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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现代艺术中的美究竟是什么？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2018-12-26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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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在南京师范大学悲鸿讲坛作的第四场讲座，基于“现代艺术已经不再关心美的问题”和“美学有必要建立一门‘丑学’来解读现代艺术”两大观点，指出这种认识的产生在于没有弄清楚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什么是美？即美的本质问题。

原文 ：《现代艺术中的美究竟是什么》

本报特约记者 姜晶花

图片 | 网络


从西方美学发展历程看传情论美学

对于美的本质，邓晓芒先生通过梳理从古希腊以来的哲学和美学观点指出，现代抽象派的艺术和现代非理性的艺术，对西方传统美学有关美的本质的认识几乎全部颠覆，特别是古典主义美学原则和谐论被抛弃了。现代艺术发展是不和谐的，充满冲击、怪异和不平衡。邓先生例举黑格尔的艺术衰亡论，认为不论是客观事物的和谐还是主观心理的和谐，在艺术中都遭到了毁灭，主客观和谐不再是现代艺术中所要表现的。因此，在现代艺术中并不把“美（即和谐）”作为艺术表达的主题，全世界的美学家和哲学家对美的本质问题集体沉默，使得现阶段美学进入反本质主义阶段，摧毁、质疑了一切审美标准，这是后现代时期国际美学界的大趋势，中国美学界也追随其潮流。

邓晓芒：现代艺术中的美究竟是什么


针对这一问题，邓先生用哲学思维重新定义了美，并用来分析了现代艺术的一大批名作。他的传情论美学对美的本质提出了三条定义：美的本质是对象化的情感，艺术的本质是情感的对象化，美感则是从对象化情感中感到的情感共鸣。其中邓先生对情感作了区分，认为情感与情绪不同，情绪激动是下意识的本能和生理上的刺激，是主观内在的、不能对象化的；只有有对象的情绪才是情感，如爱、怜悯等。他认为，这种区分是利用了汉语的优势，美学的细微之处只有汉语可以表达。而有意识的情感本身也会带来另外一种无意识的情绪，它作为情感本身的形式不是由本能带来的，而是基于情感的一种高级情绪，是对某种情感的精神性感觉，这种高级情绪可以看作情感的“格”，称为“情调”，特别适合解释现代艺术。现代艺术的传情主要是传达情调，这正是现代艺术所极力追求的整体审美效果。现代艺术虽然超越了具体的情感，只表现整体情调，但这种整体作用最终还是立足于精神性的情感之上的。


现代艺术中美的特点

从传情论美学视角，可以理解古典艺术和现代艺术。现代艺术不是那种直白的情感传达，而是致力于传达情调。这种情调并不等同于本能和生理上的情绪，而是最终由情感引发并且是建立在情感之上的，所以仍然是精神性的。它是更高层次的感动，提升到了“人生感”或“世界感”，常常有宗教背景（黑格尔）。

基于此，邓先生认为现代艺术有以下特点：第一，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不同，它对观众有更高的要求，这使得现代艺术成为小众的艺术，即只有一部分人能够欣赏。现代艺术个人化色彩浓厚，在艺术趣味上更具有超前性。第二，现代艺术是对人类艺术趣味的一种精致化、丰富化和深刻化。现代艺术致力于从各个不同民族文化的情调中吸取营养，从小孩子和原始人类那里倾听精神的形式，甚至从疯狂、梦幻和性格乖戾的人身上展示人性多样的形态，使欣赏者更深刻地了解到自己是什么人和可能是什么人。例如，高更的画中含有晚期海德格尔天、地、神、人一体之意境；梵高的画不是宁静安详，而是躁动不安，他画的不是上帝创造的成品，而是创造的过程。第三，现代艺术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每个现代艺品都是艺术家结合当时的时代精神和时代背景作出准确的反映。但每个时代都是从前一个时代发展过来的，每个时代都能激发起对以往时代的回忆，这也是对人性成长过程的回忆。今天每个人的精神生活中都积淀着整个传统，这就是生长着的人性，《米罗的维纳斯》、罗丹的《欧米哀尔》和蒙克的《呼号》表现的是人生的象征。


现代艺术与美的关系

在这种意义上，现代艺术正如传统艺术一样，所表达的主题仍然是美。现代艺术仍要把艺术家自身的情感，连同这情感所带有的情绪情调表达在一个对象上，并通过这一对象使这种情感和情绪情调在人们心中造成共鸣。因此，只要现代艺术在观众中造成了情感或情调的共鸣，它就是美的。印象派、表现派、立体派更多是表现某种情绪，但不是本能的情绪，而是某种世界感，带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惊讶。对于一般的世俗情感好像是没有触动的，他们的情感是形而上的，具有抽象性，例如塞尚的《静物》、毕加索的《阿维农少女》。

邓先生通过批评一些观点来阐释现代艺术与美的关系。例如，批评“现代艺术就是要展示丑恶，而不是从丑里面看出美”的观点，认为这是对艺术的践踏和扼杀，是“反艺术”。如杜尚将建筑市场上购买的小便池命名为《泉》，有人认为是“改变了西方现代艺术进程”；之后又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上加上两撇大胡子，被称为“西方绘画史上的名作”，等等。邓先生指出，这些不能被认为是艺术，只能说是艺术事件，只是某种艺术主张的符号，其中根本没有艺术创作，没有将情感对象化，因而没有美。又如，批评某些“过度解释”，认为现代艺术需要解释，但并不是过度解释。他例举了过度解释的典型代表海德格尔，后者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对梵高《农鞋》作了诗一般的过度解释。再如，批评行为艺术的过度泛滥，用裸体、搞怪，为了一点点小理由，或者通过性解放来宣泄压抑，这不是艺术，至多是宣传和街头活报剧。邓先生认为，有无震撼人心的情感共鸣是判定艺术和非艺术的关键。

因此，在现代艺术中，运用传情论美学的审美标准，就有可能结束目前艺术“脱美”和失范的乱象，使艺术和科学、道德一起，成为人类超越自身动物性、走向真善美三位一体的人性理想状态。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37期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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