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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插图本《敖德萨故事》西安发布会上的录音整理
时间：2007年2月3日下午
地点：西安万邦图书城
出席发言者：
芦苇——《霸王别姬》、《活着》、《图雅的婚事》、《白鹿原》等电影的编剧，即将成为电影《白鹿原》的导演。
王天兵——人文版巴别尔系列书籍《骑兵军》、《巴别尔马背日记》及《敖德萨故事》主编。
芦苇：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读到苏联作家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爱伦堡是苏俄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当时看这本书才知道巴别尔的名字。解放以后从来没有中国人提及他；解放以前只有鲁迅曾提到过他。这本书让我非常震惊，因为爱伦堡对巴别尔这个人、对他的小说极尽赞美之词。我们都知道爱伦堡这个人很清高，他能用这些词汇介绍一个作家，引起我对“巴别尔”很大的关注和期望：这个人的书写的这么好，他的水准能高到什么程度呢？一直是个迷。因为他的书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版过。
那么爱伦堡当年是怎样介绍他的呢？我这里有原话：许多极不相同的作家都喜欢巴别尔的《骑兵军》：高尔基和托马斯·曼；巴比赞和布尔加科夫；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别雷和萨冈洛夫；罗曼·罗兰和布莱希特都喜欢他——这里有个词叫“极不相同的作家”——就是风格完全不一样的作家。我们都知道高尔基和托马斯·曼是完全两种类型的作家，可他们都喜欢这个人。我们也知道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是极不相同的诗人，可他们也一同喜欢他。所以巴别尔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作家，我想除非他极具魅力，否则不会有这些完全不相同的人来喜欢他。
爱伦堡在这本书里还写到：1930年《新世界》杂志发表了许多外国作家的来信，这些信是征询关于苏联文学意见的，包括征询外国文学大师对苏联文学的看法和评判。在大多数的来信中巴别尔都名列第一。高尔基在回忆录中也说过类似的话：巴别尔是俄罗斯文坛奉献给世界的最珍贵的礼物。这两位作家的评价高到这种程度，加上这么多作家的关注和崇敬，让我很期待看他的书，可是始终看不到。
到了1999年初，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一个短期的学术访问。我在那里的东亚图书馆查询资料时，认识了王天兵先生，我俩都是西安来的，在美国碰见老乡，格外亲热。他当时就问我知不知道巴别尔这个人，问我看没看过他的书？我说没看过，因为中国没有他的书。后来，我想起来这个陌生的巴别尔就是我在爱伦堡的回忆录中读到的那个人。
天兵一说起巴别尔，浑身就热情飞扬，他的情绪也感染了我，使我对这个作家更加充满了期待。他当时就说准备把巴别尔的小说《骑兵军》改编成电影，并问我的想法。我第一个直觉是难度非常大。但当时天兵很有热情，说这个事情我来做。果然，不过多久，天兵根据《骑兵军》改编的电影剧本就写出来了。当时这个剧本是他和朋友合写的，并自费在国内的作家出版社出版。这个剧本不但写得很好，而且书也制作得也非常精美，其中还有多幅插图，画得也非常好。但这个剧本并没有引起关注，让我吃惊的是，天兵不但没有气馁，竟然又在2003年初独立地从头改写了一遍《骑兵军》。这个剧本终于在同年被我们厂（西安电影制片厂）看中了，并买下了电影拍摄的版权。
说话到了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我国著名俄语翻译大家戴骢翻译、由天兵编校的插图本《骑兵军》。一年后，他又和人文社合作出版了插图本《巴别尔马背日记》（由徐振亚翻译）。其后，就是这本插图本《敖德萨故事》（戴骢翻译）。我觉得这是翻译界的一件盛事。戴骢先生是中国最好的俄文翻译家，曾翻译过蒲宁文集等。老先生说自己年事已高，翻译完《敖德萨故事》就不再碰巴别尔了，其他翻译工作也基本不会动了。
总之，经过天兵一系列不懈努力，一共在中国出了巴别尔三本书。巴别尔是个产量极少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已由天兵主编翻译出版。这中间，天兵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代价。在当今的中国文坛上，能有人去做这样的事情，第一是匪夷所思、第二是凤毛麟角。天兵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传播者。
他让我终于看到了巴别尔的代表作：《骑兵军》和《敖德萨故事》。我等了整整三十年。巴别尔果然名不虚传。我对巴别尔真是肃然起敬。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爱伦堡、高尔基以及世界上那么多伟大的作家会对巴别尔如此推崇。他确实是个天才型的大作家，他的作品确实极为优秀、极富魅力。我也明白了为什么生活在海外的王天兵，既不是很有钱的人，也不是很有势的人，却坚定不移地把这本书推到中国来。他真正是一个文化事业中的苦行僧，是一个真正有志于文化事业推广的人，我对天兵是充满了敬意。
我们再回到巴别尔的小说本身，看了之后，我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向读者和文坛来推荐他的书，我希望大家都来看他的书。因为巴别尔这个伟大的艺术家，不但能让我们得到阅读小说的艺术享受，更重要的是，还能让我们领略到他的精神实质，其核心与俄罗斯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完全一脉相承。
但巴别尔小说给我最强烈的印象是：他对现世的任何一个信仰派别，都保持一种怀疑的距离；他是最纯粹的艺术家。我读巴别尔的小说，常想到他是文学界的凡高，色彩非常明亮；他也是一位非常细腻的音乐家；而他小说中人物的鲜活程度却又非司马迁之巨笔莫能为。读他的书是一种绝大的享受。
现在我们的阅读环境跟自然环境一样，每况愈下、越来越差。在我们的阅读中很少能看到历史和现实的真相，也很难体会到生命的感觉，但这一切巴别尔都告诉你了。这时你才发现历史是如此严酷、现实可以如此清晰，我们也可以发现生命是如此丰富又是如此脆弱。他把人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与不能承受之轻，同样赤裸裸的展现在读者的视野之中。
我觉得这几部书在中国的引进和出版，是中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因为在今天这个文化沙漠的时代里，还有巴别尔这样一股清泉流进来。这意义非凡。他的精神与今天文坛上各种各样世俗的、消费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我希望大家都去阅读他，同时把这本书介绍给所有的文学爱好者和文学研究者。
巴别尔的书能够出版，这里面还有许多细节和故事。天兵在将巴别尔介绍到中国的过程中所做的努力，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来评价：可歌可泣。他为了研究巴别尔，进而研究了巴别尔的时代、巴别尔的文化背景、文化谱系、文化资源，对他精神的各个组成部分都进行了深刻的研究。这样学风在当今的学界是很罕见的。他为了研究巴别尔的《骑兵军》，曾经耗时经年写了一部专著：《哥萨克的末日》。我们知道巴别尔参加过第一骑兵军，而第一骑兵军的主体是哥萨克。因此天兵对哥萨克做了专题研究，而且写的非常专业、非常深入。
另外，也许对我这个电影编剧最有意思的是：巴别尔实际上还是个非常优秀的电影编剧。年龄大点的人都知道；我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引进了苏联很有名的一部电影：《夏伯阳》。这部电影对中国上一代人影响非常大，而巴别尔就是《夏伯阳》的编剧之一。他还有很多电影梦，他也是苏联最伟大的电影导演爱森斯坦的密友，他们之间有无数个无法实现的美妙设想。我和天兵曾做过一个关于巴别尔的对话，涉及这些内容，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10月，后被《电影杂志》等网站转载）。
关于巴别尔和电影，天兵接下来还要讲。我就说到这儿，谢谢大家。
王天兵：谢谢芦苇先生刚才的谈话，谢谢大家能参加《敖德萨故事》发布会。
我今天能到这儿和大家一起谈这本书，感到非常兴奋，也觉得非常神奇。因为《敖德萨故事》讲的是巴别尔童、少年时代所居住过的城市以及他的成长故事。我在老家讲这本书，真的可以说是一种缘分，有一种奇特的感觉。
我刚从北京、上海、苏州和深圳这四个地方做过巴别尔这本书的推介活动：在北京开了一个非常盛大的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的会也很有规模，而在苏州是在一个朋友——叶放先生——自造的园林里开的。同行的还有两个外国学者：一位专程从以色列赶来，另一位则专程从美国赶来，他们是研究巴别尔的世界一流专家。就在这一系列《敖德萨故事》的推介活动之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西安——来向大家介绍这本书。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巴别尔在这本书中谈到他童年时期曾流连忘返、陪伴他成长的一些场景：街道、大海、酒馆，等等等等。而我回到西安，看到西安的街道，有些面目全非、有些依然如故，她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我回到自己成长的城市来介绍巴别尔生于斯长于斯的敖德萨，确实非常奇特。
实际上，中国知道巴别尔的人还很少。在座的可能有一些人了解巴别尔的《骑兵军》，也可能更多的人对巴别尔一无所知，或者仅仅听说过这个名字，也可能在这个会前恶补了一下他的作品。
这确实非常奇怪，因为巴别尔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已世界闻名，可在中国呢，直到前几年人民文学版《骑兵军》出版之后，才略有人知。现在，他著作的第三本中译本、也是最后一本——《敖德萨故事》终于出版了，我想让全国的人都知道巴别尔。我的梦想就是满城尽谈敖德萨，在座的各位会帮助我实现这个梦想。
那么，巴别尔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敖德萨这个城市到底是什么样一座城市？《敖德萨故事》这本书又是什么样一本书？我就要一一告诉大家。
我在深圳时曾讲过，敖德萨这个城市实际上和深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们都是位于一个保守的大国的南部出海口的一个开放的特区。大家知道深圳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建立起来的特区城市，当地实行的经济政策和中国内地不一样，它接受了大量的国内移民，还有一些海外移民也在那里投资。终于，这些移民在一个小镇上兴建了一座现代化的都市。
回首敖德萨，也是如此——1794年，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亲自下令在俄国南方、黑海北岸的小镇上建立一座要塞——敖德萨。叶卡捷琳娜二世跟彼得大帝一样，一方面雄才大略，立志要让俄罗斯成为全世界最强大、最现代的一个国家；另一方面，她非常的残暴，曾镇压了大量农民起义。她野心勃勃要在黑海海滨建立一个军港，一方面威慑刚刚被她打败的土耳其；另一方面，她要让整个西欧文化从黑海传播到俄罗斯内地，形成一个北有圣彼得堡，南有敖德萨的格局，使俄罗斯进一步欧化。敖德萨诞生了，它一开始就是俄国面对西方一个门户，同时又是俄国对外的一个窗口。
我们一谈起巴别尔就得谈犹太文化，因为巴别尔是一个犹太人。
实际上，在十九世纪以前，俄国是没有犹太人的。当年整个欧洲都歧视犹太人。俄国把波兰兼并之后，大量的波兰犹太人就变成了俄国的犹太人。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歧视犹太人，她禁止波兰的犹太人到俄国内地生活。犹太人只能被迫生活在一些隔离区内，即使当兵也不能被授予军衔，甚至不能参与务农，上学也要受十分苛刻的名额限制。他们只能做一些小买卖，靠一些小手艺维生。当年俄罗斯的犹太人生活非常悲苦。但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允许犹太人移民到敖德萨去，她要利用犹太人经商的天赋发展敖德萨。在敖德萨，犹太人不必生活在隔离区内，他们可以和其他人一块儿择地而居，而且只要能挣钱发财，可以做任何行业，对入学的名额限制也降低了。因此，欧洲的很多犹太人向敖德萨移民。敖德萨一开始就是这样一个兼容并包的城市，它甚至包容了当年备受歧视的犹太人。
果然，敖德萨发展起来了。到了十九世纪中叶，敖德萨已经是欧洲的最大港口之一，俄罗斯的第三大城市，也是欧洲生活最便宜的城市，全世界最大的谷物交易口岸。至十九世纪后期，敖德萨的文化也得到极大的发展，成为东欧犹太人的文化中心。当时，敖德萨的犹太人口已占全城人口的一半以上，他们控制了百分之九十的谷物交易；敖德萨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律师都是犹太人。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城市。犹太人在敖德萨找到了一个可以自由生活工作的地方，在这里出现了意第绪语文学、出现了希伯莱语文学。犹太人的圣经《摩西五经》就是用希伯来语写就的。而意第绪语是东欧犹太人的母语。当年俄国就有一个说法——敖德萨是犹太人的天堂，但是，在7俄里之外就是地狱。
巴别尔1894年生于敖德萨的莫尔达万卡区。
大家都知道电影是1895年在法国发明的，实际上早在1893年的时候，一个敖德萨人就已经发明了电影摄影技术。大家还知道爵士乐是在美国南方出现的，是黑人乐手在咖啡馆中即兴演奏时创造的。实际上早在敖德萨，先于美国南方，就已经出现了成熟的即兴演奏，出现了现代爵士乐的这种音乐形式；更不要提古典音乐了，敖德萨给世界贡献出了好几代小提琴手，像这本书中提到的雅沙·海费兹、米沙·埃尔曼，都是世界闻名的小提琴手。敖德萨可谓东欧的文化之都，这里盛行的还有歌剧、交响乐和绘画。俄罗斯的抽象绘画大师康定斯基，是在敖德萨度过少年时代的，还有著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他的父亲，是敖德萨著名的画家。
另一方面，敖德萨还是一座体育之都，就像青岛一些海滨城市一样，这里的人从小崇尚体育，从小在海滩上玩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巴别尔在这本书中曾提到：沙滩上永远有那些身姿非常健美的人，而且一年四季都是这样。在敖德萨出现了俄罗斯第一个飞行员：乌托茨金。他是欧洲闻名的运动员。据说，俄国最早的一辆汽车是在敖德萨开动的。
敖德萨就是这样一个时尚之都、文化之都、体育之都、音乐之都，一个犹太文明中心。现在的敖德萨处境尴尬，她是乌克兰的重要海港城市，但却主要说俄语，但在俄国内地，敖德萨又被当作一座乌克兰城市。现在的敖德萨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敖德萨了。十九世纪末期那个繁荣、多元的敖德萨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全世界的第一座股票交易所不是在纽约，而是在敖德萨出现的。当时，她的商业、文化等各方面都极其发达。大家知道在沙俄时期，专制严酷。从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作家到后来的革命者们，多数都被流放过。可在敖德萨这个四不管地区，文化上却有较大的自由，出现了一批文学家和诗人，其中很多是犹太人。
巴别尔就诞生在敖德萨最后辉煌的时候。他成长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样一个极特殊的时期。他从小就会说多种语言。现在中国的父母想让孩子说纯正的英语，还得给孩子报英语补习班。而当年在敖德萨，一个孩子，尤其是犹太孩子，天生就会说五六种语言。巴别尔天生就说意第绪语，那是他的母语；他天生还会说希伯来语，因为他父亲逼着他读犹太人的两大圣经：一个是希伯来圣经，就是现在所谓的《圣经·旧约》，一个就是《塔木德》，都是用希伯来语写就的，相当于中国的四书五经；他还会说法语，因为学校里不但教授法语，而且他的一个法国老师还教给他流利的法语发音和对法国文学的爱；他还在学校和私塾学习英语，从小就能看狄更斯的原著；学校里还有德语教程。敖德萨本身就有日尔曼侨民区、法国侨民区和英国侨民区，他从小就跟英国、法国、德国的侨民在一起长大。他受到了那个时代最好的教育、最严酷的教育。我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列了一个他中学的课程表，从法语语法、德语语法到俄国文学、商业地理到政治经济学无所不有。除此之外，他父亲还逼着他在家里上私塾学希伯来文、英文、法文，还逼迫他学拉小提琴。因为在敖德萨这个音乐之都，所有的家长，尤其是犹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而一条最重要、最实惠的途径就是成为一个音乐天才。犹太孩子从小就接受小提琴和其他严酷的音乐训练，再经名师调教，最终能到圣彼得堡演出，从此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巴别尔也曾在父亲逼迫下苦学多年的小提琴，可惜他在这方面没有天分。
我在其他城市时，有记者问起，这是一本八十年前的书，现在看会不会过时了？
可以看出，当年敖德萨的情况和现在一些发达城市的完全一样。巴别尔童年的经历和现在的小孩比起来没什么区别，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一个大都市的文明程度，可能远不及一百多年前的敖德萨。《敖德萨故事》表面上是写于八十多年前的一本旧书，但它却是一本城市小说、都市小说。
单就都市题材来说，巴别尔就不但不过时，而且非常超前。其他超前的方面我就要一一讲来。
首先一点，中文版《敖德萨故事》收录了一组敖德萨犹太黑帮的故事。巴别尔写作此系列时年仅26岁，相当于中国所谓的80’后作家的年龄。80’后作家最大的也二十六七岁了。
刚才已经说过，巴别尔所居住的城市是一个充满了音乐、电影、歌剧，充满了现代艺术氛围的城市，所谓人杰地灵——那么我接下来要讲的就既出人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巴别尔的敖德萨犹太黑帮故事实际上是用电影语言写成的小说。
我现在要一一道来刚才芦苇提到但没有细讲的：俄罗斯电影导演爱森斯坦和巴别尔的关系。大家知道爱森斯坦1925年拍摄过一部特别有名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就是以敖德萨为背景的，讲的是1905年游弋在敖德萨港外的沙俄王牌军舰波将金号上面的水兵起义的事。那些水兵因为供给他们的肉里生蛆而揭竿而起，并向城中发射炮弹。这是俄国近代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儿。列宁曾说，俄国革命的第一炮在敖德萨打响的。《战舰波将金号》故事就发生在敖德萨海港一个著名的标志性建筑——敖德萨台阶上，这座大理石台阶从城里一直修到海边，是十九世纪初建的。在波将金号战舰起义之后，城里的居民，包括带着孩子的妇女们，都赶到敖德萨台阶来声援。就是这部电影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却和巴别尔有好几层的关系。
在电影《战舰波将金号》中出现了一组新奇的镜头：前来镇压的沙皇宪兵们端着刺刀，成排地沿着敖德萨台阶一级一级走下。其中一个妇女的童车在一片混乱中失控，沿着敖德萨台阶一级一级滑下，那位母亲无助地惊叫。爱森斯坦把这三个不同的场景交替剪辑在一起，产生了一种震撼人心的效果。这就是所谓“蒙太奇”的电影手法，就是把不同时空中发生的事情剪辑在一起，产生了单独时空中发生事件所没有的那种意境。
爱森斯坦是一个伟大的导演，是“蒙太奇”手法的创始人，也是现代电影的创始人。但他多次说过一句有名的话：我的电影技法都来自巴别尔的小说。
原来爱森斯坦这样一位电影大师，他的老师实际上是巴别尔。巴别尔的传世作品不多，可以肯定爱森斯坦看过《敖德萨故事》，受过其影响。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部小说到底讲了什么，以及为什么我说它是一部电影小说，而且现在看来不但不过时，还会让人觉得非常新鲜、非常超前。
中文本《敖德萨故事》所收入的一组黑帮故事讲的是犹太黑帮从产生一直到衰亡这样一段历史。首先一点，巴别尔为什么要写犹太黑帮呢？
在整个欧洲历史上，犹太人饱经磨难，从纪元以后，他们被屠杀、被驱赶、被歧视、被关闭在隔离区中，过着穷苦的日子，但在敖德萨呢，犹太人逐渐地获得了生活自由，在经济上、政治上也越来越强大，在十九世纪后期，终于出现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现在的以色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现在以色列还经常和周边的阿拉伯人产生矛盾。而以色列这个国家，实际上是从敖德萨起源的。敖德萨出现犹太复国主义思想是在1881年。当时有一个叫平斯科的犹太医生，他在敖德萨提出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想，他把犹太人到处受欺压、到处受迫害归结为没有自己的祖国，他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自觉的章程：踏遍天涯海角，购置一片土地，然后全部移民到那里，重新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这样就不会受人欺负了。这个思想在敖德萨诞生，而且在敖德萨发扬光大。这种思想培养了整整一代犹太作家、犹太诗人。有一个在敖德萨生活了二十年的诗人叫比亚里克，中国知道的人很少，因为他是用希伯来语写作的，他在1904年发表长诗《屠杀之城》，鼓励犹太人拿起武器，以暴易暴，在敖德萨，不但诞生了犹太民族主义思想，而且在1903年出现了犹太自卫军。
巴别尔从小受到这种思想影响，他从小也向往那些以暴易暴的犹太义士们。巴别尔从小最崇拜犹太黑帮。黑帮现在是个负面的词，就是黑社会。实际上当年在敖德萨，它是一个有进步意义的团体，它实际上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敖德萨这个城市的私生子，他们在平时也干一些欺行霸市的事儿，也干一些倒买倒卖的事儿，但他们也在屠犹发生的时候，把普通犹太人组织起来，以暴抗暴。所以巴别尔写《敖德萨故事》，实际上是歌颂当年的这些敢于拿起武器来反对屠犹的这些犹太英雄、犹太硬汉们。他的《敖德萨故事》就是在写这些人，写这些为了生存而拿起武器的犹太先辈们。
回到电影上面。提起黑帮电影，早在三十年代的好莱坞就有过，我们看到的就是黑帮开着汽车，哗地开到敌人的门口，几个穿着西装革履的人下来端着冲锋枪对着敌人猛扫几梭子后，上车哗地开走了。这是过去黑帮片的场景。
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现了美国导演科波拉的经典作品——《教父》，把旧黑帮片花样翻新了，这种端着冲锋枪厮杀的场面只出现了一两次，它更多地讲述了黑帮内部的家庭伦理，讲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兄妹关系，创造了一种新的类型。大家从此看到了黑帮的内部真相，而不是些被类型化的、被丑角化的、被妖魔化的漫画人物。《教父》多次被选为二十世纪十大电影之一。
说了这么多，我们回到《敖德萨故事》，先不细谈它是怎样运用了蒙太奇手法——早在1926年，《敖德萨故事》就被一位苏联导演拍过，以书中一位犹太黑帮的头目命名，叫《别尼亚·克里特》。这部电影我看过，远没有小说精彩。因为1926年电影还处在童年期，当时的默片还要配字幕，比较幼稚。1935年在伦敦还出版了这个电影的剧本的英译本，而且副标题是电影小说。巴别尔确实是以非常成熟的电影蒙太奇语言写成这部小说的。
现在，要先看看巴别尔在《敖德萨故事》中怎样成熟地实现了电影《教父》的这种类型翻新，他写犹太黑帮，不是侧重那些打杀场面，而是侧重家庭伦理，写父子关系、兄妹关系、兄弟关系，写家庭内外的男欢女爱、朝代更替，而且他的这种类型转换是自觉、成熟的，不是只做了一些探索，而是已独创了一种黑帮类型。巴别尔在1921年的时候就已经实现了科波拉在五十年后的电影类型创新。
巴别尔作品的英译本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在美国流行。科波拉在写剧本的时候，大概知道巴别尔这个人，但具体是否受到巴别尔的影响尚待查考。另外，敖德萨这个城市对美国文化也有影响。敖德萨有很多人移民纽约了，也应包括敖德萨的犹太黑帮。纽约现在还有一个街区就叫小敖德萨。美国另一部著名的黑帮电影——《美国往事》讲的就是纽约犹太黑帮的事儿。还有，我认识科波拉的长期合伙人汤姆·拉迪，他曾说巴别尔是最伟大的小说家。此外，科波拉自己酷爱文学，曾出资主办了一个专发短篇小说的文学杂志。科波拉也许对巴别尔并不陌生。
我还要提另外一部电影，和敖德萨故事并列，就更显出巴别尔的奇特。《教父》之后，美国出现了一系列黑帮片，无不受其影响。在1994年，又一部特例独行黑帮电影诞生了。这就是美国年轻的导演昆廷·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也被翻译为《黑色追击令》，昆廷拍这部电影时才三十岁左右，在美国引起轰动，并在嘎纳获大奖。当年和《低俗小说》竞争金棕榈大奖的就是由芦苇编剧的中国电影《活着》，结果昆廷获胜。
昆廷和当年科波拉一样，把黑帮片的类型又花样翻新了，独创了一种类型。我想在座的可能都看过这部电影，很多美国青少年酷迷昆廷，这部片子要连看多遍，看的很上瘾。里面有一个男演员是约翰·屈夫塔，他本已是过气儿明星，但这部电影让他再次成为世界级的电影大腕儿。直到今天，昆廷又拍了这么多的电影，都没有超过《低俗小说》。
这部片子非常奇怪，它不像《教父》那样有一条主要线索：讲老教父怎样被暗杀、黑帮内外怎样争权夺利，最后高潮迭起。《低俗小说》讲了几个既独立又关联的故事，主线实际上非常简单：讲一个黑帮老大买通一个拳击手在比赛中作假。但这个拳击手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在比赛时反败为胜，为了躲避黑帮老大报复，拳击手溜之大吉。老大随派杀手去追杀……。故事如此老套、简单，但这部电影把它切成了几个独立的章节，每章以一人一事为主干，最后又绕回去，形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圆圈结构。影片的绝妙不在于黑帮内斗的陈词滥调，而且在于它蓬勃别致而又让人忍俊不禁的生命气息。比如，当那个拳击手逃到女朋友家里时，他的女朋友还蒙在鼓里，却津津乐道地给他讲起自己特别想怀孕，因为觉得挺个大肚子好看。昆廷在写黑帮的时候，主要写这些男男女女的生命气息，所以这部片子极为精彩、耐看。
说完《低俗小说》，又要回到《敖德萨故事》。这种把一个大故事拆成几个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小故事的这种结构，巴别尔早已在《敖德萨故事》中实现了，而且也是高度自觉、成熟。
中文本《敖德萨故事》中的黑帮故事一共有八篇小说，每篇写作风格不同，每篇的主人公和叙述者也不一样，一篇中的主人公在下一篇中可能只作为配角出现；但就通过这八篇小说，巴别尔把整个敖德萨犹太黑帮的兴衰覆灭，他们内部男男女女的关系、父子关系、兄弟关系、兄妹关系全部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让你感到一个时代的逝去。
所以，《敖德萨故事》这就是这样一本奇妙绝伦的小说，不但在1921年就实现了科波拉在1973年的现代结构，而且实现了昆廷在1994年的后现代结构。
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才知道《敖德萨故事》？这里有多方面的原因：现在不是有股《红楼梦》热嘛，周汝昌和刘心武在讲红楼梦，他们认为曹雪芹是写完了《红楼梦》的，原著是一百零八回，但后面的二十八回被人刻意肢解了，然后又找高鄂续补了四十回，做成一个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本来《红楼梦》是讲兴衰变迁、人情际遇的。鲁迅早在《中国小说史略》就说过：《红楼梦》是写人情的小说，而现在高鄂补续的《红楼梦》变成了写爱情的小说了。鲁迅早就说过要复原古本《红楼梦》，即使遗失的回目找不到，也应该通过前面的伏笔把它推导出来。
《敖德萨故事》的命运竟然和《红楼梦》非常相似。这八篇小说直到2001年英译本《巴别尔全集》出版的时候，才第一次集体面世。以前它们不是在一起发表的，巴别尔在1921年发表了最初两篇，1923年又发表了两篇，1931年结集出版的时候只是四篇敖德萨故事，而且不包括最初的一篇，其中非常重要的《养老院的末日》迟至1932年才发表，而且是作为独立的篇章，其主题也很容易让人忘了它和犹太黑帮的关联。还有最重要的一篇《弗罗伊姆·格拉奇》，是敖德萨故事的收尾，在巴别尔生前从没发表过，直到1963年才被他的女儿在纽约发表。
所以，《敖德萨故事》也经历这样一个命运，它从来没有被完整发表过，最后一篇几乎失传，1931年的单行本长期以来让大家形成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那就是《敖德萨故事》是讲敖德萨犹太黑帮的传奇经历的，而且只讲了它的兴而没有讲衰，甚至有很多学者因此认为巴别尔推崇暴力。实际上巴别尔也写了它的衰。但直到2001年，这八篇敖德萨故事才第一次放在一起出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和《红楼梦》又有可比性。为什么《红楼梦》最后二十八回被肢解，因为据周汝昌考证，它详尽地写到了宫廷政治斗争怎样致使贾府被彻底抄灭。《敖德萨故事》也是一样，它讲了敖德萨犹太黑帮的“兴”，其时非常昌盛，他们中有人外号叫“国王”，独霸一方，像中国的梁山好汉一样，是东欧著名的地下政府，而最后他们都被谁剿灭了？是被布尔什维克新政权全部剿灭了。就是巴别尔在《敖德萨故事》中的最后两篇《养老院的末日》和《弗罗伊姆·格拉奇》所讲的。所以《弗罗伊姆·格拉奇》在他生前不可能发表。但发表之后，大家都已形成了先入为主的观念。可当把这八篇故事放在一起的时候，读者才突然醒悟：在1921年，26岁的巴别尔为什么写《敖德萨故事》——他是在控诉暴政，因为新政权上台后，不但消灭所有异己，而且把无依无靠的老人也要赶出养老院，不给他们谋生之路，最后还把所有帮助过布尔什维克的犹太黑帮未经审判全部杀光。整个敖德萨从此衰落了。
实际上，巴别尔的《敖德萨故事》，直到2001年大家才知道，是写给敖德萨的一曲挽歌，是为了追悼敖德萨的辉煌，追悼敖德萨的文明。我开始讲了那么多敖德萨的文明，在1920年新政权上台之后就完全衰落、消失了。所以大家也可以想到，为什么巴别尔这样一个作家在苏联肃反时期，会被逮捕、会被枪决。因为新政权绝对是不能容忍的他这样的人，早晚有一天新政权会醒悟到参加过革命的巴别尔是他们的敌人，还是会把他抓起来，还是会杀了他。
中译本《敖德萨故事》和2001年英译本中相关故事的编排还不一样。英译本八个故事次序编的是错的。你看，一个作家的作品的流传就是这么辗转。《红楼梦》问世二百多年了，在中国家喻户晓，可是后二十八回至今下落不明，直到现在还有很多疑团。《敖德萨故事》也是一样，直到这部中文译本出版，才第一次实现了巴别尔原初构想的编排次序。这是我引以自豪的。那么为什么以前没有实现呢？这有多方面的原因。我这次请到一位以色列的大学者，研究巴别尔的世界一流专家，他也编辑出版过巴别尔的英译本文集，也收录过敖德萨故事的黑帮系列，但其中最后一篇《弗罗伊姆·格拉奇》竟然也没有收录。为什么呢？因为巴别尔的女儿不授予他版权，但是，巴别尔的长女同意在中国全部出版巴别尔的作品，还允许我用很多她自己收藏的巴别尔的照片等。所以说，我们这本书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巴别尔的原初构想。这是我们中国读者的福气和缘分。
如果大家有时间来看这本书的话，这八篇小说加在一起总共才45000字，相当于一个中篇小说的长度，但是它的容量非常大，结构非常新颖，意识非常超前。
当然，《敖德萨故事》还收录了巴别尔珍贵的童年故事系列及其他珍品，可以说他在《骑兵军》之外的全部精品。巴别尔曾说他的童年故事才是自己真正的遗产。在现在这样一个旧的东西不断消失的环境中，大家看《敖德萨故事》更是有深意的。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一读者问：在听天兵老师讲《敖德萨故事》的时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在西安美术学院看的一次台湾故宫的精品展，其中有《清明上河图》，展现的也是一个城市的风貌。
王天兵：你说到《清明上河图》，非常好。《清明上河图》本身的画面组织就是蒙太奇的手法，不是平铺直叙地描写这个城市，而是把这个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剪辑在一起，高潮迭起，让你在一个完整、有限的画面中看到这个城市的无限、看到这个城市的全部、看到这个城市的历史，而且有疏有密、有重有轻、有远有近。《敖德萨故事》这部小说也是这样的，非常精妙绝伦。
西安晚报女记者：
非常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了一个伟大的作家，也见识了他一部非常有价值的作品。我从你刚才的讲述感觉到，你是一位文学的追星族，你为你的偶像做了很多事情，也为中国读者呈现了这样伟大的作品，你能不能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成长背景？还有巴别尔究竟有什么魅力让你这样痴迷？
王天兵：
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我是巴别尔的超级粉丝。追星族这个词儿已经老了，现在都用粉丝。我在深圳的时候，一位女记者就说我是巴别尔义工。大家都知道白先勇先生在全世界无偿地来推介昆曲，做青春版的《牡丹亭》。我也无偿地介绍巴别尔。我非常高兴做巴别尔义工。有一点特别重要：中文版《敖德萨故事》之特殊不只是翻译的好坏问题，而是因为它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第一次实现了巴别尔的想法，我为此感到很骄傲。
谈起我的经历，这就和西安有关了。我在西安出生，在西安长大，我上初中时学会了骑自行车。我从小各门功课都非常好，所以父母很少管我。只有学习不好的孩子，父母才要限制你。我从小非常自由。我父亲和巴别尔的父亲完全不一样，从没有逼我在课下上补习班。我初中时一下课，就骑着自行车在西安城里转悠，好像没有赶着回家做作业的事儿。西安的大街小巷可以说我在少年时代全都转遍了。我父亲对历史感兴趣，从小我就熟知周秦汉唐。我对西安这个城市非常熟悉、非常热爱。但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一个人写过一个西安故事，像王朔写北京那样。姜文拍过《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没有人写过西安，贾平凹写的废都不是西安。
这个话题并没有扯远。我从小比较自由自在，对三种东西尤其感兴趣：绘画、文学还有物理。但我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后，感到非常失望，这地方不教物理的灵魂，让我逐渐丧失了对物理的兴趣。我到美国之后学的是电脑，但又重新开始学习写作、学习绘画。也许正因为我在国内没有学习写作、绘画，所以我到美国之后写作和绘画的兴趣越来越浓。以至于到现在我还在写作、还在绘画。
为什么巴别尔这么感染我？我最开始看的是《骑兵军》，讲的是哥萨克。犹太人在俄国历史上饱受迫害和歧视。而谁是镇压犹太人的先锋呢？就是哥萨克，他们是沙皇的鹰犬，沙皇一不顺心，就把错全怪罪到犹太人身上，下令哥萨克屠杀犹太人。1905年10月18日到10月22日，巴别尔就亲历了这样一个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执行者就是哥萨克。可是，巴别尔成年之后，俄国爆发了革命，国家各阶层重新洗牌，巴别尔作为一个犹太人，参加到当年屠犹的哥萨克中间，并肩战斗，后又以此为背景写了《骑兵军》。
而在我看来，他写的却是文化冲突。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到美国生活，在看巴别尔的《骑兵军》时，有种感同身受的感觉。他实际上写了一种人加入到另一种人中间时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精神上的撕裂和困境，这种东西深深打动了我。
我在美国重新学习写作时，开始接触的显然是英语文学。我开始阅读英文原著，重读海明威、雷蒙德·卡佛、塞林格以及厄普代克等作家的作品，可是我读来读去，我发现了俄罗斯文学，包括契诃夫，尤其是巴别尔，我觉得比所有美国作家都好。在巴别尔面前，美国那些作家都黯然失色。我认识的所有严肃的美国职业作家都在毕恭毕敬地读契诃夫、巴别尔。
有一点需要补充，我在中国时没有苏联情节，也没有阅读过大量苏俄文学。所以，我的发现不是怀旧。以前中国对契诃夫这样的俄国大师的介绍都是偏颇的，误导的。中学课本中所选的他们的作品不是他们最好的。
以凝练著称的海明威有个理论，他只写出冰山露在水面上很少的一部分，但藏在水下的部分更大，意思是他的小说的字里行间包蕴了很多内容。可当我看了巴别尔之后，海明威就刻意了。如果说海明威只写出冰山一角，那么巴别尔是把冰山用语言魔术变成了一颗钻石全部交给你，让你在一瞬间看到全部。海明威自视很高，看不起他同时代很多作家；海明威还是个排犹分子，非常讨厌犹太人。但海明威在看了巴别尔的《骑兵军》后说：我从来不觉得能用字数来判断一个作家的好坏，但看了巴别尔之后，我觉得我还能更凝练一些。这是海明威对巴别尔的评价。
我看了巴别尔之后，几乎失去了对海明威的兴趣。文学上就怕货比货。你把巴别尔的东西和海明威的放在一起，就会发现巴别尔的东西比海明威的神奇。你如果不服气，就看看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集，上海译文社出过一种蓝皮的，里面收了他四十篇短篇。当你看到第十篇的时候，你已经发现海明威是用同一种叙述语言讲不同的故事，叙述方式一样。单从版式上看，一段对话接一段对话，下面再加一段写景，然后再一段对话，他那种刻意的文风会让你能感到非常僵硬。
但你看巴别尔的小说，篇篇都不一样，每篇叙述者不一样，叙述风格不一样，叙述方式不一样，结构不一样。无论是把巴别尔从俄语译成英语的英译者，还有从俄语译成汉语的中文译者，他们都说过：翻译巴别尔非常难，因为每篇小说都不一样。英译者曾说：我翻译契诃夫、托马斯·曼等大家，翻着翻着就能找到一种语调、一种语气，适用于他全部的作品。但巴别尔不行，他篇篇不一样。
我曾在其他地方多次说：看巴别尔的东西能够治抑郁症，能够让你感到健康。他充满了灵动，他没有一丝呆板，没有一点僵硬，也没有一句说教，他永远是活泼的，你永远捕捉不到他，他充满生命气息，充满生命感觉，而且篇篇不一样。这一点在俄国作家中可谓绝无仅有。这个英译者翻译了巴别尔全集，包括他的话剧剧本、电影剧本、残篇断章以及新闻稿等等。这个英译者说：巴别尔从他十八岁的处女作开始，到他最后的作品，没有一篇是一样的。他的全集加起来有上千页，里面有一些很随意的东西，本来不想发表的东西，就这些也没有一篇风格是一样的。这是令人感到震惊的。英译者说：可以看出，巴别尔在很小的时候，在最开始写作的时候，就立下了死决心：我这一辈子写作，一定要篇篇不一样，就和毕加索一样，每幅画都不一样，而且每一幅画都自成一体。这在文学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你看《敖德萨故事》和《骑兵军》，总共收录了大概五六十篇他的短篇小说，篇篇不一样。看巴别尔的短篇小说集好像是在看好几部长篇小说，他的包容量、他的时空跨度非常大。这是他最主要的魅力。我看巴别尔十多年了，还不烦，还把他放在床头，还经常拿起来看。我觉得这是特别难得的。有的作家你看一两遍也就不想再看了。
我不知道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
一位男记者：
巴别尔是犹太人，而哥萨克是屠犹的，而哥萨克他们在苏联内战中也相当残忍。但我在《骑兵军》中看到的是不同的哥萨克，我看到里面有美，有巴别尔对哥萨克这个民族的那种精神气质的讴歌、赞扬甚至热爱，当然他也写了他们的残忍和血腥。这对有着犹太血统的巴别尔来说，是非常奇特的。我想请你谈一谈巴别尔的哥萨克情结。
王天兵：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会迷巴别尔的一个原因。不要说巴别尔的哥萨克情结，咱们说一说中国人的外国人情结。中国孩子生下来，从小父母让他学外语，希望他将来能留学，包括我自己，曾留美十多年。实际上中国现在的少年们，不也是想变成外国人吗？他们把头发染成金黄色的，甚至戴上蓝色的隐形眼镜。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的梦想就是想变成外国人。
我最近看到群众出版社新版的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觉得非常精彩。溥仪说：自己从小在皇宫中长大，但从小的梦想就是变成外国人，他觉得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他用了铅笔之后就不想用毛笔了，他学会骑自行车之后，就让人把故宫里面所有的门坎儿全都锯掉，因为他要在故宫里面骑自行车。溥仪说，他少年时代想变成洋人，总爱穿小西装在故宫里面转悠。一次，他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带着一些外国朋友来了，那些人一看，啊，中国的皇帝穿着小西装，根本不像中国人。溥仪这个心态很典型。我觉得整个二十世纪直到现在，大家都有外国人情结，想出国、想变成外国人、想娶洋妞的可能较少，想嫁洋人的不少。
从这一点你就能理解，巴别尔为什么会有哥萨克情结。他从小看到都是些犹太商人，他们一天到晚总是想着钱的事，利欲熏心、怯懦文弱；而他在少年时代看到的哥萨克是什么样的？是那种骑在骏马上、不露声色的硬汉。当年，在拿破仑打到俄国之后，俄国人采取坚壁清野的政策，放弃了莫斯科，拿破仑没吃没穿，只得撤退。他们从莫斯科撤回巴黎的路上，就是哥萨克游击队在扰扰他们、阻截他们。哥萨克发挥了轻骑的长处，采取游击战术，硬是把拿破仑这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欧洲军队给拖垮、打败了，从此哥萨克就名扬欧洲了。在巴别尔少年时代，哥萨克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早就是一支神话般的队伍。
由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当年的犹太男孩都想变成更强悍的男人。这就是巴别尔为什么会歌颂犹太黑帮。《敖德萨故事》中有一篇叫《哥萨克小娘子》，哥萨克小娘子实际上是一个犹太女人，但非常强悍，跟传统意义上的犹太女人不一样，所以她的代号叫“哥萨克小娘子”。据考，当年敖德萨真有一个店铺就叫哥萨克小娘子。看来，犹太人以成为哥萨克为荣。你可以想象，在敖德萨这个犹太复国运动的发源地，那时的犹太少年们，都梦想参加犹太自卫军，拿起武器改变自己的命运，最终建立自己新的国家。
所以他在青年时代主动加入到哥萨克的队伍里面，不是偶然的。我不知道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更加详细的论证可以看我为人文版《骑兵军》所做的序言——巴别尔的秘密。
一位读者：
我想问一下芦苇。我知道芦苇的阅读是非常宽泛的。就你个人的阅读，你感觉巴别尔的的思想源头来自何方？
芦苇：
在我的阅读经历中，巴别尔是一个不可归类、不可复制的作家。当时天兵想把《骑兵军》变成一个中国的电影故事，而且做了电影剧本，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说这个事儿太难了，因为这个人很难复制。把他精神气质的那种独特性移植到中国相当困难。是否能把《骑兵军》改编成中国故事？不是不可以，但相当困难。因为巴别尔与中国人完全是属于不同的两个文化谱系，译形易而译神难。你要把人物的外形变成中国人，这个不是太难，你把他的精神气质变成中国人，这是极为困难的，纵是大师也难免失手。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徐静蕾这位青年美女导演，曾经把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移植成中国版。以我来看，是把金玉变成了败絮。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
所以我们要一定知道巴别尔这个人思想的来源，至少有几个问题我们是必须要研究的。第一个，东正教；第二个，天主教；第三个，犹太教；还有就是当时的所谓激进主义、革命思潮对他的影响。光这几个话题就很大了。因为巴别尔在十八九岁时，接受了革命思想，他认为要改变俄罗斯和人类的命运，就必须革命，自己也投身到革命运动里去了，打仗、做粮食征购员、编刊物、甚至到肃反委员会做翻译，最后参加了骑兵军。他是语言天才，懂好几国语言，懂德语、法语、犹太语、乌克兰语，他在语言上很厉害。但他投身了革命。
我们看到革命对一个时代的推动作用，以及年青人在接受它的时候那种热情和局限性。因为我们也知道，大家革着革着就发觉味道不对了。巴别尔是最早用他的文学敏感性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人。我们都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但奥斯特洛夫斯基并不知道革命有负面作用。但是巴别尔早在革命刚刚开始成了一种时髦、一种救国运动、一个救世运动的时候，就已经看到革命的负面性了。《骑兵军》讲的革命跟屠犹运动，跟历史上的暴行没有什么太大区别，革命对生命的摧残，对生命的漠视，对生命价值的否定，让他不寒而栗，他感到困惑，感到痛苦。这是为什么《骑兵军》会引起了当权者的憎恨，当时的骑兵军军长就说巴别尔这种人应该枪毙，他这儿哪是写骑兵军呀，这儿写的是土匪。
所以，我觉得要想理解巴别尔，一定要弄清楚革命。在研究巴别尔的文化来源和精神资源方面，天兵做了最大的努力，在他的专著《哥萨克的末日》中，他一一回答了这些问题，他复原了1920年的世界革命。他把历史上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关系，把历史上东正教和犹太教的关系，把基督教和革命的关系……（磁带到此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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