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中国五代宋元翰墨魂脉探析(3)

  旷世瞩目的千年墨魂

  上海博物馆从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间,举全国之力、集世界之智,先后推出八个中国古代书画精品大展。

  晋唐宋元,千年墨迹,传诵的是中国书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千年墨脉;提炼的是中国书画空间营造、用笔遂心的千年墨法;推崇的是中国书画师法自然、天地人和的千年墨韵;凝聚的是中国书画环境与心境、想像与隐喻、和谐与凸显、客观与主观、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千年墨魂、辩证哲理。仅从此次“翰墨荟萃——美国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的作品中就可感悟中国书画千年墨魂的多维演绎:

  其一,五代伊始华北、江南和四川地域性的确立——三足鼎立。

  五代的荆浩、关仝、董源、巨然、赵幹、卫贤异军突起。南方绘画领军人物当推南唐董源。他对江南山水画派有创始之功,在元明以后的文人画中影响深远。董源画风秀润,善画树木苍茂的江南景色,画风淡墨轻岚,重视点染,密皴、点簇、渲染并用,使水墨渲染和点线融为一体,画面效果十分浑厚华滋、幽润清深。

  其二,五代宋元水墨画强势地位的确立——水墨设色并重发展。

  水墨画的兴起可以追溯到盛唐至中唐时期的吴道子、项容和王墨等画作,随着五代、两宋山水画的崛起,尤其是宋人崇尚平实、儒雅和理智的世界观的逐步确立,注重黑白阴阳互补的水墨画大放异彩。元代文人画的兴盛更使水墨画得到空前发展。墨笔技法较设色技法更加灵动、流畅,同时对整体布局、构图、寓意和时空的表现力要求更高。至此,中国绘画开启了水墨画、“水墨+设色画”、设色画、“设色+水墨画”的对立与统一的时代新特征,水墨画与设色画同时并存、同步发展的势态延续至今。此次展出除去法书8件墨笔珍品和上海博物馆出展的7件外,五代设色珍品2件,宋代设色珍品22件/幅、墨笔珍品7件,元代设色珍品9件、墨笔珍品12件。宋代绢本设色大作有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传为李成的《晴峦萧寺图轴》、波士顿美术馆藏范宽(传)的《雪山楼阁图轴》、波士顿美术馆藏赵佶的《五色鹦鹉图卷》和大都会博物馆藏马远的《月下赏梅图页》等,绢本墨笔有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巨然(传)的《溪山兰若图轴》和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夏圭的《山水十二景图卷》等。元代墨笔珍品有大都会博物馆藏吴镇的《老松图轴》和倪瓒的《江渚风林图轴》、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张渥的《九歌图·褚奂书辞卷》和赵孟頫的《竹石幽兰图卷》,以及大都会博物馆藏王冕的《墨梅图轴》等,设色珍品有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盛懋的《山居纳凉图轴》、和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任仁发的《九马图卷》等。如果说晋唐绘画设色多为具象表现山水人物花鸟的话,那么五代宋元水墨画的强势崛起就是墨分五色、阴阳互补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得以大放光芒的结果,也是从具象到意象的绘画理论的创新表现。宋元乃至明清,水墨画和设色画的并重发展,又重塑了中国绘画和而不同、殊途同归和“阴阳互变”的千年墨魂。

  其三,五代宋元山水人物画的新样式——“山水+人物画”。

  中国山水画于东晋而滋育,于南北朝而确立,“隋唐山水定乾坤”。进入五代宋元,更多前朝官僚、南下文人或隐居人士大多已无心政治,他们要么专注花鸟,要么迷恋自然。此时,中国画的主题已由人物画为主悄然转为山水画,人物逐渐走入山水间,形成以山水为主,人物与建筑点缀其中的新局面——“山水+人物画”。代表作品有此次展出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后赤壁赋图卷》(乔仲常)、《赤壁赋图页》(李嵩)、《山居纳凉图轴》(盛懋)、《春游赋诗图卷》(传马远)和大都会博物馆藏《月下赏梅图页》(马远)等。同时,隋唐时期以“人物+室内/庭院”的人物场景画开始转向人物由山水作为背景的“人物+山水画”。此次展出的人物山水画代表作品有波士顿美术馆藏周季常的《五百罗汉图轴》等。至此,晋唐盛世以及华丽宫廷中的煊赫人物画题已趋淡化,两宋从帝王到文人,尤以元代汉人墨客更加敬畏自然或推崇佛道,将渺小的人物融化到宏大的自然山水之间,自然环境与人物心境、敬畏自然与超越自我的和谐互补的书画墨魂再次得到释怀演绎。

  其四,宋代花鸟画在宫廷画院独树一帜——细节至上、以物拟人。

  中国花鸟画的发展既得益于宫廷画院之内院体画的延续,又受益于画院之外文人画的发展。所谓“画院之内”是指自西蜀、南唐首设画院以来,北宋“翰林图画院”、南宋画院和明代画院兴盛对于中国花鸟画的积极影响;所谓“画院之外”,是指画院墙外各种文人笔墨、“野逸”之风对于中国花鸟画的有效促进。中国花鸟画的丰富多彩和中国花鸟画史的深沉跌宕,正是涵盖了画院内外之辩,宫廷画与文人画的争妍与互补。宋徽宗赵佶重花鸟写生,流传诸多佚事。他要求画月季花和牡丹花时仔细观察,能画出不同时间的变化。一次,众画家写生孔雀,只重生动富丽,画孔雀升墩为先举右脚。赵佶告知需细心体察,谓孔雀登高时必定先举左脚,被传为画坛佳话。赵佶重视写生,使创作极受裨益,他的作品被邓椿誉为“妙体众形,兼备六法”。此次展出中波士顿美术馆藏赵佶珍品有《五色鹦鹉图卷》等。从中,人们可以再次捕捉到中国书画千年墨魂的灵光——客观形状与主观意愿的和谐互补、造型细节与精气神韵的辩证掩映。

  其五,南宋院体画的时代特征——以简代繁、偏安情怀。

  在政治南迁、南北有别的时代特征下,绘画艺术以“南宋四大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珪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摒弃了北宋以来大山主峰为中心的高山瀑布式构图和细密繁复的笔墨,而创新为简笔化,单纯化的形式,常用对角、远近、黑白的对照方法进行构图,使画面的中心偏离正中。主体坐落在半角一边,开阔画面空白,留有暗示空间,形成边角情怀,多少映衬出半壁江山的惋惜之意。另外,相对北宋而言,南宋的书画以团扇、册页或小幅画面为主,由此创造出又一以少胜多,以虚代实,以白当黑,以简代繁的艺术风格。此次展出的这类风格的代表作品有大都会博物馆藏马远的《月下赏梅图页》、梁楷的《泽畔行吟图页》和马麟的《兰图》,波士顿美术馆藏夏圭的《风雨行舟图页》,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李嵩的《赤壁赋图页》等。以简代繁、偏安情怀明为构图特色,实是中国书画千年墨魂的又一具体呈现——情景交融、以人为本。

  其六,两宋文人法书和皇帝法书个性化的趋势——传承与超越。

  宋代文人法书尊重性情,遣兴抒怀,但是最核心的法书价值观是先传承后超越。宋代书法,虽苏黄米蔡四家并称,但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影响为最大。黄庭坚,字鲁直,号清风客。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又受到焦山《瘗鹤铭》书体的启发,最后形成自己的行草书法风格。综观两宋文人法书和皇帝法书的变迁墨脉,不得不折服于中国书画的千年墨魂——传承与超越。

  其七,元代文人画的发足——移情寄兴。

  “文人化于元代”,是元代山水画的基本特征。元朝特殊的政治氛围导致了遗民画家的崛起,文人画的发展更为迅速,以至成为画坛的主流。讲得概要一些,“文人化于元代”涵盖两个方面,一是元初士大夫的文人山水画,二是以在野文人为主力的文人山水画。文人山水画的基本特点在于十分突出山水画的文学性和笔墨的韵律性,以书入画,追求用笔用墨的书法化、写意化,同时,重视绘画中诗、书、画的进一步结合。总体说来,元代山水画与前代相比,前代山水画强调山水的内在结构和韵律,而元代山水画则把它当作移情寄兴的手段,借以表现画家的自我人格与个性。这一分野,直接影响了元代山水画的笔墨技巧乃至时代风格。元初士大夫的文人山水画以赵孟頫、钱选、高克恭、唐棣等为代表。赵孟頫的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开创元代新画风,被称为“元人冠冕”。他也善篆、隶、真、行、草书,尤以楷、行书著称于世。他的山水画继承晋唐五代和北宋的优秀传统,博采众家之长,自成一家,为“元四家”那种以诗意化、书法化来抒发隐逸之情的逸格文人画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次展出中赵孟頫的代表作有《竹石幽兰图卷》(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等,再次体现了中国书画的千年墨魂——借景抒情、推陈出新。

  总之,借鉴中国书画的千年翰墨、魂脉持续,期待上海博物馆的文化传播能够继往开来、文化功能能够和而不同、文化力量能够不断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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