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误读：关于“诗歌榜事件”的若干反思
|
反思一：诗歌榜的隐晦目的 我必需在开篇这个醒目的位置再说一次，我们的诗歌榜遭遇到了致命的误读。这份诗歌榜，不是认证的标签，不是吹捧与棒杀，不是狂妄自大的话语暴力。它仅仅是现代汉诗研究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充分个性化的思考和探索，是一份来自诗歌爱好者的建议与提醒。我们希望通过榜单的制订，对2006年度的诗歌现实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对于整个诗歌研究计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想厘定当代汉语诗歌在多种类型媒介中的接受版图，并对诗歌接受理念以及重要刊物和专栏的编辑理念进行梳理归纳。为什么诗歌年选层出不穷，而这样一个全面比较与分析的工作没有人进行过？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是一项耗费时间与精力而无所报偿的工作。对全年几十份诗歌期刊、网络诗歌与民刊诗歌进行阅读并筛选，任务是非常繁重的。不是对诗歌现实有一种热切的关注、对诗歌本质有一种探索的热情，不是对诗歌有一种热爱，这个工作根本无法完成。 在榜单制订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诗歌接受中的一个事实：大量有正规刊号、读者众多的诗歌刊物的编辑们正在挥霍他们手中的某种诗歌传播资源。这和当代诗歌的民间化、江湖化、帮派化，以及优秀诗作和诗人的隐匿和流失有直接关系。他们和批评者一样，负有发掘、推介和引导的责任。一个刊物、一个诗歌编辑不可避免地会刊发一些平庸的诗歌，但是，如果频度过高，就说明他们的诗歌审美和鉴赏伦理出了问题。在诗性沦丧、诗歌低靡的今天，这是不可原谅的罪责。所以，庸诗榜、最差诗刊、最差诗集的制订，首先是对诗歌刊物、诗歌编辑以及诗歌遴选者的重要提醒。可惜，在榜单发布以后，我们收到的反馈信息大多来自上榜诗人。这种状况和我们的初衷相去甚远。 在诗歌榜中，我们以最差诗刊和最差诗集的方式对《扬子江诗刊》和诗集《与史同在》作了一个编辑提醒。它们在诗歌理念上存有相似的问题。发起人和评委主要集中在南京，和这份刊物并无个人恩怨。实际上，和2006年度的《扬子江诗刊》一样陷入低谷的诗刊还有一些，但为了表达弃绝地域偏见的立场，我们选择《扬子江诗刊》上了这个榜单。虽然在江苏媒体报道时故意弱化了这一项，显示出地方保护主义和一定的意识形态紧张，但是，《扬子江诗刊》的主要编辑者仍然很虚心地通过电话向发起人征询编辑策略。这让我们十分欣慰。我对这一点并不悲观：南京现代汉诗研究计划将和《扬子江诗刊》保持一种良性互动，甚至建立诗歌传播和研究的合作关系。我们也想提醒读者注意，对老诗人、名诗人的尊敬与对他的诗歌观念的反省，并不存在本质冲突。而在这之前，诗人的名气频频被误认为安全的诗歌标准。这两个项目的设置，与诗歌贡献榜的设置有共同的纯粹愿望，就是清洗与剥离诗歌中的杂质，珍爱诗歌，培育诗歌。 反思二：你们是权威吗 我们推崇诗歌民主和诗歌自由，不准备塑造权威，也永远不充当权威。相反，我们的诗歌榜，是对文学批评阶级和文学“权威”的深刻诘问。类似于“是否权威”的提问携带了过多的文学批评的权力意识，但是对于诗歌而言，现在最迫切的事情不是清算这种意识，而是质疑当代学术权威的树立过程。在这种质疑中，一个诗歌批评格局的重要特征浮现出来：学术体制和批评机制中存有过多封建因素，导致了批评的堕落和诗歌标准的缺失。这种现状正是这份榜单产生的主要动力。一位真正热爱诗歌、有诗心的人，即使在榜文细节上找出一些粗糙之处，在审美趣味上与制榜者并不契合，也不会从根本上否认诗歌榜作为一种特别的诗歌批评的意义所在。 报道榜单时，各媒体的取舍并不一致，包含了较为复杂的文化互动。媒体对事件新闻兴奋点的选择很有趣，但是，我最关心的是，我们在榜单中隐含的诗歌建议，是否已经借媒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传递给了诗歌编辑和诗人，以及热爱诗歌的人们。从一些诗歌届人士的偏激的言论看来，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让人悲哀的是，当榜单潜在的诗歌意义被很多居外人感受到的时候，这个榜遭遇到了某些诗人刻薄的责难和攻讦。 这个事件包含的文化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归纳：媒体层面和学术层面。大众传媒对于诗歌事件的关注度提高了，可能和2006年 “诗人”所引起的系列新闻有关。诗歌排行榜事件的核心问题在于，发起人以独特的方式对诗歌标准的丧失表达了焦虑。这不仅仅是对诗歌编辑、诗人的审美提醒，也是对诗歌研究者的审美提醒。可惜，在媒体的热闹炒作中，极少有诗歌研究者和批评者参与。这至少说明，当下诗歌研究者在评判标准的紊乱中，同时失去了言说的勇气和激情，失去了必要的文学责任的担当。因为，任何时代的文学批评者，都有责任引导读者靠近文学之美，诗歌之美，而不是放任自流，甚至被读者的庸俗口味所引导。 文学作品在流传，在经典化。在这个过程中，必将有作品被淹没，挥发在文学接受空间，了无影踪。但是，如果一个时代文学的标准丧失了审美底线，充斥着难以祛除的媚俗倾向和庸俗趣味，那么，具有珍贵审美品质的作品就会被浊流吞噬。所以，文学标准问题不讨论，当下文学的根本问题就无法解决。批评界所广泛存在的马屁文化、跟风行径、名人心态、权力意识，已经促使文学批评伪问题泛滥，矫情的批评和虚伪的批评成为批评的主流。批评家丧失了探讨真问题、说真话的勇气，也丧失了甄别和遴选的审美能力，最终导致了当下非常严峻的学术危机。诗歌排行榜事件使这种学术危机昭然若揭。 这个时代的文化转型导致了文学标准问题的突显。在多次研讨会上，诗歌研究者卑微到了提“标准”色变的程度。这是当下文学审美萎缩的典型症状。文学研究制造了大量学术泡沫，这种畸形的学术研究在体制的掩护下在学院中间迅速蔓延，研究者们看到的是职称，是名利，是科研项目与经费，是所谓的“核心期刊”、“一流期刊”，就容易忽视学术研究的真问题。在学院派之外的评论家中间，则存在浓重的江湖义气，大家互相追捧，“帮忙”和“帮闲”的文人多，具有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少，也使得文学批评标准迷失，批评伦理混乱。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批评家们揭示这种文学的危机和学术的危机，直面当下的文学现实，并展开一场文学标准问题的广泛讨论。 反思三：你们是否在炒作 任何一位在体制内工作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很清楚，在大众传媒中成为新闻热点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它有可能让一位研究者在学术领域内声名狼藉，失去获得科研项目和晋升职称的机会，甚至失去工作。这使得很多学者为了避免“炒作”的嫌疑，在面对公众文化事件时望而却步，学院派的批评所形成的潜规则的杀伤力直接威胁着学者们的学术生命。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中国，敢于维护自己独立话语尊严的公共知识分子很少。任何一颗学术明星的升起，和大众传媒之间都无必然联系。 但是，毫无疑问，我们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份榜单，读懂榜单后面丰富的潜台词，意会我们的良苦用心，并了解我们的研究计划，和我们一起思考和建设。无庸讳言，在榜单发布的最初，我们曾经有意识地推介过它。也无须讳言，在榜单中，我们设置了年度诗性人物的项目，上榜的三个人物皆为热点媒体人物。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种诗歌行为达到以下目的：首先，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让人们意识到，对诗歌的追寻，必须从对诗性的追寻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讲，诗歌并不是写出来的，它是一种积累和养成，是一种传统的承接和发展，是一个民族的审美素质和诗学素养的自然呈现。在中国现实生活中，诗意难觅，诗性流失，又怎么期待这样的土壤里生长出好诗？其次，我们想让享用文化快餐的读者们明白，除了大众传媒的方式之外，对所有公众人物的解读，有许多丰富的个体方式。在大众传媒领域，公众的审美趣味和判断力已经被严重异化了。如何将媒体人物还原为一个人，并对他（她）进行富有人性色彩、悲剧色彩的认知以及真善美的探询，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文化问题。我们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这方面的示范。最后，这个策划还和2006年的文化特征有密切关系。在2006年内，诗人以平庸甚至恶俗的方式频频进入公众视野，而且被定性为诗歌事件。这是对诗歌的极大侵害，这种事件越多，就越容易对诗歌的真实存在形成遮蔽。我们希望能够用诗意的情怀坦然面对媒体，不是让诗歌进一步消融在传媒的喧嚣声中，而是赋予诗歌在大众传媒中的主体性。另外，关于榜单中涉及明星章子怡和某某著名诗人等所引发的炒作质疑，完全可以视作当下病态文化心理的某种症候另文分析，在此不再赘述。
韩宗宝 那个站在潍河边上发呆的人 那个站在潍河边上发呆的人 在潍河滩的秋天
李伟 章子怡漂亮不漂亮 可是 于是我弄明白了 但是 ——选自《诗歌月刊》2006年第6期
孙文波 醒来，窗外雪密密地下， ——选自《诗林》2006年第2期 |
南方论坛
频道热门
-
鬼金的小说与绘画
它们以慢的形式推进着，就像刀子，在某一个虚构的想象中，在推进，推进，直到划开皮肤，呈现出白色的茬，然后才是肉，才是红色，破裂的...[详情] -
刘川 译 | 弗兰克·比达特：夜的第四时辰（长诗）
弗兰克·比达特，1970年代出版的首部诗集《黄金州》与《身体之书》虽获评论界关注，但其作为不妥协的原创诗人之声誉真正确立于1983年问...[详情] -
清静 | 深入解读王老莽诗作《三元塔》
这种深度并非老莽刻意为之的深奥，而是源自诗人对生活的敏锐感知和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让读者在阅读中能够获得启示和感悟。其洞察犹如一...[详情] -
美国当代诗人弗朗兹·赖特诗选
美国诗人弗朗兹·赖特，1953年生于维也纳，2015年因肺癌去世，2004年诗集《走向葡萄园岛》获得普利策诗歌奖。他父亲是著名诗人詹姆斯·...[详情] -
马嘶诗选：不与他人同巾器
马嘶，生于四川巴中，现居成都。著有诗集《万古与浮力》《热爱》《春山可望》《莫须有》。曾参加《诗刊》第三十三届青春诗会，获人民文...[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