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过是一宗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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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被聘教授一事既不具有普遍性意义，也当不得大学体制改革的象征。这只不过是一宗个案罢了。 厦门大学近日发布公示，谢泳先生被聘为该校人文学院教授。消息一经公布，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许多学者在多个网络论坛发表文章，对这一事件给予了好评，对谢泳表示祝贺，也对厦门大学的行为表示了赞同。有一些网友，甚至“激动得哭了”。 在诸大学越来越注重教职工学历水平的情况下，一个仅拥有大专学历的学者被重点高校聘为教授，这当然是一件值得欢呼的事情。对谢泳来说，这位著名的思想史研究者，通过获得高校教授职位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学术条件；对厦门大学来说，在当今中国高校硝烟滚滚的人才大战中，获得了一次引人注目的胜利，有助于改善学校形象。两者相叠，可称双赢。不过，这一事件的意义，也仅止于此。 谢泳一旦进入高校体系，首当其冲的困难即是目前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量化考核体系。目前，中国大学教员考核的依据，主要是其所发表论文的刊物等级、数量以及学术专著的数量。这一考核方法长期受到诟病，却难以得到解决。 通常情况下，对教员的考评由各高校的行政分支做出。 因为行政分支缺乏足够的学术判断能力，因此只能求诸一些简单的、量化的标准来做判断。学术期刊显然是一个理想的标准。但刊物等级在很大程度上由行政机构的级别来决定。同时，学术奖励、项目的评价，也依据其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而定。学术成果被以“国家级”、“省部级”的方式进行分类，相应的奖励也因此具有了“级别”上的不同。 因此，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目前中国各高校乃至整个教育系统内，行政分支的力量过于强大——缺乏足够学术修养的行政机构，以其独特的方式引导学术的前进。 尽管“庙堂”学者与“江湖”学者之间存在一些交集，但这依然是两种不同的学术身份，很难“兼容并包”。作为一名媒体学者，谢泳有着独特的表达方式与生存之道，这些表达方式与生存之道与学院学者的做法有着明显的区别。谢泳的妙处在于其自由的文风，却很少有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一旦进入学院，与行政官僚短兵相接，他恐怕很难占得什么上风。 谢泳先生此前的思考与写作，经常以中国早期大学历程为主题。他曾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对中国大学的现状进行了批评，规范与制度也曾经进入谢泳的批评视野。不过，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玉圣近日著文称，谢泳入聘厦门大学一事，是他向该校人文学院院长力荐，而后者又向校长游说的结果。杨教授因此赞叹相关人士“不愧是爷们儿，也不愧是哥们儿”。至少从杨教授的这篇文章来看，校方并不是因为看中了谢泳对大学制度的独特见解，而引进这位学者的，也恐怕不可能以此为契机，改善该校现有的体制与规范。 由此可知，谢泳被聘教授一事既不具有普遍性意义，也当不得大学体制改革的象征。这只不过是一宗个案罢了。 在一篇文章中，谢泳将“过去的教授”和“今日的教授”进行比较，说后者“和普通人一样，也被固定在单位里，一切都依赖单位，所以他们的精神状态不佳”。如今他终于有了做教授的机会，祝他事业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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