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盲井》：发现剩余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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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青：有一部反映矿井生活的小说《神木》，是小说家刘庆邦写的，讲述的是两个矿工唐朝阳和宋金明——后改名为——王明君和张敦厚（两个最为普通的姓），专门从事杀害那些他们骗来的假冒为他们亲戚的矿工，伪造矿难事件，以便从矿主那里诈取死亡赔偿费。 卓青：小说主要集中描写了他们两个人谋杀父子俩的故事：第一次他们找到了外出打工的父亲——打工为了积攒学费让儿子读书，但是被那两个敲诈者所发现，以表兄的名义骗到一个偏远的山区矿厂打工，杀死他之后，以所谓亲戚的名义榨取了赔偿费。后来这个被打死的中年人的儿子出来寻找好久没有回家的父亲——显然这个寻找的故事有着父亲已经缺席已经被谋杀的很多象征性暗示，也被这两个家伙在火车站作为要谋杀的“点子”捕获了，然后以侄子的名义骗到矿区打工，在准备再次谋杀他之前，其中一个家伙王明君突然发现这个孩子身上带着一张照片，照片上他要寻找的父亲就是他们不久前杀死的“点子”，想到自己也有一个同样大小的儿子，自己杀人诈骗也是为了让孩子读书——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的生活故事——所谓读书可以过美好生活的故事！王明君有些良心萌动，一直不大愿意杀这个孩子或这个学生！后来他们造好了人为矿难的陷阱（或者按照电影的情节是矿井要实施爆破），张敦厚执意谋杀那个学生时，王明君提前打伤了他，没有想到张敦厚并没有死，醒来后也打伤了王明君，即两个人最后在矿井中彼此打伤了对方，因为矿井爆破，无法出来，结果同归于尽了，只有小孩在惊恐中，逃了出来。 卓青：是的！电影结尾是当时矿井正在实施正常的技术性爆破，其中一个要谋杀这个少年，另一个打伤了他，两个人彼此打斗，都受伤了，而那个看到他们两人打斗而不知道缘故的男孩，赶快跑了出来，那两个家伙就被埋在了下面，少年得到了赔偿费。小说中则是那个良心发现的王明君打死了另一个，并且告诉少年去领取赔偿费，自己则死在了他们自己人为制造的矿难里，但是少年向矿主说了实话，结果他什么也没有拿到。电影中的少年并没有说出真情，而是以在火葬场的烧毁尸体为结尾，似乎这个少年今后也会成为类似的人——他也会去寻找新的“点子”去谋杀吗？因为他并没有说出实情！当然，他的眼神显得迷茫，但是与小说中很不一样——少年从此不再知道生命的意义和方向！ 卓青：矿主们极力不让事件扩大影响不想让政府知道，而且起先地方政府也不允许报道，害怕事态扩大。矿难事件其实就还不是一个公共的事件，我们还是看不到的！电影是让我们看到——让公众，而且还有国外的公众，我们知道这个电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银熊奖，在暴露中，让我们看到这个事件，了解这个事件，而且进入了这个事件。 卓青：也许，如同你所强调的，艺术只是在面对这个表现本身的不可能性？ 卓青：是的，为什么恰好是矿难如此触目惊心，为什么是矿井中发生的事情触动了我们？为什么是这个地方或位置呢？在矿井下？我们确实只有微弱的光！如同盲井的片名出现前，镜头一直随着矿工们下到井底，黑色持续了几乎半分钟之久，片名出现时，也只有微弱的光在井顶的入口处。 卓青：电影中还有另外一句话，也让我难以忘怀：“中国什么都缺，就不缺人”——是的，“人”在中国太多了！太多多有余了！因而就太廉价了！少余的钱就可以打发！我们知道，这篇小说和电影反映的还是那些本身也是矿工但是为了从矿难中谋取暴利的杀人者，有意杀死作为活人的“点子”——都是欺骗那些出来打工的朴实的外地农民，而且编造虚假的亲属关系，以便杀害他们，制造矿难后，从矿主那里诈取钱财。这是对钱财着魔了的邪恶？ 卓青：或者是小说中直接写道的——“只好借你的命用用”——这是更加有效率、更加值得的借用方式！生命，一直可以被借用？这如何可能的呢？ 卓青：这种对于生命的征用首要的不是针对矿工本身，也就是说这首要的不是剥削行为。因为煤矿的兴旺，首要的不在于自身成本降低，而在于能源危机带来的巨大需求。这种把人命替代工具来赚钱，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名义化的，如果把它嵌在整个小煤矿行业的行为上看的话。 卓青：是的。在煤矿行业中，既没有用高工资来安抚，又断绝了当地一般人分利的机会；而小煤矿的乱挖乱采对当地有限的资源是毁灭性的，它仅挖掘容易挖的部分，结果是它挖过之后无法进行高效率开采，大量的煤因此浪费，而低成本的运营带来的巨大污染也由当地人完全买单，小煤矿主固然可以在赚足了之后移民了事，他们造成的当地生存环境的恶化却是他们所远远无法补偿的。 卓青：奇怪，或者说见怪不怪的是，偏偏是这种最具伤害性的赚钱方法使得小煤矿在地方上通行无阻，赚的极为顺利，在生命的征用、所在地环境的毁坏之下复写的是“要赚钱就不要顾及钱是从哪里来的”！他阻止了一切可能的阻止。 卓青：是的，有着某种潜规则！（赚）钱仿佛制造出了一块飞地，一块没有“邻域”的地方，这里除了和“钱”相邻外什么都不接触，任何“钱”之外的地方都仅是可以赚钱的地方，从而与这里是没有接触的、对这里没有约束力的——“相邻”总是一种约束，无论是当地本身的生存环境还是同类人的生命都与赚钱这种生活方式脱离了开来！仿佛都不再相关，自身所在地的长久存在、人的生物生命都与自身的金钱生活隔离了！在这个意义上，移民北京、上海等国际都市更加具有象征意义——在那里，他们落户了吗？不，正好相反，那里是更大的飞地，更加四邻不靠的地方。 卓青：进一步说，首先的前提是个体生物生命与他的生活之间的脱离，成为没有名目的无名之物，前者不再固定在生活的某种轨道或程式的限制之内，而成为可以利用的资源，原则上死亡或其可能性并没有不同于其他的工具或官能的操作。与之可以对应的是“性”转变为这样的资源。 卓青：是的。我觉得，这里的这种变化来自生命自身和内在的力量，既不能混同于之前的同类现象，因为这里是匮乏对这种行为的巨大心理、道义负担的，卖命或卖淫在这里是逐渐中性化的活动，行为者无须付出心理或道义上的代价，近乎是自视为无成本的；也不能把它视为符号化、商品化的后果——因为实际上正好相反，如果不是生物生命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对人命的排价将是不可接受的，或者说如果不是矿工、矿主本身已经预先接受了生命可以作为交换资源，双方谁都不可能如此顺畅自然的接受这种交易行为，商品化是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卓青：可以说这里出现了新现象！我们看到其中一个谋杀者因为想到自己的儿子，甚至最后不愿意谋杀那个少年，我们看到，只有在亲情的类比中，在害怕绝后的报应惩罚中，还保留了少许的人性。这是生命本身在唤醒良知？ 卓青：生和死，在这里，都是可以借用和交换的了，这就是其彻底性！我们的文化似乎一直认可对生命和死亡的借用——一种通过给予的慷慨而暗自期待回报的逻辑？为什么是借用呢？生命的算计，也是来自当下生活贫穷的逼迫？不仅仅是官员们和矿主的合谋，不仅仅是矿工们自身轻视生命，而且还有对生命本身的借用和征用！ 卓青：煤，地下的挖煤这种劳动方式更加隐蔽，而且是生命本身的被征用。在资本的时代，让生命成为资本，这是生命的经济和运作。也是对底层的再次发现。挖煤也是对大地的败坏？生命如此廉价，但却如此残酷：矿主认为生命如粪土，矿工认为这是值得的劳动——所谓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渴望，还有孩子们读书的渴望，父亲渴望儿子读书摆脱农村生活的渴望…… 卓青：如何理解这个例外状态？如同你也会说余外状态？或者如同我所说的，只有通过非生命，通过不相干之物才可能打开关系关联的可能性。 卓青：那么，在文革之间和之后的中国，在一个人人自危，彼此不信任的时代，其实已经是例外状态，如同9•11之后的美国——任何的外来人或国内民众都可能是敌人，随时可能是敌人一样。例外成为了常态！ 卓青：什么底色呢？是黑色啊！绝对的不可见，但是又绝对的可见——在覆盖我们！如同矿工们说矿长心黑，而杀人者的心更加的黑！ 卓青：因为在中国文化，生命，首先还一直在家庭的亲戚关系中出现，这是生命的家政——按照家庭来生产，生计的存活法则。如同在西方，经济这个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其本义就是家政！ 卓青：小说反映了这种生产方式的破产？通过毁灭真实的或者虚构的家庭关系——我们说过，这个小说中的那些作为点子的被杀者都是以亲戚的名义招来的，以便谋杀后敲诈矿主。生命的法则首先就不是生命的政治，在中国，首先是生命的征用的家政和经济——家政这个词，如同我们刚才所讨论的，在这里是家法或生计——生命的算计？而且随着当下中国家庭关系的破坏，大量的离乡背井，乡村和城市的分化，生命的家政转变为生命的经济——二者都是生命的生计！这里的经济主要是资本运作的经济了，生命和经济，在家法和生计的开发中，就紧密关联起来。但是，生命为什么一直可以征用呢？可以如此自然地从家政的运作向商品的经济转化呢？其理论的根据是什么呢？ 卓青：如果生命的家政成为了生命的经济，二者还纠结在一起，这确实不是生命的政治——政治权力和权利在这里是被排除的，法律管不到，或者国家的法令在这里不起作用，因而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一个例外的场域：飞地！ 卓青：而且，那个潜规则的场势领域——作为生生不息的信念领域似乎是一直可以生长，一直有余地的，一直盈余的，可以被无尽开发、可以被无限征用的！好个可怕的信念！ 卓青：让我们继续追问：小说和电影的发现还在于让我们看到更加彻底毁灭的一面，即为什么出现了谋杀矿工和敲诈矿主的第三类——即那些本身作为矿工却又谋杀矿工的谋杀者？在矿主和矿工之外，其实他们原先也是矿工，但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资本迅速简单的增殖逻辑？起先他们只是牺牲品和死亡事件的旁观者，但是，在一系列死亡或矿难事件中，他们看到了更多的好处！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资本更加明目张胆地可以交换一切了？他们似乎感到了某种潜规则的诱惑？对生命征用的农民式的本能？ 卓青：虽然他们也假装哭泣来哀悼，哀悼——现在也成为牟利的方式了！ 卓青：更加彻底的表现是，小说家刘庆邦在《神木》中还以冷峻的手笔描绘了谋杀发生的原初场景——作为“借用”而被谋杀的生命的不幸境况，请允许我读出如下的一段：“在他们看来，窑底下太适合杀人了，简直就是天然的杀人场所。把矿灯一熄，窑底下漆黑一团，比最黑暗的夜都黑，窑底下没有神，没有鬼，离天和地也很远，杀了人可以说神不知，鬼不知，天不知，地不知。就算杀人时会发出一些钝声，被杀者也许会呻吟，但窑底和上面的人间隔着千层岩万仞山，谁会听得见呢！窑底是沉闷的，充满着让人昏昏欲睡的腐朽的死亡气息，人一来到这里，像服用了某种麻醉剂一样，杀人者和被杀者都变得有些麻木。不像在地面的光天化日之下，杀一个人轻易就被渲染成了不得的大事。更主要的是，窑底自然灾害很多，事故频繁，时常有人竖着进来，横着出去。在窑底杀了人，很容易就可说成天杀，而不是人杀。”——这些点子们似乎在扮演神的角色！如同黑炭在腐朽后化为了神木！我们的文化一直在梦想如此的神奇！当然，这里的生命和谋杀形态与前面的那些有根本差异，这是鬼神的层面啊！ 卓青：是的，是不可见的，没有了鬼和神，就连不可见的“法”也不存在了，也没有了旁观审视的眼睛，那么就一切都可以做了！而且制造天杀的氛围，黑暗的黑窑成为了生命谋杀的最佳场所。 卓青：如同小说家莫言在评论自己写的小说《檀香刑》为什么会发现如此残酷的刑罚时所说到的：杀人的行刑者－被杀的被施刑者－行刑的旁观者，三者其实都是谋杀的合谋者、同谋者！导演对电影镜头本身有所反思的。 卓青：是的，要看到那些矿难或者在矿井中杀人的场景似乎是困难的，电影中一直只有微弱的光——如同你开头所言，就是矿工们头盔上探照灯的光，很难照亮生命丧失的场景。 卓青：这是很残酷的现实，虽然说，他们很悲惨。他们的要挟模式还富有农民式的狡黠的情趣，明明自己放弃了对自身生命的珍视，一上来——其实是一下到矿井——就接受极度恶劣的生活条件和完全不成比例的工资，然而却在自己的死亡之后大作文章，迫使矿主偿付与他们的工资不在一个数量级的赔偿。如果说他们自己真的在乎，那干嘛不再开始的时候讨价还价？如果说矿主真的在乎，又怎么会一开始就征用生命？如果双方都不在乎，为什么矿主要做冤大头出这笔赔偿费？ 卓青：是的！我轻视我的生物生命，我把它工具化，不等于你可以从我这里公平的买走，我先用它敲你一笔。《盲井》则以近乎象征性的方式，通过极端化的类型来体现这一点，亲属关系是假的，不是在关联亲情，人命也是假的，不过是人造的谋杀，剩下的其实只有钱而已。虽然说钱不多，可是相对于他们的毫无成本，还是多多有余的！可谓空手套白狼，而且套到了死后，套到了最后——谋杀别人却两个人自己相互谋杀——赔偿费也不是自己的了，可谓生活本身就是钱，不管是不是真的占有！ 卓青：我们还不习惯看到矿井里的灾难！或者我们永远无法习惯！如同那些刚从矿井中上来的矿工们无法适应自然的光线。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一个持续很长时间的镜头，矿井外的自然光持续照耀着洞口，光线照射进黑暗的矿井，当矿工们从矿井开口的那束强光中出来面对强光时，眼睛非常的不适应，这也暗示了他们摆脱黑暗的艰难！ 卓青：让我再读一段小说中的文字：“点子唐朝霞没有喊叫，也没有发出呻吟，他无声无息地就把嘴巴啃在他刚才刨出的黑煤上了，他尽力想把脸侧转过来，看一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的努力失攻了，他的脸像被焊在煤窝里一样怎么也转不动，还有他的腿，大概想往前爬，但他一蹬，脚尖那儿就一滑，他的腿也帮不上他的忙了。”——这个场景触目惊心啊！ 卓青：小说还写道了被杀者的血的颜色呢：“血的颜色一点也不鲜艳，看上去不像是红的，像是黑的。” 卓青：我们似乎可以终结一下前面的想法了？这里应该有着多重的生命状态？ 卓青：这个第三重的剩余生命只有通过“无余”才可能触及到极限——才可能触及到个体的疼痛！对这个不可见生命力的征用和破坏才是最为可怕的！ 卓青：前面说过，小说家刘庆邦还写过一个同样反映矿区生活的长篇小说《红煤》，它讲述了一个年轻人试图洗去自己身上黑煤的颜色而不可能的命运，那是渗透进了他骨子里的自卑和劳动者的色泽。 卓青：黑色也是大地的颜色！小说《神木》告诉我们，煤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神木，煤是有魂的！因为那是埋藏在地下的树木沉淀演化而来的，煤就是带树叶的神木。但是，通过挖煤来赚取生命价格的谋生或杀生——却是对传统养生术的绝对颠倒。 卓青：这部电影也是对黑色这种颜色的书写，那是大地在书写自身？虽然拯救的力量如此微弱！小说的结尾和电影的结尾还不大一样：在小说中，少年人把一切都告诉了矿主，结果他一无所有，这个幸存的孩子——成为“点子”，差点被谋杀的少年是出来找他父亲的！他不知道父亲已经死了，他没有找到父亲，他不再可能找到父亲了！他将去往何方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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