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李笠与马悦然发生争论 祛魅还是侮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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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藤和乞丐有什么关系？” 文汇报：您在诗中提到的“紫藤啊紫藤”是译错了，原文是什么？ 李笠：瑞典文原文就是“牛舌草”的意思，和“紫藤”是两回事。原诗是意象，是牛舌草从柏油路当中钻出来，像是从柏油路上站起的乞丐。紫藤和乞丐有什么关系？那是很华丽的一种植物！我的译文里还作了中文性的创造，译为“牛舌草，牛草/从柏油路上站起/像一个乞丐”，后一句“牛草”意思是很牛的草，非常卑微，但具有生命力。 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每首诗翻得完美无缺的，客观情况下，有几首翻得好一些，有几首翻得弱一些，这都是正常的。马悦然你不能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说别人犯了很多错误，把别人给否定了。我的不满主要是对他的态度，缺乏对翻译界的尊重。那我就要揭露：你的中文也就是soso。 文汇报：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应该相信瑞典汉学家翻的中文，还是懂得瑞典文的中国诗人？ 李笠：当然应该相信写诗的人。马悦然竟然不懂得这一点。我就是要削削他的气焰。他这种架势背后是什么？是一种殖民主义的幽灵。德国汉学家顾彬或多或少也有这样的倾向。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他第一个发言过了就睡着了，根本不听别人说了什么。他们在中国有市场，和我们无知、自卑有关系。 我在想，马悦然那种自以为是从哪来的？我用瑞典文写诗我都没把握，要请瑞典人看一下，那么马悦然把他的母语译成非母语的中文，却如此有把握，这么自信，他的这种狂妄我想是被中国人的诺奖情结给宠坏了。我特别不喜欢马悦然使用“发现”这个词，他“发现”了中国的这个作家那个作家，这是殖民主义者的口气，就是“我看见，我征服，我是鉴赏家，我是伯乐”的意思。他说的还是上个世纪的话，骨子里是自以为是、惟我独尊。 如果我是马悦然的话，在记者会上合适的措辞应该是：“我非常喜欢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我提供我翻译的版本，读者可以参考比较”，谦虚一点，不要说伤害别人的语言。 特翁得奖后，我又花了五个月时间重新翻译、校正，再次出版修订本全集，我凭的是什么？是对诗歌的认真和热爱。我对自己说：译出特朗斯特罗姆的气息和脉搏！把它们翻得像崔颢的《黄鹤楼》那样优秀。我也是有一种野心，要翻成一个绝版，没有人超过我，你知道有一位诗人叫臧棣，他对我的评语是“发明了汉语的特朗斯特罗姆”，确实是这样，我的语言风格影响了很多人，一代人啊。我创造了特翁的诗作的汉语版本。马悦然你怎么能知道这些呢？尽到这儿摆着殖民主义者的姿态。 文汇报：至少你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找到了特翁的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关系。 李笠：他从我那儿偷的，我翻译了那么长时间，这个美学观是我研究的东西，早在他谈话之前我已经写过了。他想炫耀他的汉语，但弄巧成拙，有几首还凑合，整体看来却没有骨架，没有力度。特翁是很有力量、很有力度的诗人。温柔的诗人不等于温柔的语言，不谈这些了，简直没法说。 文汇报：马悦然的译作和您的译作互有出入的地方还有哪些？ 李笠：有位朋友在做，前两天我们还做了英，瑞，汉三种译本的对照。马译很糟糕。材料在朋友那儿，现在还给不了你。 (采访稿经受访者审阅) 马悦然：“这不是翻译家的态度和作为” 弓拔弩张气氛中，也许最置身事外的就是特翁本人了。自1990年中风后，他沉浸于用左手弹钢琴与写诗的宁静之中。他应该还不知道，或者不必知道，马悦然——相识五十年，1983年开始将他的诗译成英文的老朋友，和李笠——1987年首次和他见面，交情甚笃、翻译了他的诗歌全集的中国译者之间，正在爆发一场以保卫他的诗歌为由的战争。 “我们并不愿意参与争论。其实李笠没有必要这样做。但既然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马悦然会客观写一篇对于李笠翻译的《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的书评。”马悦然夫人、学者陈文芬对记者说。答应接受采访几个小时后，马悦然的电子邮件于11月6日凌晨发送至记者的邮箱，并附有以瑞典文、英文、中文三种语言比较的李译特翁徘句错误报告。 在同一天，马悦然正式起草一封信件通过航件邮件形式向上海递来。 “任何一个译者都可能出错，包括我自己” 文汇报：为何决定写信给李笠？ 马悦然：我不在乎李笠对我的人身攻击，但是他的那首《写给……》(指李笠11月5日发表于新浪博客的《给一个和老头结婚的年轻女人》)是侮辱我的妻子的。李笠那两首攻击我跟我妻子的诗文，不是一个翻译家讨论问题的方法跟态度。我在信中表明我对此事的态度。以前我只认为他是不好的诗人，很坏的翻译，现在还知道他是心恶的人。 文汇报：这件事的起因似乎是您在上海的记者群访会上说之前翻译特翁的作品有一些错误，因而激怒了译介了中文版《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的李笠。 马悦然：我指的是有些译本有错误。但这不代表这些译本不可读，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翻译的优点缺点，以及自己的编辑与诠释。正如你在上海的记者见面会上亲眼所见，我没有提出任何一位译者的名字。就像《道德经》的英文译本有一百多个，我需要一个自己的特翁诗作的译本。特别是我选择了特翁中风以后的诗作。我在上海的演讲，从未指名道姓任何一位译者的译本有哪方面的问题，我只说过，现有的特翁译本有些错误，比如英文版《道德经》有一百多个译本，我需要自己翻译一个译本。其二，上海之行，我不但从没说过李笠的译本出错，相反的，在复旦大学演讲《我为甚翻译特翁的诗作？》我朗读比较过李笠、董继平两人翻译《风暴》这首诗，李笠这篇的译文节奏感比董继平好。他有优点，也可以夸奖。 我要强调的是任何一个译者都可能出错，包括我自己。 文汇报：关于特翁的徘句中您译为“紫藤”而李笠认为应该是“牛舌草”的植物，瑞典文原文到底是什么？ 马悦然：我每次翻译作品遇到植物学方面的问题，会请教皇家科学院院士、瑞典著名植物学专家Bertil Nordenstam，收到你的提问，我立即发电邮询问他，自己也上网查过，答案是相同的，我翻译的“紫藤”跟李笠翻译的“牛舌草”，拉丁文同属Echium(蓝蓟属，——记者注)。 文汇报：李笠认为您将书名译为“巨大的谜语”是“把诗人的精神世界降低到了小孩猜谜语的境地”，对此您有何见解？ 马悦然：“谜”在汉语里头少用来当名词，“谜语”是个名词，也符合“DenStoragatan”(诗题是名词指定式)，另外，“巨大的谜”，不如“巨大的谜语”听起来有原题相同的节奏感。诗歌的节奏跟形式也是有意义的。 文汇报：正如美国诗人T.S。艾略特在中国有若干个译本一样，特翁在中国也已经有了来自于李笠、董继平、黄灿然、马悦然等的多个译本，这给读者造成一定的选择困惑。您有何建议给中文读者？ 马悦然：我没有任何建议，请读者自己判断。我在《巨大的谜语》序文已将翻译者的责任说得很清楚，我很愿意读者多理解译者应该体认到自己的双重责任：对原文的作者与译文的读者负责任。你也可以发现我在自己的序文从来没有批评过李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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