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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强访谈：以视觉切入文化 以文化改变生活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2013-02-17 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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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视觉切入文化　以文化改变生活
　　——四川美术学院当代视觉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张强教授访谈
　　
　　张强／亚太视觉
　　时　间：２００４、１１、０１
　　地　点：广　州
　　形　式：录音
　　
　　１、２００２年，您在英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化项目和访问研究活动，期间，曾专门就英国的视觉文化教育体制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能否请您简单地介绍一下您在这方面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
　　
　　张强：２００２年初，应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的邀请，我赴英国进行了相关的文化项目。同时，在大英博物馆的安排之下，先后访问了伦敦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考察了伦敦与曼彻斯特的城市空间。由于伦敦大学的韦陀教授是我在１４年前在中国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结识的老朋友，因此，有机会对他所任教的伦敦大学有了更深层的了解。

　　我此次在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文化项目，是在一个大型中国视觉艺术展上出场的。表演地点为大英博物馆的千禧建筑——圆形穹顶的大展苑。作为大英博物馆有史以来的首次当代艺术表演，让“张强踪迹学报告／行为书写”占尽先机，也许其中的深意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个人的荣誉。它反映在现场目击一些全球留英的华人访问学者的激动神情，也如事后在网络上一些台湾学者用诸如“有够了不起”，“无法想象”之类的词语表抒心境。

　　不过，这些对我个人并没有引起多少心底波澜，倒是一位专业批评家所言令我感触良多：张强在大英博物馆的“行为书写”，充分表明中国的当代艺术与西方尖峰发展的同步甚至进步，已经不再是“象征”了；他在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文化的颠峰场所”制定规则，让西方的女性介入其中，在中国艺术家的笔下进行自主运动，又表明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健康开放心态。

　　身兼学者与艺术家的双重身份，我的最大的学术理想，是将这些闪烁着理性寒光的视觉文化概念在现实中得到彻底的生效。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基础理论的研究，最可怕的是被悬置。事实上此次在大英博物馆的“行为书写” 就是我的一个成功案例，因为与“张强踪迹学报告”平行实施的是“踪迹学——艺术的文化穿越”专著的完成。早在１９８６年，就被国内批评家视为：这是“概念先行”导致的“结果匹配”的完美策划。

　　在英国，我对“视觉文化”最具效应的城市空间与单体建筑作为重点案例进行了悉心考察。与一般的建筑师的经验比对性的判断不同，也迥异于艺术史家的样式研究眼光。我更关注建筑的“出发点”，所谓的“建筑出发点”，就是主导这个建筑发生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比如，现代泰特美术馆是在泰晤士河边上的一个旧发电厂基础上改建的，新的美术馆保留了作为厂房的宏大空间，同时又通过空间的不同切割，将各类的视觉艺术品的主题展示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印象最深的是德国艺术家博伊于斯的矿石，它被放置在一个高深的空间里，在这个场景中，博伊于斯“社会雕塑”的含义无疑被升腾了。

　　与现代泰特美术馆平行的泰晤士河边，在“伦敦眼”摩天轮下面，还有一个小型的美术馆，内部是黑色的金属通道式空间分割，当时正在展出的是西方２０世纪上半叶“超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达利的作品，“超现实主义画派”以对现实的心理变形而著名，所以，这个空间的诡异是烘托作品气氛的有机因素。

　　不过，英国的设计学院的设计行业，从服装、日用品到建筑，实际上一直是在教授和传输这样的信息：成熟的设计必须是学术理念、艺术经验、艺术感觉的充分“概念化”，从一般的规律来看，一个视觉传达的设计师，真正将自己的作品从概念到实物，一般要在４０岁以上。这里避免了将原始的激情冲动误作成熟创造的后果。

　　从上个世纪末，大英博物馆开始收藏现代艺术作品（如毕卡索），到２００２年开始当代艺术的现场表演（张强行为书写），说明古典主题的博物馆系统所开启的现代机制。而英国为了迎接千禧年而臆造的十大建筑，更是在树立一个新形象：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的新姿态——它要激发出新的活力，就注定要行走在开放的途径之中；就必须要容纳世界上不同民族的新文化；就必须用现代文化来重新打造它的新体格……。
　　
　　２、从重庆电视台播出您的专访中了解到。当初您结束了在香港的文化项目，飞抵重庆，在四川美术学院担任美术学系主任，在这之后，您立即在国内首次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和一系列的概念、观点，强调要在学院教学体制中建立起独立的视觉文化系统，改进中国的艺术教育现状，真正建立起中国自己完整的视觉文化教育体系，培养和造就中国式的视觉文化智慧。您的理论在专业圈内引起广泛注目，各大门户网站纷纷登载，掀起了一场理论冲击波，现在能否请您简单地阐述一下自己的视觉文化理论的学术脉络。
　　
　　张强：２００２年９月，我是刚刚结束香港艺术公社国际美术馆的相关视觉艺术项目之后，抵达重庆的。当时，我对重庆（尤其是解放碑族群建筑），第一感觉是，重庆已经逼近香港了。一些学术与媒体的公开场合，我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当重庆成为香港的时候，重庆在哪里！？进而我向中国的建筑界发问：当中国成为纽约的时候，中国在哪里！？随后在重庆的一些具体城市空间项目，如中安翡翠湖、杨家坪上江城的“概念”研讨中，也在不断地强化我的有关建筑的多学科含义。建筑不仅是躯体的驻留地，更是“身体政治学”、“身体社会学”、“身体文化学”的完美实践；或者说是“身体视觉学”的最佳放逸场所。事实上这些项目在后来运营的结果，也在某些程度上印证了我的某些判断。

　　出任四川美术学院美术学系的系主任，实际上是我在学者、艺术家之外的另外一个理想寄存所在。那就是作为一个学科的负责人，可以将那些理性基础上的学术想象付诸于具体的操作之中。

　　我首先反省“美术学”这个“行政给定”概念在学科发展上带来的学科想象空间的狭窄，发表了“美术学在中国”的文章，提出了“美术学”这个概念不过是古典主义含义空间。

　　在学科设置上，在打通“美术学”、“设计学”、“建筑学”的学科壁垒基础上，整合三者的力量，在四川美术学院成立二级“视觉文化学院”。具体的操作步骤是，上马了“视觉文化管理与策划”专业。是一个与社会互动，与文化互渗，将管理由“行政”剥离，将策划概念的全新专业模式。同时，预计的新专业是“视觉观念与媒体传达”。

　　所以，我在接受专业媒体的采访中，明确地提出了有关“美术学”向“视觉文化”转型的设想。这个三次采访分别通过长篇系列访谈：之一，“面向当代文化，构建视觉学术体系”；之二，“经典的守护与先锋着的思想”；之三“不仅使历史恢复生机，还将使现实得到改变”。最先发表在国内最大当代专业门户网站“ＴＯＭＡＲＴ．ＣＯＭ”上。让我觉得有趣的是，之后被北京、深圳的一些商业网站大量转载。这样以来，似乎远远地超出了专业传播的范畴。
　　
　　３、目前，作为四川美术学院当代视觉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和首席专家，其辐射面遍及重庆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在这样的一种学术背景之下，在视觉文化理论的推进与实施过程中，目前您正在进行的工作重心是什么，下一个工作环节是什么，如何展开?
　　
　　张强：由于学院工作的需要，在征得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后，于上半年末，我欣然出任了四川美术学院当代视觉文化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一职。之所以觉得这个职位对我而言更为恰当的原因是，以“重庆市重点社科基地”为建设目标的“当代视觉文化艺术研究中心”，毫无疑问更符合我的“视觉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生效的理想。同时，通过与企业的互动，可以将一些学术概念推行于社会生活之中。

　　在“当代视觉文化艺术研究中心”的学术理念与学科逻辑中，我做出了如此的清理：

　　视觉文化学研究，是在当代人文学科发展背景之中，提示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同时，它既不是一个简单的视网膜映象的原理研究，也不是简单地社会学概念的联系，而是在以“视觉”为对象所激发的智慧系统，并由此进入到一个元理论的层面之上。
　　
　　视觉文化学基本学科逻辑：  

　　“视觉文化”一词首先打破“美术学”、“设计学”“建筑学”三大学科之间的学术壁垒，扩充行政给定的空间。使得原来因管理的便利而进行的设置的逻辑关系，回归到“艺术”自身发展的轨道上来。作为以“视觉”感官为特征进行学术整合，无疑符合当代瞬息万变“互连网络”时代特征。而“文化”一词，也将超越泛社会性背景下的“审美”、“愉悦”、“快感”的古典文化特征。从而真正能够切入到当代文化的“智慧”层面。

　　学术特征

　　作为传统的学术研究线路，或中国画、或建筑、或设计，其学科的成立标志，实际上来自于对象的特征的差异性，或者说是以差异的基线为标志来划分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系统内研究”。而以视觉文化为逻辑起点的研究，则是属于逾越系统的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是“系统外研究”，它的前提显然是对传统学科的超越。是在基本逻辑趋同性、归向性为标志进行问题考掘的。这种逾越不同具体学科的差异性，进而寻绎其共同性的“系统外研究”，较之于着眼于各种差异性的具体学科的研究，其学术归旨迥然不同。前者的问题视角之围绕具体的细节，力图获得某种具体而微的实证性结论。而后者则深入到问题内部的逻辑纽结之中，其相应的学术洞视更具有逻辑协同力量。

　　课题生发

　　视觉文化学方向的课题生发，一方面来自于对于各种一般性艺术理论、视觉文化理论抽绎、穿越、归纳、整合，构建全新的理论系统，同时，在以“视觉文化学”为新的逻辑起点上，重新生发出不同的课题。

　　换言之，当传统意义的分类系统、概念与命名被重置到“视觉文化”的系统基点的时候，则所以表述系统、概念系统以及相关的意义系统，都将得到全面的翻修。从而在新语境中被沉淀成新的视觉经验价值体系。
　　
　　4、听说今天您的研究生与本科生在某个方向中读的书，是您２３岁时的著作。而在３２岁的时候，您的一部著作又被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九五规划－－全国高等艺术院校研究生通用教材”。是这样吗？据我所知，您的研究涉及“美术史论”、“艺术史学”“跨文化研究”等等领域。而在视觉文化理论研究是您的新课题，在这个体系建构过程之中，城市空间和建筑文化方面是您所着力研究和充分阐述的理论重点之一。有消息披露，最近又有国家一级出版机构与您签约，策划和出版您的系列著作，请介绍一下您在这领域内的近期研究状况。
　　
　　张强：确有此事。早期的工作对我而言已经成为远远的过去时了。同时，任何学科的研究工作——尤其是人文学科或者是视觉文化的研究，持续性的工作是必须的前提。

　　我感到幸运的是我从未有停止我的想象与思考，也就是从来没有过理论的探险工作。同时，那些以往的幸运，我都看作是对我工作的额外的报偿。如此以来，可以令我一直保持“喜悦”的心态。

　　由于没有了所谓“成就感”的包袱，我的学术敏感和艺术实验、乃至于有关视觉文化的概念策划，包括从“美术学”向“视觉文化”的转型，也就可以“轻装上阵”了。

　　我当然知道要支撑“视觉文化”体系的实际经验，必然要面对两个领域，这就是“建筑”与“服装”，当然，在这里它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密切关乎到“社会文化”的新内容了。

　　由于我近期对于从视觉文化角度对于建筑领域的发言，使得国家机械出版社对我的相关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最终与之签约的两部有关“建筑学”专著的撰写。

　　同时，我策划的“观念城市”九册系列丛书也已经完成了前期的工作。出于出版社从商业运营角度的考虑，请原谅我无法做出更详细的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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