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出路：对当前新诗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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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前新诗走向了两个极端：极端粗鄙和极端晦涩。但是，当今新诗的发展又合乎逻辑，它依然是西方诗歌的一个分支，所有的新诗变革都可以从西方找到根源。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新诗正是在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性现代化焦虑中产生并走向了今天。陷入困境的新诗当前唯一的出路就是重新用健康的正常的现代汉语作为诗歌语料，这是当前新诗自救的第一步。 关键词：当前新诗；病句诗；薛蟠体；新诗自救； （一）朦胧诗产生的时代性背景：新启蒙与现代化焦虑 至于中国古诗的所谓朦胧或含蓄呢，则与之迥然有异，归根到底还在一个“兴”字[2]。由于兴的作用，意象取得独立的甚至中心的地位，它的丰富性即在于此。从某种意义上，它是不需要解释的。这种不需要解释也就拒绝了理性的直接参与，从而直抵人心；由于拒绝理性的直接参与，读者可以直接把握，因而没有了那种猜谜式的晦涩，它的含蓄是由于意象本身的无限丰富性，而不在于其意义的难以明确。中国古诗的意义是十分明确而且简单的，李商隐的《无题》诗当然是“晦涩”的，人们不知道他所写的事件、背景，但一点也不妨碍人们欣赏。对中国古诗来说，诗作所涉及的事件、背景都是次要的。 然而朦胧诗及其以后的先锋诗歌可不管这些，他们冲决一切网罗，高歌猛进，继续坚决的弃绝传统，继续与传统决裂，向西方最新的现象学习，移植西方的一切，终于进入极端晦涩的病句诗与极端粗鄙的薛蟠体并存的时代。这一点也不奇怪，从晚清到1980年代，占据中国社会主流地位的所谓启蒙主义思潮，采用的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又把传统与现代对应着西方和中国。而这种对应的理论中介就是进化论。从进化论的眼光看来，传统就意味着落后，现代则意味着先进，西方既然率先进入现代化，那么中国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不停的摆脱传统，向西方学习。所以到80年代为止，中国人对现代性的理解其实很简单，和韦伯等人的理解并不搭界，在中国人看来，现代性就是向西方学习。1980年代的现代化指向，表面上和传统社会主义有巨大裂痕，其向西方学习，以西方为楷模的指导思想则与此前毫无二致。表现在诗歌及诗歌理论上，则体现为一种新的独断论：凡西方的就是现代的，凡现代的就是好的，凡传统的就是落后的，凡落后的就是需要唾弃的。八十年代中国新启蒙思想的这种独断论性质，一方面有很大的思想解放的意义，另一方面，又继承百年来的现代化思潮的简单粗暴，为九十年代的诸多弊端埋下了伏笔。九十年代以来的新诗八十年代现代化思潮的直接的产品。经过二十年的折腾，新诗元气大伤，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 （二）病句诗是新诗的癌症 ……你迷恋针脚呢／还是韵脚?蜀绣，还是湘绣?闲暇／并非处处追忆闲笔。关于江南之恋／有回文般的伏笔在蓟北等你：分明是桃花／却里外藏有梅花针法。会不会抽去线头／整件单衣变了公主的云，往下抛绣球? 比方还有萧开愚的一首《嘀咕》，捏着鼻子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 他观察月亮直到双目失明。 /他告诉她他想哭，痛哭。 /她搀扶着他走下图书馆的台阶， /“但是，”她说，“那违背了初衷。” 后来想，“他”是个天文学家，不是诗人，所以“她”只爱他的影子或尸体。至于为什么是影子或尸体，这里有比喻。比喻什么呢？影子在遥远的远方，这里远方又是一个比喻，比喻过去的时代。这有点像做数学题，你得先把一个引理证明了，才能证明你要证的定理。还有：“‘但是，’她说，‘那违背了初衷。’”看上去纯粹是自作聪明的呓语。“月亮词语诗人虚幻的名声，/它蓝色的光剑刺杀了生活”，这两个病句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连猜带蒙，给翻译成现代汉语：月亮这个词语在古代和诗歌联系在一起，但现在它已经成了天文学家的科学词汇，这个科学词汇使诗人的名声变得可笑、虚幻，而且这个科学词汇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科学主义性质，这种科学主义使生活变得索然无味，因此说“它蓝色的光剑刺杀了生活”。这里至少用了十个比喻，鉴于萧开愚不喜欢科学主义，我这里也是一个大概的估算，就不一个一个地数了。正因为比喻太多，又是隐喻（更确切地讲叫借喻，因为既没有本体，也没有比喻词），我也不知道我的翻译对不对。我的翻译对不对，该问萧开愚本人（如果他还没有忘记的话）。幸亏有阐释学在，阐释学说了，作者可以胡言，读者也可以再创造，怎么解释都可以。 我们用不着举更多的例子，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张枣的《边缘》、翟永明的《潜水艇的悲伤》、孙文波的《祖国之书》、萧开愚的《安静，安静》……这些诗无一不是通篇病句，满纸隐喻，寓意简单，毫无美感。 （三）新诗的堕落：薛蟠体 又有所谓薛蟠体。 所谓的盘峰诗会实际上就是病句诗与薛蟠体的较量。中国当下哪来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实际上就是用病句来表达“哲理”，它所依托的体制是学院体制。所谓的民间写作，从内容上我实在看不出和薛蟠的写作有何实质上的差别。它也依托官方体制，不过依托的是文联体制。 当然还有所谓“个人写作”、“后口语写作”等等，都是浪漫主义理论在90年代的种种变体，由此我们可知道薛蟠体的由来。 我们看一看这段话：“正如伊沙诘问西川时所说，为什么是思考而不是感受?”有意思，这一句话概括了所有的争论。而由此推理，“‘后口语’诗人与世界的关系是相互感知的，是感性的、灵感的、冲动的而不是思考的、理性的、征服的、穷尽的。而这种感性，这种灵感突发，不正是后口语诗歌原创性的前提和保障吗?现在想来，几乎是一种必然，感受的方式带来冲动，带来原创的体验。” [6]于是“民间”诗人推崇天然、感性，而最“感性”的无疑就是欲望本能即“性”了。“性”在民间诗人那里成了灵感与感受的来源，我们也不妨引用一下南人的《对秋天的威胁》： 忸忸怩怩的秋天／你知道灵感拔出诗歌是什么结果／你知道种子拔出泥土是什么结果／你知道乳头拔出嘴唇是什么结果／你知道芦花拔出芦苇是什么结果／你知道钥匙拔出锁孔是什么结果／你知道烟头拔出香烟是什么结果／／你知道麦克风拔出卡拉0K是什么结果／你知道男人拔出女人是什么结果／／听见没有／你再在那里叫个不停／我就马上把我自己从你身上拔出／让你一下子变回春天。 这可谓典型的薛蟠体。 老婆不在／大胡子卡尔／扔掉毛笔／脱去燕尾服／溜进了厨房／把那正削／土豆的女仆／压在地板上／直喘粗气／这算不算／一个阶级／在压迫／另一个阶级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认为这样的诗比薛蟠的诗更深刻。我觉得这首诗仅仅反映了阶级性，而薛蟠的诗反映了普遍的人性，所以更高一层。 她(乙)从另一边下床，面对一只碗柜／隔着玻璃或纱窗看见了甲所没有看见的餐具／为叙述的完整起见还必须指出／当乙系好鞋带起立，流下了本属于甲的精液（《甲乙》） 民间立场的诗人继承了浪漫主义的传统，而浪漫主义，众所周知，是反传统，反文化，强调天才与灵感，强调神秘的体验的。我们再看两位民间立场诗人的诗作： 哎，再往上一点再往下一点再往左一点再往右一点／这不是做爱，这是钉钉子……为什么不再舒服点。(尹丽川《为什么不再舒服一点》) 这种对欲望、本能的推崇已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这就是所谓的“下半身写作”，这种现象当然也和浪漫主义有关。 （四）倡议发起新白话文运动 新诗堕落到这步田地，恐怕新诗的首倡者也始料未及。胡适当年提倡白话文运动的成果在新诗的领域可谓扫地净尽。到了八十年代朦胧诗初起的时候，章明说：“少数作者大概是受了‘矫枉必须过正’和某些外国诗歌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把诗写得十分晦涩、怪僻，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的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朦胧’并不是含蓄，而只是含混；费解也不等于深刻，而只能叫人觉得‘高深莫测’。……固然，一看就懂的诗不一定就是好诗，但叫人看不懂的诗却决不是好诗，也决受不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如果这种诗体占了上风，新诗的名誉也会由此受到影响甚至给败坏掉的。”[8]许多学者对此大加嘲笑，然而事实不幸被章明言中：新诗仅存的一点名誉就这样给败坏掉了。简简单单的“懂”与“不懂”，成了新诗存亡的关键。 新诗当前的主流体裁就是病句诗，它是新诗的真正的癌症。病句诗通篇都是隐喻，用所谓的象征手法做成无数谜语。这些隐喻又纯粹来源于作者自己个人隐秘的私事，手法又类似于古人结绳记事的方法，其意象的象征意义纯粹是自己胡乱加的。作品中又找不到一句正常的话，看不到合乎语法的句子，全是病句。病句诗肢解汉语，扭曲汉语，新诗成了汉语的屠宰场。汉语遭此劫难，可谓一厄。更可怕的是，一些中学生考进大学后，便开始写诗。不会写诗不要紧，会写病句就行。于是中学生摇身一变，成了谁也不懂的诗人了。这不是害人么？ 在此郑重倡议：我们应该发起一场新白话文运动。将近一百年前，胡适说：“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文学改良刍议》）我觉得，要拯救今天的新诗，也要立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和西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用翻译句。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必须坚决地毫不留情地把病句诗这个毒瘤切除，重新用正常的、健康的现代汉语写诗，新诗语言必须符合语法，这是诗歌成为诗歌，它所以传情达意的一个基本前提。至于薛蟠体，就让它自生自灭吧，有俗话说，狗肉上不了台面。 让新诗合乎语法——现代汉语语法。写诗者不是神，他没有权力改变语法，没有权力破坏句子的语法结构，他不可能改变人类有史以来的交流方式，而自创一套话语方式。维特根斯坦早已指出，私人语言不可能存在。什么叫私人语言？只有他一个人懂，别人谁也不懂。打破语法规则的惟一后果，就是私人语言的泛滥。 私人语言的泛滥的后果就是人类重新退回“前语言”社会。那么，“前语言”社会是什么样子的呢？看一看现在的新诗就知道了。那时候人类没有语言，也不会说话，跟禽兽差不多。现在的新诗语言，连土匪的黑话都不如，毕竟土匪的黑话还有一套规则，有一套词语的替换方式，所以经过艰苦的训练和长期的熏陶还有可能学会并运用，而当前新诗语言则完全混乱无章，随心所欲，它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疯话、梦话。其实病句诗的作者们，心中窃窃自喜，宣称写病句是自己的看家本领，别人看不懂，那是别人无能。他们怀着侥幸心理，以为或许有一天后人会拿着考古工具来挖掘他们的墓地，然后把他们供入博物馆，供人参观瞻仰。到那时，全世界的人都能看懂病句，都以写病句为荣，最好人们交流都用病句。那现在这些“诗人”就成了病句之王了。多么荒唐、多么不切实际的投机心理！还有那种浑水摸鱼的心态。其实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浅薄与无知，也知道自己胆大心细，知道什么姿态会赢得最大声的喝彩。“万夏感叹，生于1962年，早两年出世，就会挨饿；经历了‘文革’，却没有深受其害；哥哥姐姐下乡，没有赶上那一拨；上了大学，还是大学生走俏的时候；诗人吃香的年代，写诗成名；邓小平南巡之后，开始做生意……”最后，“我们是幸运的一代！”（刘晋锋《万夏：一位文化商人的轻狂岁月》）万夏的这种心态和经历在先锋诗人中很有普遍性，可以说，先锋诗歌运动基本上是一个时代的误会。八十年代国门刚刚打开，对西方充满了难以言表的崇拜和神秘感，而谁也不懂的病句诗正与神秘感相吻合；当病句诗还有西方非理性的理论支撑的时候，它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又恰如其分地加强了对西方的崇拜。这也是病句诗迅速窜红，成为诗坛主流并地位牢不可破的原因。如果说，八十年代的诗歌运动还贡献了一些好诗，产生了一些好诗人的话，那么，九十年代以来的新诗则是弃掉了八十年代的精华，而发扬光大了八十年代的糟粕。这里我要让欧阳江河、王家新、肖开愚们失望了：将来他们唯一可能被载入史册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具有病理学的意义。 注释 [1]王恩衷编译《艾略特诗学文集·玄学派诗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2206） 作者按：此文发表于《文学评论》2007年3期，发表时略有删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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