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看王者科波拉率性归来

 他早已决意离去,离开好莱坞——这个给了他最光辉荣耀和最惨痛挫败的浮华之地。他在加州耀眼的阳光下经营着葡萄园,成为美国最成功的酒业商之一。那一日,他在自己新装修完的古堡庄园里,听着65人的交响乐团奏出气势恢弘的乐章,目光穿越落日余晖下的葡萄园,快乐而豪爽地对身边的人们说:“我正在为新片工作,大家要有耐心!”
    
    弹指十年。他悄然以经营酒业所得拍了这些年来唯一的影片《没有青春的青春》,影片早在去年此时便已完成,他却私藏于箱底,留于今年60华诞的戛纳电影节。或许在他内心深处,戛纳才是他的精神故乡,因为那里,曾张开怀抱接纳了他视为私爱的《对话》,以及燃烧着他的灵魂和生命的《现代启示录》。
    
    今年五月,戛纳电影节将恭肃迎接归来的王者——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17岁,那是我开始做导演的年纪”
    
    1997年,科波拉完成《造雨人》。那年,他的红酒生意已经盖过电影成为主业,加利福尼亚纳帕河谷的古堡正在装修,58岁的科波拉坐在他贮藏葡萄酒的小屋前对去采访他的记者说,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损失在对我并不重要的事情上了。
    
    最初数年他一直在筹备一部科幻史诗《大都会》,但预算这个现实的问题最终让计划破产。无论大制片厂对他抱有何种爱恨交织的心态,他已决心同对方分道扬镳,因为“拿了大制作的钱,接着就得听命于那群生意人。”
    
    其后几年,他的女儿索非亚开始在导演界声名鹊起;他早年的杰作《对话》传闻要翻拍成电视剧;好莱坞坊间传言他钦定《摩托日记》的导演执导垮掉一代的经典《在路上》……而他本人却远离名利场的镜头,在加州的艳阳下大吃牡蛎,抽着在美国被明令禁止入境的古巴雪茄,笃悠悠地把《现代启示录》重新剪辑了一遍。
    
    直到2006年2月,他以美国资深酒商的身份参加在维也纳举办的管理者论坛时,才故作不好意思地告诉一群财经记者,他的新片《没有青春的青春》前一年10月就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的崎岖小巷中开始了拍摄制作,“不过我不会告诉你们故事的,我想让它出乎意料。”
    
    这部《没有青春的青春》改编自罗马尼亚神学作家伊利亚德的同名小说,尽管科波拉形容这是一部“靠卖酒盈利拍摄的个人小制作”,但影片的主演阵容仍然炫目,两位男主角是《海上钢琴师》的提姆·罗斯和《柏林苍穹下》的布鲁诺·盖茨,女主角则是主演了《日瓦戈医生》的亚历克桑德拉·玛丽亚·拉拉。
    
    自己出钱自己玩,底气当然很足,在导演日记里科波拉写道:“要收益?还是要好评?考虑这种问题太可怕了,如果拍片时候琢磨这些,简直好比同时要养若干任前妻和她们的孩子!”
    
    老夫聊发少年狂,大师把片名解构成“青春,没有,青春”,“青春”是最重要的。他宣称:“拍这部影片的我要再度年轻起来!我要忘记经历过的所有坎坷,抛弃我所有的经验,经验是恐惧之母。我不要患得患失地去想那些碰壁时的痛苦和尴尬,我要重回学徒时代的思维,无所顾忌,无所畏惧,只有天真赤诚的梦想,虽然无知,但是热爱一切。”他说,曾觉得自己50多岁那阵的状态最好,“按照那个说法,我今年(2005)50·16岁了。不过现在我决定把50去掉,我就是16岁。那么明年我就要17岁了,那是我开始做导演的年纪啊!”
    
“他是让人去建造梵蒂冈或金字塔的家伙”
    
    在彻底淡出江湖的十年里,科波拉神隐在远离都会的乡间,河谷里强烈的日光穿过橡树的枝叶,照着他那座有着130多年历史的古堡,大腹便便的他就像古典时代豪爽豁达的庄园主,抽着雪茄,喝着新酿的红酒,随时迎候远方来访的友人。
    
    一位影评人曾这样描绘自己的“科波拉酒庄之旅”:
    
    导演骄傲地把客人领进城堡,先穿过清凉的酒窖,里面无数的橡树桶装着成熟待饮的意大利卢比孔红葡萄酒。再走进一间小小的电影博物馆,这里存放着他的影片拷贝,还有他专用的一张硕大无比的写字台。礼品陈列室摆放着价格昂贵的科波拉T恤衫、科波拉面条、科波拉橄榄油、科波拉雪茄,但几乎没有科波拉葡萄酒,因为这种酒供不应求,每年度每位购买者只能买一瓶。大师叼着粗大的雪茄,他终于气喘吁吁地打开了通往密室的门。这里有空调设备,空气湿度60%,终年恒温22℃。这里保存着在美国禁止的古巴蒙特克里斯托雪茄……饭桌前,他能飞快地吃下一盘牡蛎或一大块金枪鱼生鱼片,以致同桌的人几乎都吃不上。
    
    “让艺术家们集聚在我身边,为他们烹美食,给他们斟酒,和他们一起享受生活和共同制定宏伟计划,这一直都是我的梦想。”或许,他本该是巴洛克时代至情至性的侯爵,却不小心错生在了数字时代。他的老友、把电影和亿万家财都打理得一丝不苟的乔治·卢卡斯不免揶揄他:“弗朗西斯这个自大狂,他是让人去建造梵蒂冈或金字塔的家伙。”
    
“他在钢丝上跳舞,我们拉着钢索”
    
    “自己出资拍摄自己的电影”,这对于盛年时的科波拉而言,曾是多么遥不可及的梦想。
    
    没有一个导演像他那样常常破产。为了电影,他多少次把家中细软拿去抵押,多少次把整个家族带到破产边缘。妻子埃莉诺曾形容一家人的生活“像马戏团那样到处漫游,弗朗西斯在钢丝绳上跳舞,我们则拉着钢索。”
    
    科波拉的崛起、失败和再崛起已然成为美国电影史上一段华彩。
    
    1970年,默默无名的编剧科波拉以《巴顿将军》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他开始有机会拿起导筒。然而仅仅一年后,地方行政长官们就封了他办公室的门,因为有太多账积欠良久。家财散尽的他走投无路,只好与派拉蒙电影公司妥协,硬着头皮开始拍摄根据马里奥·普佐小说改编的黑手党史诗《教父》。
    
    他不喜欢小说原作,痛恨制片人,苦恼于马龙·白兰度别扭固执难以合作,30出头的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有当导演的才能,几度试图甩手不干。后来他在拍摄中大胆尝试了曝光不足的影像风格,昏黄黯淡的画面有着伦勃朗油画一般的质感,影片从内容至形式都开拓了警匪片的视野,然而在整个制作过程中,他始终悲观认定票房将一败涂地。
    
    多年后,卢卡斯很中肯地描绘出了科波拉性格中的双重性:“在我认识的导演中,他是最大的自我中心论者和最大的不稳定者。”
    
    其实直到现在,科波拉仍不喜欢《教父》,他耿耿于怀地把那次拍摄描绘为“生活中最可怕的经历。令我吃惊的是它竟那样成功,以致当我打算从事别的事情时,它又把我拉进了另一次辉煌。”《教父1、2》赚回三亿美元票房,为他赢来四座奥斯卡奖,他因此被视作好莱坞最有创造性的新生代创作者,但是偏偏他不喜欢,甚至他十几年后再拍《教父3》也只是为了还债。
    
    电影是一个讲究投入回报比的有限度的行业,而科波拉却永远不懂限度为何物。50岁以前,他信奉的原则是:既然要拍一部好电影,就要拍得好上加好,既然会破产,干脆准备一亿美元来,“如果有人借我20亿美元,那我就再借300亿,拍出一部真正伟大的影片来。”
    
    两集《教父》取得国际性成功后,科波拉自己筹资拍摄了反映越南战争的影片《现代启示录》。这个雄心勃勃的拍摄计划自始至终被笼罩在预算严重超支的阴影里,拍摄工作混乱至极,迫使他的妻子把这些拍成了一部纪录片。《现代启示录》最终耗资3000万美元,这在1979年是个天文数字,这部杰作为科波拉换来一座金棕榈、惨淡的票房和还不到头的债。
    
“我要离开这里,聚精会神干点我真正想干的”
    
    80年代,科波拉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惨淡岁月。
    
    1981年他起用娜塔沙·金斯基拍摄《心上人》,最终耗资3000万美元,却只收回100万,在评论界也备遭冷遇,一片凄凉。科波拉债台高筑,债务超过5000万美元,他自己都不讳言,那时他身在水深火热之中。忍无可忍的卢卡斯挖苦他:“弗朗西斯是一部意大利歌剧,他需要的是杂乱无章和闹哄哄的氛围。”
    
    在事业遭逢霜雪的同时,他个人的悲剧接踵袭来,儿子吉安·卡洛死于一场车祸。1988年,心力交瘁的科波拉对《纽约时报》说:“我要离开了,我不想再和他们合作。我已年近50,得聚精会神干点我真正想干的事。”
    
    两年后,他在经济压力下接拍《教父3》,这部续集总算让他挺过难关。1990年后的7年里,他只拍了《惊情四百年》和《杰克》,都是内蕴悲凉的故事。根据畅销小说改编的《造雨人》问世后,有人问他是否还做着孩童时在纽约皇后区曾做过的电影梦,58岁的他望着余光残照下的葡萄园,感伤地说:“那些梦从没离开过。我已经进入老年了,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损失在对我并不重要的事情上了。”
    
    电影圈永远纷纷扰扰,有人涌现,有人沉寂,有人得意,有人失意,科波拉只是执意淡出。年复一年,他看着新酿的红酒装满橡木圆筒,贮入酒窖,“一点不同寻常的故事”亦在心头酝酿、贮藏,对他来说,拍好电影就像酿美酒,都要用耐心和最好的原料。
    
    “上天赋予艺术家的灵感就像弓箭手箭囊里的箭,射出去就没了。大部分人在年轻时用完了他仅有的箭,也有人在一把年纪时重新发现自己手里还有没射出的箭。”这是科波拉在拍摄《没有青春的青春》前写下的导演手记,其实,无论他背上箭囊里还有什么,他只要轻轻一张弓,这世界便要屏神凝吸,因为没有他在的江湖,也寂寥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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