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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匡政：重建古典中国的文学大统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叶匡政
2012-09-28 2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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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的文学大家，他的文本与人格必是始终如一，珠联璧合，无懈可击的，才可称为大家。他的人生不仅要与大群人生合二为一，而且要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才能与中国文化精神中“以人为本”及“天人合一”思想相映照。这是古典中国的文学大统，然而已被中国当代文学遗忘得一干二净。　　
　　
　　“文学死了”正在成为一个社会常识，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我看到一些作家与文学批评家也在以此为常识，重新组织自己的表达与学术生活。在过去的中国公共话语中，因为没有这个观念，出现的一些文学现象让我们无法解释。今天我们再来看这些文学问题，就会多出一种理解。

　　2007年8月底，北大教授陈晓明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向死而生的当今文学》一文，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命题。但当代文学能否“向死而生”，仍在于我们能否明晰“文学死了”在这个时代的真实含义。也就是说“文学死了”这个观念在当代话语中展开得越充分，文学“向死而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那么“文学死了”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说来，“文学死了”就是指源于西方的那个文学观与文学系统，在中国公众生活中的彻底死亡。　　
　　
　　1　社会的整体语境发生变化，文学作为一种“共识”自然会迎来它的死亡

　　虽然我们称之为文学的作品古已有之，但那时并没有我们现在对“文学”的这个观念。“文学”在过去泛指一切有人文价值的古典文献与研究。今天的“文学”，是西方现代社会的一种思想建构，所以德里达说：“文学是一个具有某种欧洲历史的概念。”它被建构的原因很复杂，它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有一定精神深度与想象性的纯审美文本，从一切文献中分离出来，这是文学的“客体化”过程；其后，它又被赋予了崇高的价值，进入教育体系供人们分析与研究，这就是它的“体制化”。这一切均是现代社会的贡献，至今也不过200年左右的历史。一切有其他社会功能的文本，在我们今天的观念中都不再被称为文学。

　　我们现今认知的文学，并不是文字文本的自然属性，它被建构为一种知识共识，与一个时代的思想语境与社会体制有关。在欧洲，文学的兴起可以说是欧洲浪漫主义的产物，它使人们开始专注于文本的创造、形象与审美特质，文学渐渐成为一种高于其他文本的特殊文本。德里达有一篇名为《这种叫作文学的奇特体制》的访谈，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他指出，文学是知识领域中“规则”的产物，只不过由于这种思想与规则都镶嵌于文本的内部，而难于被人发现。他说：“文学不是一种自然的本质，不是文本的内在属性。它是文本与某种意向关系发生联系之后的产物。这种意向关系就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规则或社会制度的规则。”

　　福柯也认为，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形式”与其他话语的隔绝，是19世纪才发生的，“此后，文学与思想观念的话语渐行渐远，并将自己封闭于一种彻底无目的状态中。它与古典时期使之流传下来的所有其他价值(趣味、快感、自然、真实)分离开来，……仅仅成为一种语言的呈现。与其他话语形式相反，它除了突出自身的存在之外并不遵循其他规律。”一个时代会形成一个时代的知识共识，文学同样如此，一旦社会的整体语境发生变化，文学作为一种“共识”自然会迎来它的死亡。任何观念的发展都逃脱不了这种自然规律。“文学死了”在今天，指的是西方文学观在中国的死亡。

　　在中国，“文学死了”有它的特殊含义。我们知道，西方文学观进入中国是晚清以后的事，此时中国的传统文学观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早已自成体系。本来中国的传统文学观在现代化的碰撞与洗礼中，是可能诞生出更加伟大的民族文学作品的。但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西化便是民主，西化便是科学，而民主与科学便能穷尽文化的全部内容。于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学经验就这样被封存在文言文中。西方文学观在白话文中，很快就大行其道了。1980年代以后，更是盲目推崇西方文学观，致使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情怀”根本无法在当代文学空间中绵延。所以，“文学死了”在今天，指的就是西方文学观在中国的死亡，它同时也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学观有机会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被重新建构。

　　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无法离开它的文化传统而独自存在，尽管每个民族的文学都有其特殊的“现代化”问题，但现代化决不是指在价值取向上完全以西方文化为标准。中西文化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中国文化注重的是内在超越，而西方文化注重的是外在超越。西方文化外在超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价值与秩序是寄托于人格化的上帝之上的，所以它有千奇百怪的创世神话，有包罗万象的神学传统，理性不仅与信仰对峙，更是处在信仰的长期压抑中，这也是西方近代有“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缘由。

　　西方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思想世俗化的历史。文学便是其中一种非宗教的、世俗化的现代建制，是一种要摆脱神学与教会的建制，但它仍然保存了一些它要挣脱的东西。在西方就有过文学被神圣化的历史，文学文本一旦写成，就成了被膜拜的对象，甚至被偶像化。所以德里达说，在文学与宗教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宽恕的场面：作家因挣脱了宗教而请求宽恕，他与宗教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债务关系的。西方的文学观虽然倡导这种想象性与审美性的文学文本与其他文本的隔离，但是它仍旧保持着与宗教和理性主义传统的血缘。这种文学观一旦传入没有宗教基础的中国，导致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文本与作家人格的分裂，文本成了一种与作家人格毫无关系的“创造”。因为没有这种宗教与理性传统的校正体系，所以“中国文学之假”成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特殊的文化现象。所以，在西方文学观之下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学，首先要辨别的是“真假”问题，其次才是“好坏”问题，这和中国制造的某些产品倒是有些相似。　

    2　文学不是道，而是寄道于文学中　　
　　
　　中国传统文学观早已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内在超越，所以深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人心，同时外通于他人及天地万物，这种“人文精神”形成了一个悠久的思想传统：上自孔孟老庄，中经禅宗，下至宋明理学，都是以自我的体认与修养作为思想的主要目的。孔子说“为仁由己”；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者则知天”，说“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禅宗说“平常心是道”，中国文化似乎早就知道，人是无法真正把握那个超越的世界，所以认为它与人间世界是相互交融的，离中有合、合中有离。所谓“道”即人生，人生片刻也不能离开“道”。

　　这种文化落实在文学观上，就是韩愈所言的“文以载道”，这里的道就是指现实人生。所以著有《文史通义》的章学诚认为：“文章之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就是说文学并不能单从文学本身去学。这其实与韩愈的说法相近，即认为文学并不是道，而是寄道于文学中，这是中西文学观的一个大分别。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构成，也多是出于某种社会需要，在实用功能的基础上加上一番修辞而已，所谓“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虽然后一句体现了文学的独立性，但前一句仍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共同标准。　

 3　对实用文本的尊重，是一种直见性命的尊重　　
　　
　　细察四库全书中的经史子集，我们会发现，经史子三部所收文本均有社会实用功能。六经皆史，史就是一种政治文件，即便《诗经》也是如此，雅、颂本来就是用于政治场合的，而风所颂扬讽喻的，也大多有政治指向。史是一种历史记载，子是思想著述。只有集收录了一些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作品，但大多也是议论、考据与日常应用的文字。集中所收的《离骚》可以说是纯文学了，但它的创作动机仍指向政治。《昭明文选》作为中国较早的一部文学总集，将诗文分为了三十一类，除了诗与赋外，所收文章也多为实用文本。

　　到清代的姚鼐，他所编的《古文辞类纂》，将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共十三类，这是他对中国文学史的一大贡献。从这十三种分类中，能看出中国文学对实用文本的尊重，中国文学的理想境界并不期望所创造的文本的辉煌，对文本的想象性、整体性与审美性也没有像西方文学那样看得过高。所以中国作家不会像西方作家那样，站在人生之外，对世间作旁观式观察，更不会远离现实，进行所谓的想象性写作，这些都不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主流。中国文学强调的是作家对自己的日常生活的个人体味，而这种体味又要融贯整体文化精神的崇高向往，有了内心这种长期的修练与陶治，即便是抒写笔记公文、应酬酢和的文字，也能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理想人生的全真境界。只有当文本的审美性、作家人格与整体文化精神三位一体，才能成就中国文学的最高理想。所以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祭十二郎文》虽为实用性文本，但因为有了真天真地的大性情，而成为一代名文。韩愈说：“我非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中国文学就是这样与作家的人生境界连在了一起。人们读文，更多地是为了读人。

　　这种对实用文本的尊重，是一种直见性命的尊重，这是对文章的大信，也是对人世的大信，更是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大信。原来中国的文学之道，就藏在“用”字中，所以它知有知无，所以它有情有义，所以它晓事知礼。钱穆先生对此作过最好的总结：“故中国文学之成家，不仅在其文学之技巧与风格，而更要者，在此作家个人之生活陶治与心情感受。作家不因于作品而伟大，乃是作品因于此作家而崇高也。中国文化精神，端在其人文主义，而中国传统之人文主义，乃主由每一个人之真修实践中表达出人生之全部最高真理。故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故非了解中国文化之真精神，将不能了解一中国文学家。”　　
　　
　　4　所谓文学不朽，就是达到文本与作者凝融为一的境界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学家不用写自传，也不用他人作传。每个文学家，将他所有的作品编年结集，就是一个人最真实、最准确的自传。所以文学家从不依靠史笔传世，因为史笔也达不到如此真切而深微的境地。所谓文学不朽，就是指演进到文本与作者的凝融为一的境界，这才是中国人文主义的精髓，人在文前，而不是文在人前。这与西方外在超越型文化下的文学观完全不同。所以中国有诗史观，杜甫与苏轼的诗不仅是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录，也是个人人生的全记录。钱穆说：“杜甫、苏轼之诗，凡毕生所遭值之时代，政事治乱，民生利病，社会风习，君臣朋僚，师友交游之死生离合，家人妇子，米盐琐碎，所至山川景物，建筑工艺，玩好服用，不仅可以考作者之性情，而求其歌哭颦笑，饮宴起居，嗜好欢乐，内心之隐，抑且推至其家庭乡里，社会国族，近至人事，远及自然，灿如燎如，无不毕陈，考史问俗，恣所渔猎。故中国文学虽曰尚通方、尚空灵，然实处处着实，处处有边际也。”

　　中国传统的文学大家，他的文本与人格必是始终如一，珠联璧合，无懈可击的，才可称为大家。他的人生不仅要与大群人生合而为一，而且要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这才能与中国文化精神中“以人为本”及“天人合一”思想相映照。这是古典中国的文学大统，然而已被中国当代文学遗忘得一干二净。

　　我说“文学死了”，就是指西方的那个文学观的死亡。也只有这个文学死了，我们古典中国的文学大统才有可能被重建，那才是一个真正适合中国情怀与中国精神茁壮成长的文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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