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访谈：我甚至不会回避强烈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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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诗歌总是在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无枝可栖的情绪，似乎与你爱好的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遥相呼应，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诗歌写作的？ 我读到佩索阿和开始翻译佩索阿的时候，已经是我开始诗歌写作的10多年之后。 你说的无枝可栖是现代人的一种普遍困境，在文明的底座被沸腾的现代性毁坏之后，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他居住的城市、和他使用的器物之间的亲密感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淡薄－－你已经见不到一个农民坐在水渠边把他的铁锨擦得雪亮－－甚至日益变得对立。投向自己的目光是怀疑的，不确定的甚至厌恶的。很多时候，住在我们躯体里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另一个人，是尘世的欲望的投影，是广场上一个疯狂的集体的呼喊的回声。 我的诗歌写作始于大学年代。叶赛宁和济慈曾经是我最喜爱的诗人。我一度热爱过惠特曼，遗憾的是，我无法将他那种宇宙一样庞大的精神移植到我身上。对于任何一个更多地呆在书斋里的诗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我影响最大的也许是美国现代诗人，从艾略特到马克·斯特兰德。 你的诗歌语言是边缘性的，揭示了现代生活的困境。你的创作主张中好像有一条是“趋向冷漠，回避情感”，诗人真的能够回避情感吗？ 我不知道我的语言是否真的有什么边缘性。我的诗歌仍然是用人们可以立刻理解的汉语写成的。我只知道我从未刻意追随过当代诗歌的任何形式和趣味。当然，要说没有受到任何人，任何一首诗的影响，那显然是大话。那是不可能的。我曾经写过一组名叫《蓝马破门而入》的诗，现在看来很幼稚。那阵子我很喜欢德国表现主义画家弗兰兹·马尔克和中国画家曹力笔下的蓝马。在我的诗中，蓝马是一个具有破坏性的精灵，有点超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对我有很大影响，它让我的诗歌获得了某种个人色彩，却也使我长时间隔离于现实之外。现实虽然乏味，但打动人的最终还是作用于我们血肉之躯的现实本身，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灵，甚至我们对于形而上的追求，无不立足于现实之中。 我曾经对于艾略特的“回避情感”的诗歌主张很热衷，但是我并没有做到。在我的诗歌中，似乎处处都可以见到情感，有时是低烧状态，有时是炽热的燃烧。现在我要说，我不会再回避情感。为什么要回避情感呢？情感是我们最日常的状况。我甚至不会回避强烈的情感，尽管它可能是一种疾病。 一些诗人正在强调慢下来。显然慢比快难。那种迂缓的深沉的节奏是当代汉语诗歌所不具备的。我们从来就没有一个塞弗里斯那样的诗人来让我们感到一个民族心智的成熟。飞快的速度暗含着毁灭的冲动，是青春期的一种病症，带来的是强烈的快感。但我们现在更需要塞弗里斯那样的诗人，更需要那种饱经沧桑的智慧和风度。 我自己的诗歌似乎一直处于某种紧张的对抗状态，一直置身于黑暗之地，一直处于幽暗不明中，这使我的作品有时过于激烈。这对任何一个诗人都会形成某种伤害。 说到形式，很多风格完全相异的诗人都曾经对我很有吸引力。一个诗人只能写他命定要写的那种诗吗？我想起曾经在巴黎街头画裸体女人的米勒，他后来是怎样转向伟大的朴素的？朴素是最高的境界。但目前我还摆脱不了新鲜的、多变的、复杂的形式的诱惑。 一个人，无论如何锤炼他的技巧，都无法摆脱他的血质，但是只要我们不在恶劣的气候之外再造一个坏气候，我们就可以期待自己的变化和生长，就像一棵小树渐渐枝繁叶茂，就像河流进入大海之前慢慢趋于开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蔽它的胸怀和眼界。 你钟爱的诗人与诗作有哪些？ 这个名单会很长。这两年的阅读中有过两次兴奋，一次是读黄灿然翻译的希腊诗人卡瓦菲斯，一次是读罗池翻译的以色列诗人阿米亥。马克·斯特兰德和查尔斯·西密克也是我喜爱的诗人。我在翻译马克·斯特兰德的时候很少去翻辞典，这说明在诗歌中，用最简单的词，可以达到最强烈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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