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人文精神应走出学院精英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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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欧梵：人文精神应走出学院精英的圈子 ●所以媒体很重要，媒体怎么做是一个说不完的问题。提到这点，我要说一下你们的《文学报》，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内容非常丰富，也约了很多稿子。当然这也是一个比较有限制的东西，更具推广意义的是视觉媒体。 ●在中国，梁启超最先办报纸是为了将新的知识带给民众，而现在报纸社会启蒙、生活启蒙的意义消失了，它的意义变为了消费、炒作。正因为这样，我觉得媒体更应该重拾它的人文意义。 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时代，效率至上的工具理性和物质崇拜的消费主义大行其道，人文主义遭受到全面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李欧梵新近出版的 《人文六讲》 一书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重构人文学科，对文学、音乐、电影、建筑等进行触类旁通地研究，依据日常生活，寻找当下的人文精神建构方式。李欧梵在上海演讲期间，本报对其进行了采访。 记者：《人文六讲》 在香港出版时标题是“人文今朝”，这意味着您认为在当下的都市生活中人文精神是存在危机的，甚至完全退却到人文学者偏安自守的一隅，“人文今朝”这样的标题是不是旨在唤起人们对人文精神的重新审视？ 李欧梵：我当时用这个名字是故意用的，典故来自一部美国电影《现代启示录》，想要表达一个意思：你现在就要抓住人文了，不要等待将来。我们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现代感”，所有的东西不管过去将来，只压缩在一个“现在”，然而现代感怎么用人文来解释，这才是我最注重的。人文的精神在哪里？整个的人文回归恐怕已不大可能，那我们只能抓住几个瞬间。我们需要找到一些关键时刻，在一瞬间感受到人文的气息，跟古人交流，使“现在”的意义更为丰富，这可以称之为“神交”，有时候甚至只要一秒钟就够了。 记者：人文精神的讨论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王晓明、张汝伦等学者有感于商业社会迅速发展对于人文精神的冲击，曾经引发过一场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讨论。一方面，知识分子们对人文精神的失守一直焦虑，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种焦虑更多地局限于学院精英知识分子中。对您而言，人文精神似乎恰恰不是知识分子式的，而具有更普遍的大众意义。 李欧梵：我的目的正是将人文精神从精英学院的小圈子里带出来，将其普及化，所以我不用“人文主义”，因为讲起来太复杂。我对当时他们人文精神讨论的批评也正在于此，太过精英式了。学院中所讲的人文精神永远是有危机的，并不是从90年代才开始，中国人可能没有这种感觉，但西洋一直有，而且辩论不休。当下的问题是，人文学科太专业化，自我靠边站，不和其他的学科对话，总觉得自己被科学和商业逼到一隅，但是自己不主动与其他学科产生对话，那就只能越来越边缘。我在《人文六讲》的第二讲中提到人文学科重建的问题，正是想要解决这种边缘化，我的希望是将人文学科也从学院的圈子里带出来，是不是成功，很难讲。我现在只是一种尝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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