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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访谈由译者从三个访谈中节录而成，分别是由罗伯特·克罗佛(Robert Crawford)在1988年、克里斯托弗·怀特(Christopher Whyte)在1988年以及麦克尔·加丁纳(Michael Gardiner)在2000年做的访谈）
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诗的？
答：十岁或十一岁，不是很确定了。当时在小学。有些发表在学校杂志上，有一些就是写好了自己留着。儿童是我也写散文、小说，尤其是又长又奇异的冒险故事，现在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也无法察看，但是我想那些大概是或相当于科幻小说八；也许就是科幻小说。。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因为喜欢。那段时间，十岁到十四岁，我写了很多，实际上更多的是写小说而不是诗歌。
问：1960年代确实给予了您第二次生命吗？
答：是，我想我很可能会说那是出于许多不同原因。很难说就是某一件事。我很喜欢那十年，我总的感觉是那是非常激发人又解放人的十年，我发现自己能够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不喜欢那之前的十年，我的1950年代过得很不快乐。我可以说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地乱打乱敲，而不是真正地作诗。但是50年代末，情况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化，60年代尤其如此。恰当的时代气候恰好因某种原因对我很适合。
问：记得当我第一次读您的诗的时候，我感觉出里面有某种标志说明您是同性恋者，那些情诗中有一些我通常不会意料到的空间。
答：托姆·麦格雷斯几年前访谈过我。他指出，起码在他看来，我的许多情诗显然是关于男人而不是女人的。但就我所知，他从未写出来发表。不过还是一样，那些情诗很少是非常明目张胆的。我必须应对那种含含糊糊。一方面也许纯粹是出于困难，尤其是我长大的时代，连想都不敢想，更不必说公开写这些事了。我想在我早年的诗集中，我肯定也许是半意识地放进去许多暗示。1963年写的那首《格拉斯哥绿地》（按：全诗较长，主要描述发生在酒吧中的同性恋暴力场景），对我而言，可谓是一个公开宣示。整个场景有某种梦魇似的意味，那些人的性征对于读者来说也许并不清楚，但对我则很明白。……也许年轻一些的诗人在今天处在相同的情形下，就不会像我那样感到压抑，不仅仅是和我年轻的时候相比，甚至在以后、在二战之后、在我挑明了之后；不过，事实上，我发表的所有情诗都是同性恋的。
问：谈到苏格兰的同性恋者，从生活到写作，您可算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了。
答：我想从某个角度看确实如此。这不是你可以有心轻易去做的事情，也不轻易做到。你只能希望你正在做的可能有所结果。
问：我常常被诗歌中性欲与创造力的紧密联系所震动。这种联系对您是否也很重要？
答：是的，我认为也会是这样。这种联系自然更适用于我1960年代写的东西，事实上那是我第一次有了真正满意的关系，无论从感情上还是性爱上；而同时我也发现我能创作得更多，也肯定比以前更好。虽然我认为好诗可以来自某种受挫感，但是尽管受挫，那还是一种性意味很浓的挫败，而这仍然能够导致非常有力的诗歌。
问：您认为苏格兰文学圣人殿——很丑陋的说法——对待同性恋的最流行看法是什么？
答：更多的有关是什么这个问题，有关如果不是那么会怎么样。我并不很肯定真正的反应是什么，很有可能是敌意的，在很多情况下是这样。我从未试验过，所以我不知道。当人们没有时时意识到同性恋这一事实存在的时候，也许你会预料得到一种很敌意的反应。很难知道苏格兰那些功成名就的作家在多大程度上知道这一点，或愿意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时会说事物在改变，但是我认为对某些作家来说恐怕不会。他们决不会考虑到这一点，反而会因为得知这一点而感到不安。这还有待将来去看。这又挑起我不止一次提到的那种忧惧。
问：试图写出一种既欢快又有苏格兰特性的诗歌，这是否对您很重要？
答：我想是吧。我认为这是可能一方面是我的个性，一方面是苏格兰意识。整个苏格兰传统中有一种对喜剧性的认同，我喜欢这一点。邓巴Dunbar、彭斯Burns或者麦克迪米德MacDiarmid三位虽然是非常严肃的诗人，但他们诗歌中的喜剧性是显而易见的，我感到我读到某种积极的东西，一直非常吸引我。所有有可能……我说“积极的”当然指它也包括着很多讽刺，但讽刺也能具有某种积极意义。讽刺尽管是一种攻击，但是也许你从中获得的语言能量从某总角度看是一种积极的力量。
问：像包括戴维森Davison和麦克迪米德在内的多位苏格兰诗人一样，您对于在作品中使用科技素材很有兴趣。为什么您的科技素材通常呈现为科幻的形式？
答：我要说我一直对科幻小说兴趣浓厚。……我想，如有可能，你应该将艺术与科学结合起来；如果你对自然科学有点兴趣，而你刚好又是某种艺术家，那么你就不应该让科学随便溜走。但是当具体谈到实际写作时，我想这和1950年代以来的科学发展有关，也许尤其和太空探索（也包括生物和生化科学）领域非同寻常的发展。有了太空探索，生命似乎第一次真的能够赶上科幻小说了，而从某种角度看，这似乎更适合做诗歌的题材。在这之前，你也可能写科幻诗，倒也确实有一些，但绝大多数都不好；真正是到了那个时候，到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上了天，然后是第一个太空人——第一只狗、第一个人——，到了这时候，才有许多诗人开始觉得能够写出真正意义上的科幻诗。也许现在你还可以称之为科幻，但是这种科幻也基于正在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人类运作的领域正在向外拓展，拓展向地球之外的其它场所。你可以看到某种绝对真实而且也许那一天会变得稀松平常的事情，而同时这又非常刺激想象力，而且有点冒险精神和英雄风范。
问：随着我们所知的印刷媒体日渐式微，您是否预见到诗歌开始具有一种浪漫的客体价值？
答：是的，我想是的。当然，浪漫主义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很大一部分将要依赖客体的规模，甚至《失乐园》也是一个可感可触的客体，你可以感触到它。我觉得一首诗应该说是具有浪漫的客体价值的，因为它并不真的依赖印刷媒体，诗具有精神存在、口头存在。在集权国家，不同政见者的诗歌就没有写下来，但是却存活着。当然，有关虚拟现实我们听得多了，关于诗歌的观念必然是需要改变的。但是这却是我写了多少年的东西了！无论是否需要戴上护目镜与手套，语言将都会与虚拟现实经验直接相连。
问：您做了哪些事情去了解虚拟现实？
答：读这个学科使用的真实教科书，也看一些相关主题的电影，如《剪草人》(The Lawnmower Man)、《终结者》系列(Terminator)……
问：这些电脑一簇也用了许多夸张言辞，这并非有什么益处。
答：不，这还很难断定。如果来自纯真的创新的兴奋，夸张也可能是很诚挚的。也许当每个人都对电脑很了解了，这问题就会消失。而总会有可能出现某种东西，在语言上会非常有力，甚至对遥远的将来也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问：还有，许多诗——尤其是英文诗——玩命地试验，并且融合了不同的话语方式；这些诗充斥了技术或科学行话。
答：您觉得他们应该寻找一种新的方式说吗？
问：怎么说呢，行话过多就可能失去惊异的效果，使得这些话在诗中毫无用处。这也同样发生在学术话语中。
答：是的。但是语言是有很大弹性的，它会找到克服这些缺点的方法。这是上下文以及并置的问题；只要牢记那份惊异因素，任何语言都可以用。这是一条连锁反应，一系列难以预测的互动关系。但是我认为诗人在这当中要扮演一个角色，当新经验到来的时候，接受它的挑战。我目前正努力标示虚拟现实的某个领域——变化着的版图。诗人是一个探索者，一个追寻者、或无数追寻者，这一观念，我情有独钟，不过我还不能肯定，也许是无数追寻者最终化一了吧。
问：今天35岁或40岁以下的诗人当中您读谁？
答：我提到过不少这个年龄层的苏格兰诗人，我会继续关注他们，如罗伯特·克劳佛和比尔·赫伯特(Bill Herbert)，尤其是赫伯特也许更具有潜力。赫伯特想写一些苏格兰语的东西，但是他不是以格拉斯哥为大本营的，他来自敦迪，想从语言上进一步拓展，也许是更有麦克迪米德味道的苏格兰语，但是他也用英语写，很有趣的一个。格莱汉姆·弗尔顿(Graham Fulton)也在格拉斯哥地区，但是用英语写作，也很有趣。杰姬·凯(Jackie Kay)，我喜欢她的作品，还有凯瑟琳·杰米(Kathleen Jam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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