式，使出了隐晦的调侃、捉弄、揶揄、暗讽的狡猾手腕，在创作中发展出两种风格，一种是官方的正式的风格，另一种则是比较私人化的真实的揭露风格。戈雅用前一种风格即官方需要的绘画语言，创作了一些符合官方和贵族身份的肖象，用第二种风格表达了对人物个性的认识和对社会的共同看法，这两种风格成为戈雅应对皇宫贵族的策略，其中第二种风格成为戈雅认识人类和社会的一种方法。前一种风格又基于画家的认识态度分为修饰性呈现和隐秘性揭示两种方式，采用哪一种表达方式，取决于戈雅对肖像对象的好恶心态，和肖象人物提供给画家的人性认识条件。

　　 戈雅用前一种风格画画是为了生活，用另一种风格创作是为了追寻完成表达目的。其实在1815年之前，甚至在他1799年开始创作《随想集》之前，戈雅就开始采用两种风格与三种方式应对那个社会，应对国王和贵族们了。肖像画让戈雅远近驰名，或者说戈雅首先是一位肖像画家，有许多研究文章都说到这一点，“戈雅成为知名的优秀艺术家，收到的肖像订单让他应接不暇”。仅1783年夏天，戈雅就为西班牙国王查理三世的弟弟、国务大臣佛罗里达布兰卡伯爵、波旁王朝的唐·刘易斯亲王画过超地16幅肖像。成这宫廷画家的戈雅，自然少不了为他所经历的三位国王画像。

　　 戈雅用第一种风格画有《唐·刘易斯亲王一家》（1783年）、《奥苏纳公爵一家》（1788年）、《穿黑衣的阿尔巴公爵夫人》（1797年）以及《金琼伯爵夫人》（1800年），这些肖像基本上是一种真实的呈现，大都保持着绘画总是要为人物和环境增添几份美的基本宗旨。他的知音、当时西班牙妇女解放运动的发起者阿尔巴公爵夫人，以及带他进入贵族圈的唐·刘易斯亲王，和他的赞助人奥苏纳公爵和夫人，总不会带给他不好的心情，因此，这些肖像画自然会略带几份修饰，以表达他对这些人物的感激与尊敬。

　　 而为国王查理四世一家和首相戈多伊绘制肖象时就不同了。戈雅为国王查理四世一家画像前，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甚至反复研视委拉斯凯兹的《宫女》以获得灵感上的启发和技法上的保障，但是进入创作过程之中，戈雅还是不然而然情不自禁地采用了第一种风格中的第二种方式。意大利艺术史家宝拉·拉培利就说，戈雅毫不避讳地使用夸饰和略带讽剌的手法，描绘出王室这些略带虚伪的成人角色，例如国王脸上心不在焉的表情与王后轻蔑、可憎的神色。戈雅《查理四世一家》这幅画给人的直观感觉是，尤其是王后那骄纵、颐指气使、略带蛮横的神情，任何再华贵的衣服再配以戈雅华贵的色彩，都掩饰不住会让人相信，这位王后可能什么都做得出来。站在戈雅画笔面前的国王一家，表现出一个关系亲密的和睦大家庭的气氛，但因为戈雅并不喜欢这一家子，而让他曾经听到过的传言溢于笔端。传言站在国王和王后之间的安东尼奥亲王是王后与首相曼努埃尔·戈多伊所生，小亲王站在两人之间，但国王和王后心猿心马的神情让戈雅逮到个正着，并且毫不留情地把二人的表情真实的描绘出来。站在王后身边的唐娜·伊莎贝拉十分可爱也十分无辜，长大后西班牙以政治联姻的名义引荐给拿破仑·波拿巴，可是拿破仑拒绝了，并说出这样的话，“我不希望自己的继承人是一个衰微家族的后裔”，这算得上是任何贵族都承受不了的侮辱，何况一位国王呢，但西班牙早已不是拥有骑士精神的国家了。站在国王身后的年轻男子，就是后来接任父亲成为国王的费迪南多，在这幅画中，戈雅没有捕捉到日后他会那么独裁并开启西班牙历史上最具争议篇章的蛛丝蚂迹。

　　 在画《查理四世一家》时，虽然戈雅做了最好的准备，但仍然不能保证让国王认为这幅画是他喜欢的。戈雅对国王的认识对国王一家的认识，让戈雅在创作中途滑入第一种风格的第二种表达，人们一致认为这幅画笔着与表达十分坚锐，画中讽刺意味明显，其实人们一致赞赏的这种讽剌与笔调并不是戈雅事先准备好了的。无论什么时代，人们都十分赞赏艺术家的独特个性，和天不怕地不怕的批判精神，并号称这是为了真理，而《查理四世一家》这幅画中的讽刺性，恰巧是擅长巧妙策略的戈雅的一次失策。随着对国王一家表达越来越具体，他其实已经离开了现实的王宫，而离事先准备好的草图越来越远，离真实的国王越来越近，离创作也越来越近，而最终接近真正属于他的表达目的。一直追求真实呈现的戈雅，在国王一家尤其是国王面对他的创作时，国王平日施政所体现的真实人性以及品质本相，得到的奉承与修饰越来越缺少。这与其他宫廷画家完全不同，其他宫廷画家只要一有画国王肖像的机会，就会多送上几笔奉承。

　　 精明的戈雅即使再有胆量，他也一直担心自己的绘画作品会危及自己的地位，担心自己因不慎举动被皇宫冷落，即使他再有个性再有批判精神真理就在他的身边，也不会在一位掌控着宗教裁判所的国王面前卖弄自己的胆量有几斤几两。中国诗仙李白，他也只能要杨国忠捧墨，要高力士脱靴，但绝对不会犯上唐朝皇帝。中国诗仙蔑视权贵的传说，也只是因为人们太喜爱李白，而没有什么比诗人蔑视权贵更能让人值得爱戴的了，人们这般称赞李白其实有称羡的意味，是一种自我心灵安慰，符合中国大道，即有才就可以得到尊重。对李白的这般称羡符合中国人的心理期待。当然，人们用一种几乎仙化的方式传说李白的才情，“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街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也只是说李白喝醉酒之后才会偶尔蔑视一下权贵，从来没有传说过他无醉清醒之时蔑视过权贵。查理四世国王一家的事不是哪一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国家的事，整个皇宫、国王和挑剔的王后没有取消订单，居然接受了《查理四世一家》这幅画，说明戈雅即使情不自禁地采用了第一种风格的第二种表达，但也十分精明地隐瞒了让后人看来十分明显的讽剌。因此，说戈雅不畏权贵，在很大程度中，是后来人们从戈雅的《查理四世一家》中看到了满足自己心理的东西。特别是一些意识形态鲜明的时期，总是说外国的国王和本国的皇帝如何如何昏庸无能，总是从当年的艺术作品中找到批判他们的蛛丝蚂跡，用来满足意识形态的需要。

　　 戈雅借助第一种风的第二种表达，或者把第二种风格融入第一种官方正式的表达风格中，完全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看法，表达对人性认识进入到了何种层面。随着我们离那个还有宗教法庭的西班牙越来越远，带着我们时代的批判精神，这种理解就越来越有道理了，以致艺术史家认为，《查理四世一家》弥漫着坚酸的讽剌意味，戈雅借此表达自己的看法、热情和执着，并意识到自己背负着呈现历史的责任。背负呈现历史真实责任的戈雅，尤其是第二种风格总是从心理上起着暗示作用，责任感总是在个性层面不断地勾引他的批判冲动时，他就不会一直有这么好的运气了。1800年的7月到9月之间，戈雅画了当时最有权势和影响力的要人曼努埃尔·戈多伊首相，欧洲人都说他是王后的情人，国王查理四世沉溺于自我娱乐时，真正的权力其实由王后把持掌控，这位首相负责施行王后手中的权力。欧金尼奥·多尔斯在他的《戈雅生平》中讲道，“关于《曼努埃尔·戈多伊》（1801年）这幅肖像，有件特别的故事可以参考。戈多伊当时是令人厌恶的首相，还有个‘大香肠’的绰号。在戈多伊的肖像中，戈雅加入了一些稍加掩饰的揶揄，而收到这幅画时戈多伊并未注意到。不过，当然还是有一些人并不满意戈雅帮他们画的肖像：譬如佛罗里达布兰卡伯爵，这位伯爵是查理三世的首位国务秘书，他对戈雅帮他画的肖像很不高兴，但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给戈雅支付了画酬。”戈雅确实是个最写实客观的画家，但同时也是最了不起的主观梦想家，他借由心理层面所刻画出的深度，敏锐地将具有装饰性却又写实的元素注入他所画的肖像画里面，让人感受不到任何一丝奉承或者阿臾，他甚至还能很应景并十分得体地完成肖像创作。多尔斯的如此评述，让我们从另一方面看到戈雅其实十分富有生活技巧，他总是做得十分得体，以致连国王也不得不收下自己并不满意的《查理四世一家》。在有着异端裁判所的西班牙，只有具有了这种技巧，才能在应景中得以利用第二种风格接近真正的表达目的。因此，为戈雅用上狡猾、狡诈、精明、圆通、圆猾这些词汇，其实都相当于智慧之类的赞美，任何贬义都将无法改变戈雅体现在创作中的聪明的性质。只有戈雅，一种精明几份理性就能让一系列贬义词改变词性。

　　 人性中的黑色怪物

　　 画家没有耳朵相助，他眼前的世界总会趋向黑色，画家没有声音相伴，眼前的色彩总会混入一些黑色和寂静。世界在戈雅眼前水落石出时，他见到的首先是黑色，这为戈雅制造的难题是世界的真实色彩是黑色的还是彩色的呢？当戈雅极力发现表象世界以外的真相，他的画笔开始背离美术的最初宗旨——尽可能多地把世界的视觉美和精神美呈现出来，尽可能多地美化人物提升人的自信心是一位肖像画家的职业美德。但是，这个世界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呈现的并不是美好，这个世界在某些关键时刻展示的也不是美好的拯救力量，在紧要关头这个世界提供给人的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方向，这让画家的职业美德在戈雅这里发生了巨变——艺术家的职业美德在戈雅这里变成了文化道德和社会责任。

　　 戈雅在肖像画创作中，所采取的表达不仅仅是“肖像描绘”，其中融入的文化道德感让这位宫廷画家少了些溢美奉承的笔着，其社会责任让他的画笔从肖像深入到人性。《曼努埃尔·戈多伊》是戈雅为西班牙首相创作的一幅肖像，这位权重一时的西班牙首相肥大的身躯把一张豪华的椅子塞得满满当当，双脚漫不经心、调儿郎当地垂着，这极符合他“大香肠”的绰号。“从他的整个姿势上，我们就能感觉到他是一个追求虚荣、意志薄弱的人”，④这幅肖像画彻底勾画出了这位首相的趣味与品性，人性中的一些弱点跃然画面。戈多伊首相人性中的一些不良品质，让戈雅选择了他的第一种风格中的第二种表达，注入了一些可以掩饰的揶揄与揭露，而戈多伊没有识破，是因为这位首相相信只要是宫廷画师，都具有阿谀奉承的本领。可是，即使有这般强大的心理，戈多伊首相面对这幅画时，还是会感到紧张不安。佛罗里达布兰卡伯爵不满意戈雅为他画的某一幅肖像，也是因为这幅肖像画中有一种令伯爵紧张不安的力量。戈雅借助心理刻画，其深度触及到肖像对象的人性层面，而这是一个让人疼痛而又让人有口难言的微妙话题，这让戈雅在肖像画方面也没有丢失“戈雅是一位最写实客观的宫廷画家”的称号。

　　 在创作《查理四世一家》一画时，戈雅也没有荒废探视人的内心世界的机会。《查理四世一家》画的是最高统治者的家庭，他们的内心世界和人性特征最具有代表性，但直到国王与王后笔直傲慢地站在戈雅面前时，他们的表现并没有什么改观，甚至没有一点儿遮拦，这可能是基于一种关系。戈雅与查理四世的关系，就像委拉斯凯兹与菲利浦四世的关系一样，戈雅是查理世四最信任的皇家画家，国王查理四世一家的肖像专由戈雅来画。在《查理四世一家》这幅画中，人们看到戈雅对国王一家所有人的外貌和内心所使用的笔致都很尖锐，或者任何一位画家在面对这么一个家庭时，只要真实就会是尖锐的。一般而言，宫廷画家在画皇家肖像时，总会尽量地描绘得高大、漂亮、高贵、正面一些，而戈雅的这幅画肖像画毫不修饰，更没有溢美的笔致，对每一个人的描绘都没有一点儿奉承之笔。尤其是画王后玛丽雅·露易莎时，戈雅更是毫不留情地采用了客观表达，以致让人看到这位来自高贵的意大利巴马的女人，她只是一个金光闪闪的漂亮衣服的衣架，她的脸上老态毕现，专横骄矜终横，但隐隐带有一点她自己隐瞒不了的凄惨神色，戈雅的真实笔着对这位王后的未来带有一定的预告性。因其真实原则，戈雅的真实笔触似乎是相信了这位王后的各类传言，这位王后专横，尤其以情人不断而闻名，戈雅真实的笔着告诉人们戈雅相信那些让这位王后闻名于世的传言，而王后内心世界的鬼怪和深藏在她人性深处的怪物，时不时浮现在她的脸上和行动中，这让致力于发现外部世界的真相的戈雅，无法违背他的艺术原则，无法弃背为历史提供真实细节的责任。

　　 因为确立了责任，在创作肖像画时，戈雅就一直在观察人的内心世界和人性深处究竟躲藏着什么。“在此期间，一个与之前截然不同的主题开始引起他的兴趣，并且对他往后的作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个充满幻想的题材，画中绘有看似怪异的生物；1788年在瓦伦西亚大教堂创作的《圣弗朗西斯科·博尔哈》，画面的背景上即可见到一些这类的怪物”。 宝拉·拉培利所说的“在此期间”指的是1788年前后，但发现这些怪物，开始观察认识这些怪物其实要比表达或者画中出现怪物要早得多。在戈雅1786年被任命为“国王的御用画师”之前，他的肖像画表达就注意到了人内心深处隐约藏有一些怪物。许多年后，也就是在刻画心灵已经习以为常的年代，还有人（比如曼努埃拉·梅纳·马克斯）强调说戈雅在这方面的表达只是来自智慧，“由于深具智慧和敏锐度，戈雅能看透作画对象形貌以外的层面，凭借直觉洞悉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如果不是责任使然，如果不是为了完成属于画家自己的表达目的，仅凭曼努埃拉·梅纳·马克斯所说的智慧与敏锐直觉，戈雅是无法洞悉人的内心世界的。真正让戈雅摆脱世界外相，使他的创作获得洞悉力量的是他认识到真实不存在于世界的外在表象中，是他致力于真实创作这样的实践，因此，戈雅仅用肖像画，就组成了一段个人、文化、政治的历史，刻画了人类心理、心灵、人性的精神史。这一组成中占重要地位就是那些出现他画中的怪物，他的唯一活得比他长的儿子哈维尔·戈雅就说，他的父亲以前就说过，召唤“环境的魔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戈雅看到装饰世界的是彩色，勾勒支撑世界真实性的是黑色；活跃人们活跃社会的是外在行为，真正作用于人类的则另有一个内部世界，戈雅在画肖像画时，就从人的身上寻找看穿表象的方式，因此他的画笔总是紧紧追击人性。这一点获得人们的重视，“没有一位艺术家——即便使波德莱尔——能够如此清楚地显露出这股不可抵挡的力量。戈雅想要让这个世界承认自己只是一个外表，也或许是一种欺骗，因此使用单一的色调来隐藏色彩”，不仅如此，戈雅用黑色来识破彩色对人们的欺骗。安德烈·马罗喜欢戈雅黑色的革命性，而我比较看重戈雅运用具有革命性的黑色的实际目的。自他创造了两种风格的不同表达后，他运用单一色调不是为摧毁现实，也不是为创建风格，而是为了让他的眼睛看穿表象的同时，进入那个真正作用于人类的内部世界，去评估那个真实的黑暗的内部世界对于人类起着什么作用，他的评估过程就是用单一色调呈现他的评估结果。

　　 戈雅掌握了评估结果后，他再也不用传统的、那些并不属于他的艺术方法掩盖自己在发现过程中承受的痛苦。戈雅在创作《查理四世一家》、《曼努埃尔·戈多伊》时承受着极大的压抑与无聊，一是因为他宫廷画家的身份，二是不想让生活陷入从前的窘迫，三是不想毁灭他的努力结果。这些原因让他画宫廷肖象时十分无聊，能够破解这无聊或者带来乐趣的，就是发现描绘对象的真实人性，揭示刻画对象的内心世界。戈雅痛苦的真正原因就是能否“真实表达”，这就意味，如果要摆脱这一痛苦，就得彻底地撕毁宫廷画家肖像画家的面孔，彻底地卸去世界的彩色。现在，人们赞扬、钦佩的仍然是戈雅的精神、他的革命思想以及他敢于揭露当时西班牙生活和人性黑暗的勇气，这是出于人们一直认为“艺术是一种抗议的手段，否则就不能算是艺术”这样的观念。罗德里戈·莫伊尼汉就说，戈雅的抗议手段其实是更深奥且更完整的形式表现，他承认戈雅创作目的并非出于纯粹的美学的探索或者是创造一个美丽的艺术作品，但他仍然把戈雅沉迷于描绘周遭的实现世界，其价值在于揭露其丑陋的一面。艺术的本质要求就是客观表达，就客观表达这一点，大多数艺术家其实并不称职，如果有哪一个艺术能够真实的表达，那也是他应有的责任，并没有什么更多余的精神值得人们大加赞扬，一个画家真实的创作，与一个农民真实的劳动其实一样。戈雅执着于艺术的本质要求而得到赞扬，可见艺术家偏离艺术的本质已经成为令人担忧的事了。

　　 同时，我认为世界丑陋的一面，和世界美好的一面都属于世界表象，两种不真实中，世界不以丑恶行于世，而以美好敷衍于世，在于人的习性、喜好与判断，在于人善于选择一种程度较轻、善于驾驭、容易驯服、容易认可、容易修饰、容易转化的丑恶，而人在为世界万物分配丑陋和美好这两个词汇时，人们选择将美好这个词汇分配给更能蛊惑我们的事物，因此不能说丑陋、邪恶就比美丽、善良真实，也不能说表达美就不真实，揭露丑恶的画就真实，揭露讽剌丑恶就达到了表达目的，因为丑恶的真实深深地隐含在丑恶的原因、丑恶的支配条件和丑恶动机之中。

　　 直到《战争的灾难》（1810-1820年）这个系列，戈雅才把导致丑恶的支配条件揭示出来，告诉人们丑恶为什么丑恶，而让人们对丑恶的憎恨不再停留在丑恶本身，同时，对人性的认识与表达也更多的渗透到他的肖像画中。《1808年5月2日》是《战争的灾难》这个系列中最重要的一幅画，这幅画展示的是抵抗者与入侵者、正义与邪恶的对垒与互搏，入侵者有多邪恶，正义者就有多勇敢。这幅画的语义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的看画人的同情心和恐惧感的不同交织程度一层层揭开，一点点延伸，一点点变化，当胜利的天平倾向入侵者时，弱者的正义获得同情，弱者的抵抗具有正义价值。胜利的天平倾向抵抗者时，首先实施邪恶的入侵者变成了反抗者，变成弱者。在戈雅的这幅画中，被正义、激情与疯狂牢牢抓住的抵抗者，展示了比入侵者多数倍的暴力，他们的果敢、勇气与愤怒燃烧着正义，战争中潜伏在人性中的怪物让正义与邪恶发生转换。在这个世界，只要与利益相关，只要以立场表达利益，正义就没有丝毫保障，《战争的灾难》揭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这个人类似乎并没有什么能够保证“正义永远是正义”。雅克·路易·达维特（又译大卫）的《阻止战争的萨宾妇女》让我们相信人性的力量，相信人性与正义的孪生关系，但是，戈雅的《5月3日》中的残暴激活了《5月2日》中的惨烈，我们从达维特的《阻止战争的萨宾妇女》和极少极珍贵的传说中获得的人性安慰，在戈雅的《5月3日》和《5月2日》面前顿时卒死，正是人性中的怪物盗用正义制造了《5月3日》和《5月2日》中的惨烈与残暴。

　　 戈雅在《战争与灾难》系列中架设了一台人性天平，让人们观察是什么让人性的值高高翘起，又是什么让人性的值沉沉跌落，也让人们看到，没有《阻止战争的萨宾妇女》中那种人性保障，达维特另一幅画《贺拉斯兄弟的宣誓》中所表现的人类正义与勇敢的结合是多么不可预测，没有理性保障，正义与勇敢结合是多么可怕。戈雅的《5月2日》让人看到的是人性没有绝对值，人性不仅脆弱，而且极易与兽性互换，并且极易导致正义与邪恶互换，如此一来，如果理性沉睡，人性中的怪物苏醒，正义与勇敢结合就会极其残暴。

　　 战争在《5月2日》中暴露了它的残暴，世界在《5月3日》中暴露无遗地展示了它的本质上的丑恶，但这也只是展示了战争、人类和世界的表象，只有当戈雅在画中表达出人性被恶魔驾驭后制造的惨烈场景，并用他的画笔表达出“邪恶”与“正义”辨证性，我们才在“识破正义的两面性”上发现戈雅的表达价值，从而收获戈雅的表达真实。他的表达具有突破与启迪性，能让人在认识中获得修正自我的力量，让人们认识到，失去人性准绳，英雄会变成恶魔，这不是一种换算所得的结果，世界如此丑恶还有更深的原因，人“自己的世界”变得丑恶并不因为别人，更内在的东西在支配着这个人类这个世界的行为。

　　 描绘西班牙民间古老传统的《女巫安息日》（1897-1898年，又叫《巫魔会》），变成一只羊的魔鬼处于画的主要位置，看上去并不比巫并不比人邪恶多少，这变成羊的魔鬼从无形到有形，是因为巫的需要与召唤，是巫早在魔与人之间划上一个等于符号，在人拥有巫的身份后，魔也了解了人的习性嗜好与需要，魔才比照让人感到亲切的形象出现。《女巫安息日》展示了魔的由来路径，半月低垂之际，丑陋的女巫，被献祭的小孩，尸体和残骸，天空中低飞的蝙蝠，夜色薰染的恐怖，女巫们夸张的欢悦渲染的邪恶气息，丝毫切割不开画中的人魔整体，丝毫破坏不了人魔的密切关系，种种怪物占领了我们的视线和心灵，但人们仍然无法确信这已经不是人间。人们明确看到的是，具有亲切形象的羊的魔爪已经伸向小孩，魔爪可能被小孩的童真放大成为一个亲切的玩具，而这个具有亲切形象的魔鬼，它来到人间的路径是人的心灵和肉体，是人的欲望和需要。人类用自己的同类向神、魔献祭时，选择的大多是幼童或者是少女，阿伽门农率领希腊联军出征特洛伊时，向神献祭时选择的是自己的女儿，献给神的是纯洁与洁净，才获得神的允诺，才获得出征的正义性，才能顺利出征，战争者获得神的允许获得正义，需要表明人类表明出征者的纯洁。

　　 但是巫怎么知道魔鬼的这一不洁要求呢？或许女巫从自己身上比较出纯洁的价值，知道纯洁是有价值的。人或者巫知道只有少儿和幼女人性中还没进驻怪物，巫或者人选择纯纯的幼儿和少女作为祭品，为的是安抚或者驱除人间以及人内心的魔鬼。戈雅的另一由幅画叫作《理性沉，心魔生焉》，进一步说明《女巫安息日》的那只亲切的羊来自哪里，进一步强调了自我认识的重要性，进一步强调对人性进行理性守护的重要性。这符合人类史中一直保有的告诫：向恶魔献祭并不能满足人类初心。

　　 戈雅一直坚持对内部世界的认识，对人类许多恶行的力量之源的认识，在西班牙民众迎接一个新时代之际，这种导致恶行的力量并没有消减。“查理三世的死亡，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宫廷开始吹起改革风，新继位的国王和王后并不关心多数老百姓的恶劣居住环境，他们把一般平民的生活看得尚不如娱乐消遣重要。然而，戈雅本人却变得越来越有社会责任及政治意识，并且认为自己应该更积极呈现历史的真实样貌。” 宝拉·拉培利认为是一种恶劣环境和戈雅自动表现的责任感让这位画家注视到了人性问题。恩里克·拉富恩特·法拉利在《5月2日战争画用与手法探讨》中说，戈雅“以一种激情、直接的态度，再加上一个完全朴实，只就观察和想象的纯粹印象来描述事件。这原本并不存在于艺术里，直到戈雅开始挥舞手中的画笔时。戈雅这位艺术家打破过去以来受到尊崇的传统，并大胆冒险进入一种未知的境地。他的画作是一种强烈的抗议、一种恼怒的嘶吼，带有一种‘现代’人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意见的特质。”对戈雅的这种艺术价值歌颂，不能让戈雅更伟大，只有在不同的时代对他作品的思想价值进行不断地确认不断的理解，才配得上戈雅终生的努力和一生经历的磨难。米歇尔·福柯这位哲学家就是这么做的，从戈雅的“聋人之家”一系列疯癫形象中，发现“疯癫与理性之间的交流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改变了时代的语言”，⑤并多次替戈雅强调，以前相互纠缠的疯癫与理性、非理性与理性，现在越来越疏远，疯癫和愚蠢在人类罪恶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只要人类有表达，表达自我在任何时代都享有第一位的序列，而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现代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越来越穷于表达自我，才让现代性多了一个特征，而自我表达这一现代性的特征，对于那个时代的戈雅来说是一种伤害，因为具有现代性的自我表达，仅限于表达自我感受，对于具有代表性具有责任感的戈雅是一种约束。而那个时代戈雅的自我表达，不限于自我，而是以自我感受集中更为广泛的体会与领悟，即戈雅的自我感受能代表人类普遍感受，关健一点还在于表达自己的感受时，戈雅同时还要真正感受到人们感受到了什么。当戈雅感受到那些作用于人的人性怪物将带来何种恶果，并以画表达出恶果造成的恐怖场面，这是一万个只表达自我的现代性艺术家都不可比拟的，因为许多现代性艺术家的自我表达中具有抛弃性质，带有拒绝性质，以致他们的自我表达与时代与人类不太相关。戈雅表达的自我感受关乎人类存在、终极价值与时代方向，并采用一种不太直接的看起来很传统的表达，也要比只表达自我的个人命运与个人苦闷、现代性极鲜明的自我表达有价值得多。因此，戈雅于后世最重要的并不是革命精神，也不是他开创了什么风格，更不是于现代派艺术有何种启迪，而是他预感到一种可怖的未来，并以一种准确方式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理性沉睡，人性中的妖魔鬼怪就会张开翅膀。戈雅能够如此直言不讳，是他的艺术创作承担起了一种人类责任。

　　 神和魔最喜欢的祭品是人类理性

　　 在所有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中，神和魔鬼都要求祭品纯洁甚至圣洁。戈雅的《女巫安息日》描绘的是西班牙民间古老传统，在这种祭祀场所，女巫手中的祭品是一个婴儿；阿伽门农向神献祭的是自己的女儿。阿伽门农率领希腊联军出征特洛伊时，向神献祭时选择了女儿，只有联军统帅向神献上纯洁的女儿，希腊联军才能获得神的允诺，才获得出征的正义性，才能顺利登船出征。向神和魔献上最纯洁的祭品而满足人的愿望，这出自人类心理，人认为只有献上最好的祭品，获得的也会是好的回馈，结局也会最好。这种心理导致人类为了实现某个目的而付诸最大努力。这种心理以及“最大努力”当然正确，只是最大努力产生突破性后，失去理性因素的最大努力反而破坏了努力的纯洁性。

　　 《女巫安息日》中，那个婴儿无疑是最纯洁的，这个祭品的纯洁性类似于最大努力的代价，祭品的纯洁性中饱含人的期待，祭品越纯洁，给献祭者带来的东西就会越好。纯洁代表初始性，纯洁成为人类的初始性，意味着人类保持初始性保持纯洁性具有重大意义。初始性纯洁性与人类理性的关系是，在没有什么能够保证纯洁具有天然力量和永恒不变品质的情况下，只有具有理性，才能保持纯洁性，而且纯洁的成色还要看理性的成色。神和魔鬼在各个受祭场所都要求祭品是最好的，人类献祭活动中的祭品一般也是“最好的”，人要拿出最好的也是人最珍爱的物品作为祭品，需有理性判断，阿伽门农选择自己的纯洁女儿做祭品，也是理性判断的结果，而就在他做出决定献上自己女儿的那一刻，祭品的纯洁性保住了，阿伽门农的理性、人类理性也随着纯洁的女儿成为祭品，因为，只有放弃纯洁性的保障“理性”，牺牲理性和美好人性，理性和美好人性成为献祭的牺牲，人才能交出最纯洁也是人最珍爱的东西。神和魔喜欢的纯洁祭品上有一种比祭品本身更好的东西，神和魔鬼最喜欢的祭品其实是人的理性。

　　 宗教以外的一些人类活动也含有祭祀活动的献祭性，在诸多人类活动中，除了宗教活动要向神奉献人的纯洁性以表明虔诚态度以外，人类宪法活动政治活动也是如此，比如人要向一部法典一个政治机构一个政治象征体一个政治符号保证其忠诚以及忠诚的纯洁性。向一个政治象征体保持纯洁度，基本上就是向这个象征体奉献上人的纯洁性和理性。希腊的神们向斯底科思河起誓，美国有向宪法宣誓仪式，或者是进入法庭作证的人要手按宪法大典宣誓，也含有献祭性，人的理性起码要在这个作证场所符合宪法要求，要在这个场合完完全全地献上人的理性。宣誓仪式其实是在调集理性，调集理性保证忠诚度，在宪法看来，唯有理性才能保证人诚实、忠诚与客观。一部法典以其公正性能让人放心地献上理性，但众多证人以及众多证人献上的理性，并不能保证审判的绝对公正，因此，一些人类活动也会像祭祀活动一样，人的理性也会像献给神和魔的祭品一样，成为一种牺牲。

　　 一些人类活动已经具有了历史性，已经成为事实，并有了它特定的文化内涵，但是，这些人类活动依然缺乏一种信仰，缺少精神和理性保障，可是这些事实却一直在作用人类。“时至今日，事实左右着生命构建的力量，远远比信念更为强烈。而且，很多的那些事实，几乎从来没有变成过信念产生的基础”⑥。人类确实有好长一段时间是靠历史支配，而不是靠理性驾驭信仰指引，缺乏理性的人类活动，就像本雅明说的左右人类生命构成力量的事实，不能成为信念的基础。缺乏信念基础的事实驾驭生命时，生命行为构成的人类活动多少会缺乏点理性，人从而会陷入非理性生命制造没有信念基础的事实，没有信念基础的事实左右生命构建力这一循环。“历史”或者过去的“事实”其实是判决错误监禁魔鬼的监狱，但是这一循环将解除对错误和魔鬼的监禁，因此，这一循环中更令人害怕的是，缺乏理性信念，人的喜好会和魔鬼相同。在《女巫安息日》中，变成一只羊的魔鬼看到女巫献上的婴儿，其姿态和面部表现出由衷的喜悦之情，其实，祭祀的意义、祭品的价值，魔鬼并不知晓，无所不晓的神在祭祀中也不知道祭祀有多大价值，只有人才知道献祭的意义，因为实质上祭祀和献祭都是为了满足人的心愿，人自己其实和神和鬼一样，最喜欢的祭品也是人的理性。戈雅以后的时代证明，没有理性制约，人更自由，人的权力越来越大，人会还会跨界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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