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西姆：别责怪后现代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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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西姆（Stuart Sim）答复保罗·克里特（Paul Cliteur）为后现代主义辩护，认为怀疑主义可以为新欧洲故事做贡献。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布吕克内（Pascal Bruckner）指责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和提摩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宣传等同于合法种族隔离形式的文化多元主义。他的激烈批评引起国际上的热烈争论，布鲁玛和阿什迅速做出反应。接着保罗·克里特（Paul Cliteur）批评布鲁玛和斯图亚特·西姆（Stuart Sim）的“后现代相对主义”。下面是西姆的答复。 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是有缺陷和矛盾，但是如果用文化单一主义强行取而代之，仍然值得有人为它辩护。这就看如何理解这个概念。目前它越来越多被看作文化分离主义，实际上应该意味着和平共处、分享观点、共同提高。不过，用“文化聚合主义”（polyculturalism）这个词或许更准确些。但是，从根本上说，我看不出这种体制怎么可能在没有世俗主义的背景下实现。我个人认为宗教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应该削弱，但是我很清楚这只是乌托邦理想。虽然如此，它不应该阻碍我们追求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目标：把有组织的宗教从政治中剔除出去。一旦宗教干预政治，就可能产生滑向神权统治深渊的可怕后果。我不是仅仅指伊斯兰，美国的基督教极端主义者、以色列的犹太教极端主义者也被同样的理想所驱使，虽然暂时还没有像伊斯兰极端主义者那样获得渴望的成功。 看到文化多元主义在保罗·克里特(Paul Cliteur)手里遭受不公平对待，我忍不住想强调怀疑主义（scepticism）在文化多元主义辩论中的作用，想为后现代思想的名声辩护。如果能说服文化多元主义采取怀疑主义态度，承认所有的宗教和信仰体系都存在抗拒教条主义趋势的怀疑主义历史，它就仍然能为建构“新欧洲故事”做贡献。问题不在伊斯兰，或启蒙思想，或文化多元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或相对主义，而是教条主义，除非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们都是治标不治本。 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说“我觉得克里特误解了我的意思”，我也有同感。这次辩论中不管是观点还是概念都可能存在很多误解。我在这里试图澄清一些误解，希望把辩论推向深入。辩论是一回事，歪曲对方的观点是另外一回事。现在该重新讨论我们使用的关键概念。 克里特指责我在《极端主义者的世界：教条的新黑暗时代》（Fundamentalist World: The New Dark Age of Dogma）中是后现代虚无主义者，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我非常谨慎特别指出我的意图是把后现代思想中的精华与启蒙思想的精华结合起来，我称为“新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 Plus）以对抗教条主义。在后来的著作《信念帝国：２１世纪为什么需要更多的怀疑》（Empires of Belief: Why We Need More Scepticism and Doub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我仍然抓住这个主题，关于这点我在下文中详细阐述。我也同意布鲁玛启蒙运动的最大成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观点。帕斯卡尔·布吕克内（Pascal Bruckner）说启蒙运动已经显示出“有能力修正自己的错误”。现代性或许有很多的罪恶可以归咎于它，但是现代性和启蒙运动虽然有重叠，毕竟不能混为一谈。我反对教条主义怎么就成了虚无主义者呢，真是莫名其妙。 克里特最让人质疑的地方是他连续不断混淆概念以便攻击对方的观点。在他看来，怀疑主义就等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就等于虚无主义。这是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实际关系的歪曲。怀疑主义在西方哲学中有长期和独特的历史（我在《信念帝国》中指出非西方的哲学传统如伊斯兰文化中也存在），作为对思想体系更宽泛思辩的内在批评者，怀疑主义的作用应该受到尊重而不是嘲弄。怀疑主义的主要敌人一直是教条主义，因为它让我们重新思考所有声称绝对真理的假设：上帝的存在，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圣经或者其他神圣教义是上帝意志的直接描述；自由市场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管理国民经济的方法等等。这些就是信徒们的信仰，他们拒绝赞同自己信望外的任何观点是当今世界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根源。怀疑主义认为我们应该在缺乏证据支持的时候推迟下结论：我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对，相反，这是我们完全应该采取的态度。不加思考轻信别人是我们普遍的弱点，总是造成麻烦和灾难。把任何流行的东西置于严格检验之下肯定是值得做的事情。 承认世界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解释并不就是虚无主义，这种态度再次对抗了教条主义。从本质上说，相对主义是质疑世界存在绝对真理，恰恰是极端主义信徒声称存在绝对真理（当然是他们的信仰）。更糟糕的是，极端主义者拒绝承认其他观点有任何合理性。你不能与他们辩论，不管是文化多元主义还是别的议题。 至于后现代主义，我根本不明白克里特对这个概念的解释。后现代主义从许多方面挑战权威，质疑我们价值体系背后的观念。它是旨在让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性背后理想的战术训练，其中很多证明对我们的世界是有消极作用的。但是我觉得启蒙思想的最好精神是不因为背后有传统权威的支持就相信任何东西。如果克里特认为后现代主义在政治领域非常克制从不批评，那是他没有考虑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著作，尤其是他对海德格尔法西斯主义和“犹太人”的激烈批评。利奥塔的哲学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寻找积极参加政治的过程中度过的，从左倾的观点看，是在寻找意识形态证明自己合理性时绕开的没有考察的假设。 我也想反驳克里特说我“任何不是彻底相对主义的观点都是极端主义观点。”首先，我不知道“彻底相对主义的”（completely relativistic）到底什么意思，其次，我在《极端主义者世界》中明确承诺我承认的东西可以被称为“普遍价值”：机会平等，终结文化压迫和传统暴政（不管是宗教的还是别的），消除性别，种族，社会地位或者性欲倾向方面的歧视。这些在我看来很难说是虚无主义，我做出这些承诺恰恰是因为我讨论的各种极端主义在否认这些价值的合理性。如果它是反对歧视的普遍价值，我当然非常愿意赞同。 我在《信念帝国》中提出的观点是我们需要鼓励怀疑主义和迟疑不决来对抗教条主义和绝对服从。怀疑你的信念几乎总比觉得它们不容置疑有道理。信念帝国的天然本能就是压制异议人士，这在当今实在太普遍了。如果文化多元主义有什么意义的话，它必须在任何信仰体系中确保异议人士存在的可能性，甚至欢迎他们。伊斯兰不会离开，但是非伊斯兰信徒应该尽可能在该体系内激起争论，让异议人士的观点得到广泛传播，是的，完全的怀疑主义来到伊斯兰内部。伊斯兰的变革将从内部出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应该受到来自外部的强力挑战。我非常赞同布吕克内的呼吁我们应该尽可能支持伊斯兰世界的反对派声音，比如实践证明有能力对公众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创造性艺术家。 所以，如果要创造“一个新欧洲故事”，我们需要担心的不是后现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提摩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提出“少点布吕克内，多点帕斯卡尔”，但是我宁愿意这样说：我们需要的是少点信仰，多点怀疑。 译自：“Don"t blame the postmodernists” by Stuart Sim 作者简介：斯图亚特·西姆（Stuart Sim）英国桑德兰大学（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批评理论教授，最新著作是《信念帝国：为什么２１世纪需要更多怀疑》（Empires of Belief: Why We Need More Scepticism and Doubt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爱丁堡大学出版社,20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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