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现实关怀与批判乃艺术良知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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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报》第128期 新闻时评
《我不是药神》，一部只是忠实叙述与还原底层大众在日常生活窘境中为求生而挣扎的国产片，没想到在豆瓣网评分竟获得近乎满分的华语电影奇观。纵观豆瓣网多达15000多篇的影评文章，几乎绝大多数都是在高度赞扬该片编剧与导演真切关怀现实社会大众生存痛点的批判现实主义叙事立场。 如果说《我不是药神》的火爆上映激发了人们对批判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回归这一话题的话，那么，2003年上映的另一部国产片《卡拉是条狗》，则应被我们视为批判现实主义在中国影坛回归的先声，这部聚焦于底层小人物日常生活卑微状态的影片上映后，曾先后获得了第10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和第4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电影奖。面对中国电影人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先后创作出来的带有浓郁批判现实主义色彩，并获得海内外普遍好评的国产影片，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下如下问题： 为何批判现实主义成为社会大众普遍产生共鸣的一种审美表达？现时代的艺术家应怎样处理自我与时代、社会、大众之间的关系？社会转型期的文艺作品是否应对社会与大众（尤其是社会底层）承担社会道义与责任？为何同属于艺术领域，美术界艺术家们普遍不具备电影艺术家们的社会责任、担当意识，甚至生产不出来推动社会进步的杰作？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有无可能在当代美术创作中再度获得生命力？…… 作为一种普遍或总体存在，当下的美术界的确缺失了对时代、对民族命运共同体、对人类终极价值的关怀，其结果便是，美术界的许多艺术家或者只把目光锁定在有望获得大奖的重大主题创作，或者陷入到了病态的个人审美小情趣日复一日的描绘之中，或者热衷于为艺术市场生产取悦于他者审美目光的商品行画，更有甚者干脆沉溺于各种低级与猥琐趣味的“艺术”怪圈之中不能自拔。简而言之，美术，如今已基本变成与大众没有多少关系的一种行当，艺术本身也变成了艺术圈孤芳自赏的娱乐活动。 不可否认，美术创作是相当复杂的艺术门类，故而我们不能一刀切地要求不同类型的美术家都去创作再现或写实性质的作品，所以，我在上面所指出的问题，也仅针对擅长于塑造或描绘叙事性质或写实主义作品的美术家。 尽管我对中国擅长于写实主义或叙事风格的美术家有诸多的不满，但是，去年岁末中央美院美术馆引进的德国艺术家基弗的作品展，以及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在今年夏季举办的“一个天才的心相——忻东旺艺术作品展”异常火爆的观展热潮，都在向我们证明社会公众对关注社会问题、同情社会底层、揭露社会矛盾的美术作品的热切期待与热切欢迎。 夏季那个炎热的下午，当我举目观望排长队等候参观的人群时，我的确感受到忻东旺生前创作那些底层人群作品的旺盛生命力，而忻东旺也正是通过他笔下那些为中国现代化与都市化进程作出巨大贡献的民工群像的生动描绘，才给我们的美术史留下一笔不可多得的艺术社会学证据。与此同时，其大量的遗作也显示出他对现实的关怀与批判，并证明他数十年如一日为底层人群造像的艺术良心。但遗憾的是，如今，像忻东旺一样持之以恒用画笔讲述底层故事的艺术家已经少得不能再太少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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